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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 》 中國大歷史 》
為什麽稱為“中國大歷史”?
黃仁宇 Ray Huang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不以道德論史,不以考為文,縱橫捭闔梳理年歷史,三言兩語點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處尢見黃仁宇獨到的史眼光。
黃仁宇這部書以短短的二十萬字的篇幅,勾畫整個中國歷史長達數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對於歷史的人物與事件細細地加以描述來顯示其“大歷史”的特點的。大歷史之為“大”歷史的理由在於,作者一改以往中國歷史學家的著述進路,不以史料的堆砌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單一歷史事件的描述為著作的主要關註點,更不以對接近作者時代的歷史大事的歡呼喝彩為能事。在著作的意圖上,首先確立起一個大意,“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連貫的綱領,和西歐與美國史有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然去做進一步的研究。可見,這“大”歷史的著述方式,註重的是對歷史宏觀綫條的勾畫,註重的是歷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湯因比所說的文明類型,或斯賓格勒所說的文化形態)的狀描,且是在區域歷史的相互比較中凸現其歷史特質。這歷史史著述,固然沒有引經典滿篇考證那樣的學理感,沒有繼承傳統史學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卻可以使我們免除習史的價值負。因此,我們不必將歷史讀作“資治通鑒”,不必將歷史認作弘揚某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歷史“應當如是”的價值旋流,滿足今天人們習史對歷史“何以如是”的因果關係的好奇心。
《中國大歷史》目錄
自序:為什麽稱為“中國大歷史”?
第一章西安與黃土地帶
第二章亞聖與始皇
第三章土壤、風和雨量
第四章兵馬俑的幕
第五章第一帝國:樹立楷模
第六章名士成為軍閥
第七章長期分裂的局
第八章歷史側進出
第九章統一的途徑
第十章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北宋:大膽的試驗
第十二章西湖與南宋
第十三章蒙古人的插麯
第十四章明朝:一個內和非競爭性的國
第十五章晚明:一個停滯但註重內省的時代
第十六章滿洲人的作為
第十七章1800年:一個瞻前顧的基點
第十八章從鴉片戰爭到自強運動
第十九章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第二十章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灣、香港與澳門
為什麽稱為“中國大歷史”?
——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這名詞刻下看來由我創用。如果有前人用過,則恕我查訪未周。其實此間之出處與是非已無關宏旨,因為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意。經濟學家以貨幣之流通影響到物質與雇傭之最基本的原則統稱之為‘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而以內部較精密之觀察有如涉及物價指數與商業周期等詳情稱為“微視經濟學”(microeconomics)由來已久。亦從未有人出自稱為始作者。宏觀與微觀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改稱大小,轉用於歷史,顯模仿而非明。
至於我自己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去,倒確經過一段長期間的周。
大部原因出自命運之安排。我年輕時從軍10年。解甲退伍之,負笈於海外,可謂“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這樣一段顛簸之經驗。自己尚在憧憬於近身所見聞的事跡之真意義,而一旦授有學位,作為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歷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復習與考試之,不免捫心自問;他們或她們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立身處世有何用場?難道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FeiTzu(韓非子)同受業者有Li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勵Shih-huang-ti(秦始皇)焚書,又為宦官ChaoKao(趙高)所構殺?EmpressWu(女皇武則天)的一生事跡僅是“穢亂春宮”?對我的學生講,除用她與沙俄的CatherinetheGreat(凱瑟琳二世)比較;或與清朝的EmpressDowager(慈禧太)比較,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處?
當然我無從將數年的歷史內凡一人一時一事提出與今日之西方處處銜接,講到午前之用場與黃昏之用處,提供建築師與會計師應參考的地方,這樣一來更感到綜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覺得我們應當泛的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與美國史有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亦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大的群衆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衆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作歷史之轉點。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財政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費教授對我個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顧,我已在其他書刊敘及。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處。他重分析,我主張綜;他堅持以20年為研究的圍,我動輒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繹法,我用歸納法。來《明代十六世紀之財政與稅收》書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國劍橋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財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志39,內中無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標名詞,有如“甲”。“均徭”、“驛傳”與“民壯”。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眼看出當中毫無唔系,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可以斥之為官僚制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為腐化。可是經過一段綜之,所見又不同。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面包括着一種中央節制制度,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囫圇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國一致,實際當中則萬干涉差。因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的改組而能支持276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産生一種負作用:此唔系不鼓勵各地展其特長,而製造一種人為的平衡。這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所以歷史學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為一種思維的方法。
日我作《萬十五年》時註重官僚統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內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大致得益於研究明代財政與稅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確是如此。他的書籍與筆記就在學院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腦內,如果要尋覓某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來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綫的途徑大步跨綫而去,使我緊隨在也好跟着犯規。
我和他討論辯論多次之,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為主,尤以他和我說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興,成立民族國,進行資本主義是一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那麽就有一種歸納重於分析的趨受不了。他又和我說起:“即算陰陽五行,大都認為是假科學。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我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麽地方。我和李公相處一年,以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劍橋。我受他啓的力量非一言可,事想來,我寫《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用一種綜的幅,不隨着別人去走牛角尖,其設計已肇始於1970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閑步縱論古今時。
迄至70年代的期,我已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修正,一步一步接近於現有佈局。中國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脫離《二十四史》。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以北京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76000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心每日讀50頁,也要四五年,井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係。《資治通鑒》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是將分列在本紀、列傳、志各處的節目再加以不見於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於支持傳統社會的價值。《資治通鑒》英譯為ComprehensiveMirrorforAidInGovernment,再直譯來即是:“用以資助於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而司馬光本人就入王安石改革中的遊渦,他的觀念免不一個歷史“應當如是”演進的偏見,而不及於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係。
我已經迭次在各處外表電表,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這井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决定其內涵,不如過去農業社會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所有道德觀念及其尺度可以亙世紀而不變,放大眼光說來,這也是說司馬光等的道德觀念有等於歐洲文藝興前之標,尚未進人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之境界。
作此書時我當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鑒》等基本資料,也仍重過去寫中國通史諸大師如錢穆,鄧之誠、周城各先生的見解,更參考西方的次級資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萬。我自已瞭解現代中國的基點仍在晚明。1960年間我曾在教書之讀過《明實錄》一遍。全書133册費時二年半,至今受益。至於本書特出之處則來自《二十四史》內之《食貨志》。二十四史內有食貨志12篇。雖然內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6篇巳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註,構成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綫索。迄今我最大的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適切而又不浮誇“參考書目”。如果要泛的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的基本著作也應捨棄不提。總之,既為一種大歷史,又因綜歸納而成,則自作者束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文件均有影響,旁及於文理哲學報紙雜志。
1980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本。當中若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亙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不同,“五十六國’之姓也極混亂,即南宋與金之和戰亦是前反,我在稿中介紹此為一種觀念或一種現象,因為我自己曾經整理明末財政,知道很多技術上之變數在長期歷史上之衍進無决定性之影響,不以之煩勞我的讀者。反之則袁紹一父祖經、黃巢行軍路綫,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瑣屑之處也代一種罕有的現象,則又實寫出。此中差異乃是本書註重想像,不註重機械式的記憶。有這樣的剪裁,我才能騰出篇幅介紹敦煌竜門石窟的外觀與內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閑敘至西湖景色及“白蛇傳”。
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産生現代型的經濟節制制度,在綜敘背景時我稱唐末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雖然這綫索在很多小故事之,明眼人一看就看透。我剛將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就接李約瑟博士來函:“哎呀,”他寫着,“一切靠抽稅而轉移1最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博士(私人方面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接受訪問時推薦此書,提到盛唐之中國再無有效的稅收制度打開局。可見得他們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識,所以一經說破,引起共鳴。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位書評者在報刊寫出:不論我寫的歷史是否談及古今中外,我總在把中國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
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數年之前尼講到他見毛澤東時,他恭維毛:“主席,你寫茶几本小册子,竟使整個中國改觀。”
毛立即抗議:“我怎麽能使中國改現,我不過使北京一二十的地方,這邊那稍微扭轉一下罷!
毛澤東猶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國改變?況且歷史從業員的工作是報導已經生的情事之前因果,不及於籌未來,事實倒是這樣的:我剛將《中國大歷史》整頓組織就緒,時值1981年間,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國領導人正在提倡“摸石頭過河”,關於他們改革的新聞,經常在美國報紙雜志出現。這趨勢和象與我私下想像中國歷史和西洋文化匯合,以商業組織代替過去農業組織之唔系,逐漸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諸條件符。這姓种种氏條件不由我創意,而源於英國研究17世紀的專千克克勤克儉拉(SirGeorgeN.Clark),他認為英國在光榮革命進入這境界。將一個農業國蛻變而為一個工商業國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個隱喻:有等於一隻走獸蛻化而為飛禽。以英國的農業基儲社會習慣和法規傳統而能使銀行開設於鄉鎮之間,土地能隨意典買抵當,各地創建付費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動,17世紀之前已是不可思議。因為日子久,我們以為英國來如此。想像不到要將這樣一個國當作一個城市國那樣的處理,以貨幣作管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奮。本書有10頁左右的篇幅介紹西歐國進入這境界的程序。中國是否已進入這境界,讀者一望可知,至於中國應稱目下的節制制度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我主張讓摩登學究去爭辯。
話說回頭,80年代最初的年,我雖有以上的愚見,還不敢申張,直到大陸上‘承包到戶”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杜不成為生産的單位,情勢確是不能逆轉,將本書結論作較肯定的說法寫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十年的籌謀思慮,那也就不能說我和出版者沒有慎重將事。
為什麽稱為“中國大歷史”?
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影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本書作者不是哥倫,他沒有現新大陸。可是他像一個普通船員一樣隨着哥倫航行4次,親牙買加、洪都拉斯諸地,到西班牙,說及確有一個新大陸的存在,聽的人還說他在講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耐煩。
黃仁宇
1993年8月18日紐普茲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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