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以人們的社會生産關係即經濟關係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闡明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産和分配的規律。 | | 政治經濟學中的“政治”（politics）一詞，源於希臘文的politikos，含有“社會的”、“國傢的”、“城市的”等多種意思；政治經濟學中的“經濟”（economy）一詞，來源於希臘文的oikonomia，原意是家庭經濟管理。“政治經濟學”一詞是法國重商主義者A.蒙剋萊田在1615年出版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後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首先使用的。1775年，盧梭為法國《百科全書》撰寫了“政治經濟學”條目，把政治經濟學和家庭經濟區分開來。可知，政治經濟學作為研究經濟活動的理論科學的名稱自17世紀就開始得到應用了。
當重商主義者蒙剋萊田最先使用政治經濟學這一名稱時，政治經濟學還衹限於研究流通領域的個別經濟現象，因而還沒有形成為獨立的真正的經濟科學。17世紀中葉以後，首先在英國，然後在法國，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逐漸發展成為工業生産的主要形式。資産階級為了同封建勢力作鬥爭，必然要求從理論上說明資本主義生産、分配的規律，論證資本主義生産的優越性。這就産生了以A.斯密和D.李嘉圖為主要代表的資産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興起和發展，使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點開始轉嚮生産領域和包括流通領域在內的社會再生産過程。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逐漸形成，並發展成為專門研究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規律的理論科學。所以，馬剋思說：“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産生的。”
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資本主義生産逐漸由工場手工業嚮機器大工業過渡，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之間的鬥爭不斷發展，直接威脅着資産階級。1825年經濟危機的爆發，使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日益顯露出來。面臨這種形勢，資産階級更加需要的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適應這種需要，産生了庸俗政治經濟學。庸俗經濟學者拋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許多科學成分，致力於抹煞階級利益的對立，用各種各樣的辯護理論，維護資産階級利益。在資産階級經濟學領域中，到19世紀30年代以後，庸俗經濟學逐漸取代了古典政治經濟學。
19世紀上半葉，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形成時期，産生了小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小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抨擊了資本主義制度，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矛盾，但是它們不瞭解資本主義矛盾産生的原因，衹是站在維護小私有製的立場來反對資本主義私有製。
在小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産生的同時，也産生了空想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者在應用政治經濟學剖析資本主義方面作了最初的嘗試。他們對資本主義制度作了尖銳和無情的批判，否定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恆性，論證了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性。但是，由於他們在理論分析上還不能擺脫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範疇的限製，不瞭解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因而不可能找到創造新社會的社會力量和正確途徑，衹能陷於空想。
19世紀40年代初，馬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繼承了資産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創立了馬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實現了政治經濟學的偉大革命。馬剋思恩格斯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初動因，是為瞭解决實際的經濟問題，捍衛勞動人民的物質利益。同時，也是為了探索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揭示階級鬥爭和黨派鬥爭的根源。恩格斯認為，馬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有關時代的經濟學，是理解社會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趨勢的科學，也是理解整個社會發展和變遷的理論科學。馬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在於：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産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産方式快要瓦解的標志，並且在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産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 | | 最初出現的資産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如何使財富增長以及財富的生産和分配的規律。例如，斯密的《國富論》就是把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其産生和發展的條件作為研究對象的。小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人口和財富的比例問題是人們的物質福利問題。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由於它的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使得它們總是撇開財富的社會形式去研究財富的生産、分配和交換，研究物與物之間的關係。
馬剋思和恩格斯馬剋思和恩格斯實現了政治經濟學的偉大革命，科學地確立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明確指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是物，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社會生産關係。社會生産關係的內在結構，即社會生産關係運動中生産和交換、分配、消費之間的關係，不是並列的，也不是互不相關的，而是辯證地運動着的。“生産既支配着與其他要素相對而言的生産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一定的生産决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係。”當然，生産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决定於其他要素。但是，政治經濟學對社會生産關係的研究，必須從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中去研究。
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生産關係（經濟關係）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用馬剋思自己的話說，就是：“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産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在《資本論》第一捲序言中又指出：“我要在本書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以及合同相適應的生産關係和交換關係”。為什麽政治經濟學要義研究生産關係為其研究對象呢？
1、物質資料的生産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
①、物質資料的生産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我們知道，人們要生存，就要吃飯、穿衣、住房，就需要各種生活用品，但是，要得到這些東西，就要經過人們的生産活動，正如馬剋思所說：“任何民族，如果停止了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所以，物質資料的生産是社會生活的基礎，也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衹有在這個基礎上，人們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等其他方面的活動。這就是說，人類的一切活動都依賴於生産活動。因此，我們說：“人類的生産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正因為如此，物質資料的生産就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
②、生産過程三要素
人們要進行物質資料的生産，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人的勞動、勞動對象、勞動資料。
人的勞動：就是指勞動者運用自己的體力和腦力改變自然使之適合人類需要的活動，或者可以說是勞動力的支出，也可以說是勞動是人的腦力和體力的耗費。這一要素是進行生産的主觀條件。
勞動對象：就是指被勞動加工的一切東西。勞動對象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自然界原來就有的東西，如，原始森林中的樹木，地下埋藏的礦石化石油等；另一類是以被人們加工過的東西，這一類也叫原材料，如織布廠用的棉紗，化工廠用的催化劑等。
勞動資料：也叫勞動手段，是指人們在勞動過程中，用來改造勞動對象的一切物質資料和物質條件。即除勞動對象以外的一切物質條件。它包括生産工具、生産建築物、道路、河流、倉庫等。在勞動資料中，起主導作用的是生産工具。生産工具的發展水平，是人類控製自然能力的尺度，是社會生産力發展水平的物質標志。正如馬剋思所說：“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産什麽，而在於怎樣生産”。
從上述三要素，我們可以看出，任何一個生産過程，都是人使用勞動資料，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的過程。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我們把它們統稱為生産資料，它是進行生産的客觀條件。
人們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往往不是單個人進行的，而是以團體的形式來進行的，也就是說，人們在進行物質資料的生産的時候，不僅要與自然發生關係，而且相互之間也不然要結成一定的社會關係，並且衹有在這種關係中才能有人們對自然的關係。所以，我們說，不論什麽樣的生産，它都包括者相互聯繫、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人和自然的關係與人和人的關係。人和自然的關係構成社會的生産力，它表明人類改造自然已經達到的程度；人與人的關係構成社會的生産關係，它表明人們在社會生産中的地位、交換關係和産品的分配關係。
2、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社會生産關係
所謂生産關係，就是指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産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係。生産關係也叫經濟關係，它是一切社會關係中最基本的關係。馬剋思指出，人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化相互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産”。因此，生産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是社會的生産，人們衹有首先發生相互之間的聯繫，而後才能同自然界發生聯繫。在階級社會中，則表現為階級關係。
物質資料的生産是人類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基礎，而物質資料的生産又是不斷進行的社會再生産過程。這一再生産過程包括生産、交換、分配、消費四個環節，社會再生産過程就是這四個環節的辯證統一過程。社會生産關係就是人們在社會生産和再生産過程中結成的生産、交換、分配、消費的社會關係的總和。
在這一整體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産。
所謂生産，是指以一定關係（一定的勞動方式、一定的生産資料所有製為基礎的勞動者與生産資料結合的形式）結合起來的人們改造自然、生産物質資料的過程。人們在這一過程中的共同活動和相互交換其活動的關係構成生産關係，這一生産關係既包括勞動者在分工協作基礎上互相交換其活動與能力的關係，也包括社會生産各部門、企業之間在生産過程中發生的協作關係以及人們對生産進行組織管理方面的關係。
首先，生産决定分配，有什麽樣性質的生産關係，就有與其相適應的分配形式，分配的結構决定於生産的結構，它體現人們對産品的所有權關係。第一，被分配的産品衹是生産的成果,因而生産的發展水平决定了可分配的産品的數量。第二，生産的社會性質决定了分配的社會形式。
其次，生産决定交換，交換包括人們在生産過程中發生的各種活動和能力的交換，以及一般産品和商品的交換。前者屬於直接的生産過程，後者則是聯結生産、分配、消費的中間環節。沒有生産發展和社會分工，就沒有交換。生産資料所有製的性質决定交換的性質，生産發展的水平和結構决定交換的深度和廣度。同時，交換對生産也有反作用，交換的發展也可以促進生産的增長和社會分工的發展。
第三，生産决定消費，,生産為消費提供對象。而且决定消費的方式和消費的性質。生産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消費，生産關係的性質和生産的目的不同，人們在消費過程中體現的消費資料所有製、消費結構和消費水平也就不同。反過來消費關係有對生産關係具有反作用，這主要表現在消費不僅是産品成為現實的産品，而且還創造出新的生産的需要成為生産發展的動力；還不斷生産出生産的主觀因素——勞動力。所以，生産關係和消費關係互為條件，互相依存，互相轉化，生産時期支配作用的要素，一定的消費關係是一定生産關係的一個方面的體現。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社會生産關係是人們在生産過程中所發生的生産關係、交換關係、分配關係、消費關係的有機整體，生産資料所有製形式是這一生産關係的基礎，它决定了生産關係的性質。所以，政治經濟性研究生産關係，解釋生産關係的發展規律就必須研究考察生産關係的生産、交換、分配、消費這些具體的形式，才能揭示其本質。
3、政治經濟學必須結合生産力研究生産關係
生産力和生産關係是社會生産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不是任意的、偶然的結合在一起的，而是有機的必然的聯繫着的。一定的生産力水平客觀上要求有一定形式的生産關係同它相適應，二者的有機結合就構成了一定社會的生産方式。
所謂生産方式，就是指人類社會為了生存和發展而謀取物質資料的方式。生産力是生産方式的物質內容，生産關係是生産方式的社會形式。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的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的矛盾，就構成了生産方式的內部矛盾。這一矛盾的發展變化，導致生産方式的發展和變革。那麽，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的矛盾是怎樣發展變化的呢？
首先，生産力决定生産關係。
一定的生産力要求一定的生産關係同它相適應，每一種新的生産關係，都是適應與一定的生産力狀況而建立起來的。有什麽樣的生産力，就有什麽樣的生産關係與之相適應，生産力的性質决定着生産關係的性質。正如馬剋思所說：“手推磨産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産生的是工業資本傢為首的社會”。所以，生産力是生産力與生産關係矛盾運動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不可能長期停留在一個水平上，而是經常處於不斷的發展變革的過程中。而生産關係則相反，它具有相對穩定性。即每一種生産關係一經形成，就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當着他所容納的全部生産力發揮出來之前，它是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産關係，在它所賴以存在的物質條件成熟之前，也是不會出現的。所以，有什麽樣的生産力，就會産生什麽樣的生産關係，生産力嚮前發展到一個新的更高的水平，遲早要引起生産關係的變革。所以，生産關係的任何變化，歸根結底，都是由生産力的性質决定的。生産力决定生産關係，生産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産力的發展狀況，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最基本原理之一。這個原理深刻揭示了社會歷史發展的源泉，指出了生産力是生産方式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最終决定力量，而生産力中的主要因素——勞動人民則是歷史的創造者。
其次，生産關係對生産力的發展具有反作用。
生産力對生産關係固然有着决定作用，但是生産關係也不是消極地適應生産力的發展，它對生産力也具有反作用。具體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當生産關係同生産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時候，它對生産力的發展起積極的促進作用。例如，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由於適應生産力發展的生産關係代替了阻礙生産力發展要求的舊的封建主義的生産關係，使生産力得到了迅速發展。馬剋思講“資産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産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産力還要多、還要大”。二是當生産關係同生産力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的時候，它對生産力的發展就起着阻礙和破壞作用，並成為生産力發展的桎梏。例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就是資本主義生産關係不適應生産力發展的具體表現。這時候，隨着生産力的發展，就要求改變舊的生産關係，以適應生産力發展的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說：“社會制度中的任何變化，所有製關係中的每一次變革，都是同舊的所有製關係不再適應的新生産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所以，這種同生産力不相適應的陳舊的、起阻礙作用的生産關係總不能過分長久的落後於生産力，它或遲或早要被能適合生産力要求的新的生産關係所代替，新的生産關係一旦建立起來，就能成為一種積極的能動力量，促進生産力的迅速發展。
從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來說，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的矛盾運動，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人和社會的發展變化都是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的矛盾引起的，都可以用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的矛盾運動來解釋。
政治經濟學以生産關係作為研究對象，就不可避免地要研究生産力，而且研究生産關係的目標也是要使生産關係適應生産力發展的要求，進而促進生産力的發展。因此，先進生産力的發展方向，生産關係與生産力的矛盾運動是政治經濟學關註的重點。馬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代表先進生産力的無産階級利益的思想理論，因此，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生産關係的研究就有不同的着眼點：對資本主義生産力與生産關係的研究目的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産關係對生産力的阻礙作用，尋求改變這種生産關係的動力；而對社會主義生産關係的研究則目的在於尋求完善社會主義生産關係的途徑，以進一步發展和解放社會主義的生産力。當然，也要研究資本主義在其運行過程中可以為社會主義藉鑒的措施和方法，以推動社會主義更快的發展。
當今世界的經濟學主要有馬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兩大體係，這兩大體係對經濟體的分析側重點有所不同：馬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偏重的是對本質層次的分析，及對生産關係的分析；而西方經濟學則偏重的是對經濟運行層次的分析，及對微觀與宏觀經濟運行中各種變量之間關係的分析。當然，馬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會涉及經濟運行，但他的重點是分析生産關係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和調整；西方經濟學也會涉及經濟制度的分析，但他是把資本主義作為永恆的社會制度而分析其具體體製的。所以在學習過程中要註意把握。 | | 馬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就是要揭示經濟過程的本質聯繫及其運動的客觀必然性，即揭示客觀的經濟規律。
1、經濟規律及其特點
馬剋思主義認為，世間一切事物都是按一定的規律發展變化的，規律就是指事物內部具有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繫。如地球圍繞太陽旋轉，萬有引力，能量守恆，等等都是規律。規律具有三個特點：一是客觀性。任何規律都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客觀存在的，事物的規律性决定於客觀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內部矛盾及其所依賴的客觀條件。如，地球圍繞太陽轉以至於分出白天黑夜，樹葉的下落，不論你願意不願意，喜歡不喜歡，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二是強製性。規律及時客觀的，這就要求人們必須按客觀規律辦事，順應客觀規律，否則就達不到預期的目的。例如，騎自行車。三是普遍性。（可重複性）不論什麽規律，都是在一定的條件下産生的，因此衹要具備一定的條件，規律就會重現。如，在正常大氣壓下，100度時水就可以變成氣。在0度時則可以結成冰。可見規律具有普遍性。
經濟規律就是指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現象之間的共同的、普遍的和經常起作用的東西。它是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本身固有的、本質的、客觀的必然聯繫。例如，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價格時高時低，商品供應時多時少，商品生産者有的發財，有的賠本，這是為什麽呢？就是因為在這些經濟現象後面，有一種內在的、本質的東西在起作用，這種東西就是經濟規律。
經濟規律也和其同規律一樣，具有客觀性。它的客觀性在於：經濟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它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下産生並發生作用。任何人，違背了或是企圖臆造任何經濟規律，都會無一例外地遭到無情的懲罰。這是因為經濟規律具有如下特點：首先，經濟規律的存在具有歷史性。它們衹在一定的歷史階段發生作用,隨經濟條件的變更而變化。其次，經濟規律作用的實施必須有人的活動參與其中，由於人們認識、利用經濟規律的能力有限，從而使經濟規律作用的發揮受到了限製用。
2、經濟規律的類型
經濟規律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共有經濟規律。是指在以為社會經濟形態中都起作用的經濟規律。如，生産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産力發展的經濟規律，不論什麽社會都存在。
二是部分共有經濟規律。是指在幾個社會經濟形態中存在的經濟規律。如，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社會中存在的規律。
三是特有經濟規律。是指在某個特定的社會經濟形態或某一社會經濟形態的某一發展階段存在並發生作用的經濟規律。如，剩餘價值規律，按勞分配規律等。
正因為經濟規律有這樣幾種不同的類型，各個社會形態不僅以自己特有的經濟規律而彼此區別開來，而且以一切社會形態共有的經濟規律相互聯繫着。人類社會經濟制度的發展，已經經歷了五種社會制度，各種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不同，生産關係發展的規律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把一切歷史時代的生産關係都看成是一樣的，不加區別的進行研究，我們應該根據生産關係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揭示出各種社會特有的經濟規律，然後才能在這個基礎上揭示出各個社會共有的最普遍的規律。所以，恩格斯指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
3、經濟規律能夠被人們認識和利用
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的，又是看不見摸不着的，但卻是可以被人們認識和利用的。也就是說，經濟規律雖然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而客觀存在的東西，人們不能任意“消滅”規律或“創造”規律，但人們又是可以認識和掌握規律，利用規律來為社會謀福利，這是因為人有主觀能動性。一旦人們認識了客觀規律，就能有效的發揮主觀能動性，按客觀規律辦事，成為客觀規律的主人。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就是揭示客觀經濟規律，為人們提供認識問題和解决問題的依據和方法。所以，一定意義上說，人們所認識和利用的經濟規律就是由政治經濟學正確地揭示的經濟規律。 | | 1、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
生産關係適合生産力性質這個規律,是馬剋思和恩格斯的偉大科學發現。這一發現使人們科學地認識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過程。
馬剋思恩格斯把復雜的社會現象歸結為經濟關係,即生産關係,而生産關係的變化又歸結為生産力的發展變化。所以,馬剋思恩格斯沒有藉助於道德、良心等意識來說明社會的變化,而是從客觀的生産力水平出發,揭示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馬剋思主義註重從生産力、上層建築同生産關係的作用與反作用的內在聯繫中，闡明生産關係變化機製及其發展規律，註重對經濟權利、經濟制度及其歷史變遷的研究。這種具有歷史縱深感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同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將資本主義生産關係和經濟制度視為一般和永恆範疇的歷史唯心論方法，有天壤之別。
2、唯物辯證法
唯物辯證法是內容與形式、本質與現象等範疇，對立統一、量變與質變、否定與肯定等規律的方法論總稱。其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尤其強調下列方法：
第一，矛盾分析法
政治經濟學要研究生産關係及其運動規律,揭示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變化,就必須結合運用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從研究和揭示不同社會生産關係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人手。馬剋思所創立的政治經濟學,正是從剖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細胞商品入手,層層深入而揭示出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並由此論證了資本主義必將由社會主義所取代的客觀歷史趨勢。
第二，科學抽象法
要揭示事物的本質,都必須經過科學的抽象過程。對政治經濟學尤其如此。這是因為，分析經濟問題,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兩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這裏說的“抽象力”,指的就是人們運用頭腦對所研究對象的抽象思維能力。它要求抓住事物的內在同質性,捨棄非本質差異;抓住現象中反復出現的普遍形式或一般形式,捨棄偶然因素。
第三，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分析方法
歷史從哪裏開始,思維過程也應從哪裏開始，但歷史經常出現跳躍或麯折,這就必須運用邏輯的方法。它可以擺脫直觀的歷史形式和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進行邏輯推理。不過，這又不能是脫離歷史過程的純粹抽象推理。它必須結合歷史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通過思維推理,以概括的理論形式,從簡單概念到復雜概念,重現歷史的真實。所以,這種邏輯的研究方法與歷史的研究方法是有機統一和一致的
第四，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
質與量是相互依存的統一體,任何事物都包括質與量的兩個方面。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是如此。要能充分揭示人類社會經濟運行過程和經濟關係的內在本質和運動規律,客觀描述其表現形式和各種變量之間的關聯，必須同時從質與量兩方面進行考察,把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結合起來。
除此之外,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還需要運用綜合方法、歸納方法、演繹方法（含假設方法）以及規範方法和實證方法等認識手段，需要適當藉鑒係統論、倫理學和心理學等的某些方法和範疇。所有這些,共同構成馬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體係。馬剋思正是徹底批判了資産階級經濟學家的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出色地運用了這些方法論,纔成功地創建了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當代馬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要貫徹和發展這一科學的方法論體係。 | | 政治經濟學的實踐性、階級性與人文性
政治經濟學的實踐性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特性。是說政治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一門實踐的科學。馬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就是建立在它的階級性和實踐性的堅實基礎上的。過去,馬剋思、恩格斯為無産階級革命鬥爭的需要,運用無産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實踐第一的原則,創立了有高度科學性的馬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現在,面對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所發生的巨大變遷,面臨革命和建設的雙重任務,我們更要堅定地繼續運用工人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繼續堅持實踐第一的原則,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馬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捍衛它的科學性,任何“左”的或右的經濟思潮,均會使理論脫離和背棄當代經濟實踐,都將嚴重損害它的科學性,使之失去原有的活力和價值。應當不唯書、不唯上、不唯風，衹唯實。
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是由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對象决定的。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生産關係,本質上就是人們的物質利益關係。在階級社會或階級世界裏,生産關係及其經濟利益必然表現為階級利益的對立和差別。揭示生産關係的本質、矛盾和運動規律,直接涉及不同階級的切身利益。所以,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經濟學家從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出發,對社會經濟現象和經濟關係,有不同的認識和解釋。他們為自己的階級創立的經濟理論,是各個不同階級的經濟利益在理論上的表現。由於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這種特殊性,在階級社會裏從不存在超階級的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的人文性，除了表現為某種階級性之外，也可以表現為一定的國度性。理論經濟學人文性的另一種內涵，便是以人為本，表現為對人類的終極關懷。 | | 首先，學習政治經濟學是認識現代資本主義的需要。
其次，學習政治經濟學是認識現實社會主義的需要。
第三，學習政治經濟學是尋求指導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經濟理論的需要。 | | | 經濟科學門類衆多，除政治經濟學外，還存在着經濟史、經濟思想史、應用經濟學、經濟數量分析和計量方法科學、邊緣經濟學等。在經濟科學中，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産和交換、分配、消費規律的科學，為其他各學科提供了理論基礎。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社會生産關係及其發展規律，對經濟學科中的其他各學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政治經濟學所闡明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商品、價值、貨幣、工資的運動等基本原理，對經濟科學中的其他學科的研究也是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其他學科也衹有在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才能取得應有的研究成果，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也為政治經濟學提供了豐富的科學材料，從而對政治經濟學的豐富和發展也産生着十分重要的影響。 | | 政治與經濟兩大領域的相互聯繫與相互製約，是社會歷史的一種客觀存在。但是，作為研究對象而言，在西方自古希臘就形成了兩大獨立的學科。直到近代纔逐漸形成交叉研究。從歷史上看，政治學的産生早於經濟學，古代王朝的更替為政治研究提供了素材，希臘城邦的民主製和政體的變動催生了政治學，而那時的經濟學還沒有形成。經濟學在近代的産生是從政治經濟學開始的，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當時有重合。19世紀中期以後，經濟學力圖擺脫政治內容，專心於市場問題，政治學則傾心在政府及其他政治行為體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聯繫日趨緊密，政治學家關註經濟政策，經濟學家研究政府决策過程，兩者出現交叉，政治經濟學的提法再度出現。這種新的政治經濟學在經濟學界中由幾種影響相當很大的流派體現，在政治學中也被當作新的學術動嚮，引起普遍的關註。當代政治學與經濟學在政府及其有關的問題上出現交叉，政治經濟學再度被提起。由於其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立意不同，故又被稱為“新政治經濟學”。 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分離與復興
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結合是國傢幹預經濟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以後的反映。在這以前，18世紀的政治經濟學大體上是關於管理經濟的學問，主要關心如何指導經濟，增加國傢的財富。19世紀的政治經濟學與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關係密切，但其首先關註的仍是管理問題，儘管方向與18世紀相反，不再強調國傢的幹預，因此其所關心的仍不是商業或個人經濟學。20世紀的前一大半時間是政治學與經濟學分道揚鏢的時代，政治學集中於法製和政府機構上，經濟學這着重在個人和企業行為。直到1960年代以後，政治學與經濟學纔又一次趨近，“政治經濟的偉大傳統似乎並沒有在管理專業或政治學專業確立自己的地位，衹是近來政治經濟學流行起來。”
1、經濟學離開政治領域經濟學與政治學在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的分離與社會中國傢“遠離”市場密切相關。1848年約翰．穆勒出版《政治經濟學原理》，在維護斯密的自由市場原理的基礎上，針對馬剋思的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提出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修改。此後，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阿．馬歇爾綜合了各派的觀點，在斯密基本主張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關於自由市場的經濟學體係。馬歇爾於1890年出版了《經濟學原理》，把註意力集中在微觀經濟分析上，把制度當作不變的常量，衹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資源的配置和效率問題，經濟學研究“誰，為何，如何生産”的問題。從此，西方的經濟學與政治問題脫開，“十八世紀原本名為‘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到了十九世紀末變成了‘經濟學’，”稱新古典經濟學。
西方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個人自由的強調也是推動政治經濟學嚮經濟學轉變的動力，“由於19世紀占據主導地位的是自由經濟理論，因此到了19世紀下半葉，‘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終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經濟學’一詞。把形容詞‘政治的’去掉以後，經濟學家便可以論證說，經濟行為反映的是一種個體主義心理學，而不是以社會的形式建構起來的各種制度；據此又可以進一步斷定自由放任原則是符合自然的。”經濟學的獨立傾嚮也與19世紀西方的政治發展密切相關，當時主要國傢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確立已有一段時間，並經過不斷地改革逐步完善起來，自由主義的總體政策傾嚮基本形成。這種政治環境使得經濟學家可以專心地關註經濟問題，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終於發生分裂，“政治經濟學的衰落可以在為經濟學和政治學建立分立的學科組織中略見一斑。”
這個時期經濟學的非政治化強化了政治學已有的獨立發展，“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實現了一個更進一步的目標：它把經濟學也合法化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那時，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研究主題已經遭到貶斥，因為人們提出這樣一個論點：國傢和市場是按照而且也應該按照各自不同的邏輯來運行。”政治學的一個現代轉嚮是研究重心由國傢轉嚮政府，隨着自由市場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在這個時期也已經成型，穩定為三權分立、代議製、政黨政治等結構，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也隨之從制度轉嚮政府，政府的運作過程、政黨政治、官僚體製，以及個人和團體的政治行為等成為政治學主要關註的問題。學科的專業化在工業化專業分工的推動下進一步發展，政治學、經濟學以及其他學科經歷了強調獨立發展的一段時間。但是“經濟學和政治學並不是通過簡單地割裂19世紀的政治經濟學而創立起來的。”經濟學是從政治經濟學變為經濟學，主要研究對象略有變化，不再關註國傢問題，集中於微觀領域。政治學仍以國傢為主，但也發生了嚮政府、團體、個人等研究對象上的微觀化轉嚮。
2、經濟學重新關註國傢問題政治經濟在現代再次結合必要性是經濟學家先認識到的。1930年代爆發了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由自由資本主義走嚮壟斷階段以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現，自由放任的原則已經無法解决。以馬歇爾為代表的，關於市場可以自行調節，經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經濟學“一夜之間變成了神話”，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說無法解釋西方的經濟現實，也無力提出解决經濟危機的藥方。凱恩斯的經濟學應運而生，凱恩斯把經濟危機歸咎於自由市場制度，主張通過國傢糾正市場的缺陷，解决經濟危機。凱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來解釋危機，認為生産過剩和失業的原因是在總收入和總消費之間存在差額，且無法依靠私人投資來彌補。因此必須由國傢采取措施，比如擴大財政支出、減少稅收等，來刺激需求，達到社會充分就業水平。“在30年代大蕭條期間，人們曾經突出確認經濟關係對於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凱恩斯的經濟學裏國傢又一次成為重要問題，他主張“國傢最重要的議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經在完成的活動，而是那些落在個人活動範圍之外，如果國傢不出面不會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對政府來說，重要的不是去幹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壞些的問題，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沒人去作的事。“1940年代凱恩斯主義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由於國傢再次進入經濟學家的視野，政治學與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又一次融合，也可以說政治經濟學開始回潮，引起經濟學界關註社會整體、國傢等政治問題，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政治經濟學主張。
經濟學切入政治領域的另一個角度是這個時期出現的福利經濟學，福利經濟學探討如何在均衡條件下實現資源的最優分配，從整體角度評價經濟，也是經濟學嚮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一種動力。美國經濟學家P．薩繆爾森綜合了凱恩斯和希剋斯以及其他經濟學家，包括福利經濟學的思想，建立了一個以西方國傢“混合經濟”為藍本的新經濟學體係，他編寫的教科書《經濟學》自1948年問世以來，在西方廣為流傳，到1995年，已經出到第15版。薩繆爾森的觀點被稱為新古典綜合派，其特點是把經濟學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大部分，分別論述個體經濟行為和總體經濟運行，認為個體經濟領域通行自由放任，總量平衡則需要國傢的幹預。由於國傢被正式納入經濟學體係，新古典綜合派已經包含了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除此之外，源自T．凡勃侖，經J．康芒斯、G．繆爾達爾等人發展的制度經濟學在1930年代也開始形成，對制度在經濟的作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凱恩斯以後國傢問題在經濟學中已經無法回避了。
戰後各國社會發展中政治與經濟的融合也嚮政治學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學發生變革，與其他學科之間出現交叉。政治學的研究領域得以擴大，研究課題被更新，除了傳統的政治制度、國傢形式結構、民主、平等、自由等問題，對於政治係統、政治發展、政治變遷、政治心理、决策、利益集團、政黨、政治文化、輿論、選舉等紛紛進入政治學領域。政府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從而政治因素的經濟後果也受到政治學家矚目。這時的政治學走嚮實證，註重研究實際問題。1987年美國政治學家伊斯頓在回顧美國政治學發展歷程時，提到50年代末美國經濟從戰後的繁榮消退，引起人們對30年代大蕭條的回憶，學界馬上作出反響，社會科學各學科再度興起對經濟的興趣，“無論在國內政治還是在國際政治研究中，此時都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熟諳的新的政治經濟學，它再次集中關註隱匿於經濟政策背後的政治活動。關切經濟關係對於政治權力的歸屬和運用之影響。”社會矛盾的發展是促進政治學的這一方向性變化的動力，社會科學的新發展也為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結合提供了條件。
3、新的政治經濟學出現經濟學和政治學共同把目光投嚮政府發生在1970年代，並以出現帶有兩種學科的明顯交叉為標志學說。到那個時期，西方經濟戰後發展的黃金時期結束，各國紛紛陷入滯脹的睏境，長期的國傢幹預主義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擔，通貨膨脹高居不下，同時生産停滯，失業率又降不下來。凱恩斯主義失靈，新古典綜合派也遭到沉重打擊，各種其他經濟學紛紛藉機登場，其中既有自由主義經濟學，也有激進主義主張。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自由主義傾嚮的觀點居於主導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剋(F. A. Hayek)、弗裏德曼(M. F. Friedman)、盧卡斯(R. E. Lucas)等人。他們對凱恩斯的國傢幹預主義學說提出尖銳的批評，認為造成滯脹的原因是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及其錯誤政策，價格機製原本能自發地調節供求。他們討論的是典型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以J．布坎南（J. Buchanan）為代表的弗吉尼亞學派，專註於政府行為研究，認為滯脹源自“政府缺陷”，被稱為公共選擇學派。公共選擇學派專門研究政府失敗的原因，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經濟學家專門分析制度因素對經濟的作用，被稱為新制度主義。這些西方經濟學家重新關心政治問題，相對於近代的政治經濟學，他們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問題的經濟學說，就構成了新的政治經濟學。
公共選擇學派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和塔洛剋1960年代在美國共同創立，公共選擇理論用經濟學的觀點和方法分析政治學的傳統問題，“簡單地說，是將經濟學應用於政治科學，公共選擇的主題就是政治科學的主題，即國傢理論、投票規則、投票者行為、黨派政治學、官方政治等等。”着重於指出政府行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現代政治學的重要研究領域。公共選擇學派對政治學所批漏的重要問題重新進行研究，因而有廣阔的研究領域，個體和團體的政治行為、政府的行為、選舉、投票、集體决策的規則等政治學問題都進入其研究視野，吸引了衆多經濟學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羅、科爾曼(J.S. Coleman)等。
曼瑟爾．奧爾森的學術成就跨經濟學和政治學兩個學科，一生著作頗多，其中影響最大的兩部為《集體行動的邏輯》（1965）和《國傢的興衰》（1982），均被譯成多種文字。在這兩部書中，奧爾森以公共選擇理論為出發點，專註於經濟、社會和政治中的團體行為，對集團進行經濟學分析和博弈分析，抓住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矛盾，改變了傳統上對團體行為的看法，並把政治與經濟之間關係的研究引嚮深入。
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又稱為新制度主義，集中了比較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史和産權經濟學等流派，他們的特點是以制度為研究對象，改變了制度研究為政治學專有的狹隘學科現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嚮經濟和其他領域擴展。經濟學家從經濟的角度對制度進行研究不僅為經濟學開拓了新的視野，而且使人們對制度的認識有了一個新的角度。新制度經濟學是一個興盛的學派，不斷有經濟學家加盟，當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國經濟學家D．諾斯、R．科斯、H．德姆塞茨、T．舒爾茨（T. W. Schultz），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我國經濟學家林毅夫等。其中的諾斯既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經濟史學的創始人之一；科斯既是産權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人物。
其他的政治經濟學家中有一批被稱為“政治的經濟學”，主要由一批歐美經濟學家組成，包括美國經濟學家D．希布斯、威廉．諾德豪斯、詹姆斯．阿爾特、阿萊剋．剋萊斯勒等人。“政治的經濟學”是真正意義上新的政治經濟學，他們開始全面探討政治與經濟，政治學與經濟學的關係，並對政治經濟學給出學科交叉性定義。他們與公共選擇理論明顯不同，不是從經濟的角度看待政治，試圖用經濟學統一政治學，而是真正把政治經濟學當成一種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合成。
新的政治經濟學與舊的政治經濟學既有聯繫，也有區別，其聯繫在於都使用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兩者的區別是主要的，復興以後的政治經濟學“的涵義已經與傳統用法大不相同了。”《布萊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則用Political Economics (中譯為“政治的經濟學”)來區分Political Economy（中譯為“政治經濟學”），並着重指出了兩者的區別。政治的經濟學“這個術語包括一係列政治學和經濟學共同關註的問題的分析，它不同於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政治的經濟學的重點在於試圖解釋總體的經濟政策中政治和經濟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主要研究對象一是經濟狀態如何影響政府的維持或換屆，二是政治因素在經濟政策的形成中發揮作用。政治商業周期、政策的優化、選舉、政黨、政府的規模、公共支出等成為它的主要研究內容。基本方法是“使用現代統計和計量經濟學的技術來檢驗有關經濟和政治組織相互作用的假設。鑒於它用數據來提供相互對立的假設，它幾乎完全擺脫了同傳統的術語——政治經濟學相聯繫的意識形態色彩。”政治的經濟學與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在內容的區別如此之大，以致於它已經“成為一種用經濟學作為分析工具研究若幹社會政治現象，政治學與經濟學相交的新學科。”
國傢、制度等問題是西方政治學的傳統主題，但政治學一直沒有把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問題納入自己的領域，直到1970年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David Easton）在為《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撰寫“政治學”條目時仍沒有提及政治經濟學。與此同時，當代西方經濟學家，特別是非主流的經濟學家，比如極端保守的公共選擇學派，還有象加爾布雷思（J. K. Galbraith）這樣的新左派經濟學家，關註經濟的整體效果，關註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兩位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貝剋爾和布坎南的研究事業延伸進一般認為無關乎經濟的領域，例如政治、官僚體製、種族主義、家庭、生育率等。如今許多大學的政治學係裏都充斥這所謂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學者，他們用本質上屬於經濟領域的方法，來解釋政治現象。”
經濟學者嚮政治領域的挺進使得政治學界“當代對政治經濟學興趣的重新燃起，與其說是政治學家努力的結果，不如說是激進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努力的結果。”經濟學家對政治問題的研究給政治學註入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學從新的角度研究政府、國傢、制度等政治問題，政治學的發展得以新的激發。現代政治學開始轉嚮，走嚮具體，不僅研究組織、制度，而且研究政策和决策過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遂成為政治學的重要研究對象。政治學的這種變化也是社會現實發展的要求，1970年代以來西方國傢普遍實行混合經濟體製，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已經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幹預，幹預到何種程度的問題。政府在管理社會（包括經濟）方面的功能大大強化，政府既是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也成為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問題。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社會的分化和專業化、現實的復雜化和多元化在1980 年代以後又有進一步發展，促使各個學科的研究視野明顯擴大，政治學的研究領域隨之擴展，伊斯頓總結道，“這些變遷使我們在廣泛的領域中對先存的實際狀況之看法和態度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些領域包括：種族和性別歧視，環境的污染，貧睏和經濟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經濟權力的集中，核軍備的重整，國際範圍內經濟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奇爾科特在總結政治學在當代的新進展時認為，性別問題、環境問題、選擇問題、民主問題、資本主義的作用等已成為80年代政治學的主題。上述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是綜合性的、多側面的，以整體面目出現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單一學科的分別研究，不足以為這些社會問題的解决提供合適的方案，政治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共同研究重要的社會問題成為現實需要。
到1990年代，西方政治學者明確主張“政治學研究不能孤立於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之外。”經濟學也在發生變化，更關註宏觀問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職能等問題被普遍當作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政治經濟學的再次出現得到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的肯定。當代西方出現政治理論與經濟理論相結合的趨勢，《韋氏第三版新國際詞典》中把政治經濟學定義為“處理政治和經濟過程的相互關係的一門社會科學。”伊斯頓於1990年代意識到了總結1970年代以來的美國政治學發展時，註意到了政治經濟學的復興，他被認為這是政治學在後行為主義時期走嚮應用，註重政策研究的總趨勢的一種表現，也是現實中經濟狀態與政治事件之間聯繫日益密切的反映。
4、政治經濟學復興的意義政治經濟學的復興反映了當代學界多學科融合的趨勢，“舊政治經濟學及其近來的復興，能夠比範圍較狹隘的經濟學和政治科學更好地認識和研究存在於主要政治和經濟制度（國傢、公司、尤其是市場）中各種形式的復雜的相互依賴。它們還能較好地研究和理解對於政治和經濟制度都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會進程。這些進程包括‘把稀缺手段分配用於相互競爭的目標’以及討價還價和行使權力。”由美國社會學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主持的“古本根重建社會科學委員會”(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於1994年和1995年組織了來自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十位學者進行討論，認為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這三門以探尋普遍規律為宗旨的傳統社會科學在當代日益相互重合。
首先是社會學，於19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會學”和“經濟社會學”，並把它們作為自己的兩個分支。政治學家步其後塵，也將自己的研究範圍擴大到正規的政府建製之外。象壓力集團、抗議活動和社區組織等，衹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會現象，都被納入政治學的研究領域。華勒斯坦等人認為“政治經濟學”的重新使用是社會學家的手筆，“當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會學家重新使用‘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時，另外一些不那麽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學家所作出的回應是力圖賦予它以一種更加偏於古典的意藴，即註重對普遍規律的研究。”結果促使政治學家更加關註經濟過程，經濟學中的凱恩斯主義的流行重新喚起了對‘宏觀經濟學’的關註，“於是經濟學於政治學之間的分界綫變得不那麽清晰了，因為分析的對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類政府間機構。”再以後，一些非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主張用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分析模式去研究傳統上歸於社會學的各類主題，比如家庭、犯罪等。
新政治經濟學的出現也是政治學吸納經濟學方法的結果。經濟學對政治學的“邊界入侵”受到政治學家的歡迎，“一些在政治學方面被看作較有獨到見解的和比較有用的著作，是由經濟學家所撰寫的，他們把自己學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應用到政治學上。”這使得一些政治學家沿着與經濟學家相似的路綫來重建政治學，比如把政治學中的“權力”相當於經濟學中的“財富”。因此經濟學是作為一種模式和一種研究方法進入政治學的，“這時政治經濟學的獨到之處，是它對於方法論的傑出貢獻。迄今為止，唯有經濟學因此而著稱於世。理性的行動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繹推論為基礎的，但它時常也需要對於行為世界予以正確的參照。這種模式代表了技術從某個學科嚮其他學科——實際上是從經濟學嚮一係列其他學科的轉移，這種轉移的速度之迅速、範圍之廣泛，在社會科學史上是鮮有先例的。正因為如此，人們纔聽到有關‘經濟學大帝國主義’的議論，當然，其涵義即是指其他社會科學在進行理性建模時已發現了經濟學的威力。”在這方面，政治學不光吸收了經濟學的方法，而且還吸收了心理學、社會學，甚至若幹自然科學的方法。“‘入侵者’常常受到歡迎，並且被看作對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貢獻。”對於政治學和經濟學這兩個學科來講，“最重要的情況是，近年來為建立新的政治經濟學（即，為更緊密地、更係統地結合，無論是什麽名稱，也無論最終學科的重新安排是什麽）提出了有力的論證，這一論證顯得很有說服力。”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到新政治經濟學也是一個重提價值觀問題的過程，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在某種意義上把政治經濟學當作道德科學，他的《道德情操論》發表在《國富論》之前。新政治經濟學關註的是古典時期以後經濟學家不再研究的問題：産權、利益集團的衝突、國傢、官僚制度、自由、正義、秩序等政治現象和政治哲學問題，“保守主義經濟學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理論，同時也是一種規範的政治理論。”這與西方政治學走嚮後行為主義，重提價值問題，嚮國傢的回歸等的學術趨勢是一致的。伊斯頓認為政治經濟學的回歸形成了政治研究新的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選擇模式，這種方法先是被政治行為研究所采用，爾後又推廣到道德問題等其他政治學領域。他舉了羅爾斯(John Rawls)對正義問題研究的進展為例，羅爾斯在《正義論》（1971）運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給出有說服力的、準確的正義標準。伊斯頓得出結論：“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學有可能要求與經濟學本身無分伯仲的邏輯性和精確性。因而，各種價值標準亦以一種合意的方式，覓見了自己返還科學研究的途徑。”而在行為主義時期，規範性問題涉及價值觀，一直被當作主觀性的東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學之外。
當代西方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學科的融合與交叉，社會科學中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相互融合，出現了一些邊緣學科，如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等。其中一些經濟學家關註政治問題，進入以往政治學的研究領域，出現了一批研究政治問題的經濟學家。他們不僅對政治制度、國傢、政府、選舉、自由、平等、民主等傳統的政治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得出自己獨特的結論，而且還專門分析了投票規則、代議製民主與財政政策的關係等新的問題。經濟學家“侵入”政治學，給政治學這一古老的學科帶來了新的研究視角，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如何回應經濟學的“入侵”，如何從政治學的角度評價經濟學家的政治研究，是擺在政治學者面前的重要任務。 | | zhengzhi jingjixue
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y
研究人類社會經濟關係（生産關係）的發展規律的科學，即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資料生産、分配、交換和消費的規律的科學。它是經濟科學中的基礎理論科學。
政治經濟學是從生産力决定生産關係、生産關係反作用於生産力的相互關係中研究生産關係的運動規律的。同時也聯繫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生産關係總和）的積極作用或消極作用進行研究。
關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經濟學家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的生産方式；有些經濟學家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包括生産力或生産力的社會經濟方面；還有些經濟學家認為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應當包括更多的方面；至今還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但是多數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家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産關係。
詞源和演變 政治經濟學中的“經濟”(economy)一詞是從古希臘 oikonomia一詞演變而來。“政治經濟學”一詞首見於法國重商主義者A.de蒙剋萊田（約1575～1621）1615年發表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後的政治經濟學》一書。1755年J.盧梭(1712～1778)為法國《百科全書》寫了《政治經濟學》這個條目，區分了政治經濟學和家庭經濟學。在英國，W. 配第在 1672年寫成的著作《愛爾蘭政治剖視》中使用了政治經濟學一詞。但以政治經濟學為名稱的第一部英文著作，是1767年J.斯圖亞特發表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或自由國傢內政學概論》。
政治經濟學中的“政治” (political)一詞，來源於希臘文的 politikos，這個字有“社會的”、“國傢的”、“城市的”多種含意。在17世紀出現政治經濟學這一復合名稱時，正是經濟思想和政治思想、哲學思想逐漸分離開來,形成一個獨立的科學研究領域的時期,它的論述範圍，包含了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大部分領域。因此，這一名詞並不具有政治活動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含意。在西方，從17世紀到19世紀末期，政治經濟學已經習慣地被用作研究經濟活動的理論科學的名稱。衹是在德國和奧地利，有時以國民經濟學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同義名稱；在北歐國傢，有時以社會經濟學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同義名稱。K.馬剋思和F.恩格斯最後都是使用政治經濟學這個名稱。
在階級社會，政治經濟學是具有階級性的社會科學。但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是反映在它的內容中，而不是反映在這個復合名稱的政治一詞上面。到19世紀70年代,在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階級鬥爭日益尖銳的過程中，資産階級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有所轉變，即更傾嚮於對經濟現象進行實證的研究,而不側重國傢經濟政策的分析,有些經濟學者感到有必要把政治經濟學這個名詞加以改變。英國的W.S.傑文斯在1879年再版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一書的序言中提出，應當用“經濟學”(economics) 這一名詞代替政治經濟學。1890年英國的A.馬歇爾出版了《經濟學原理》，改變了長期使用的政治經濟學這一名稱。以後，在資産階級庸俗經濟學中，經濟學這一名稱就逐漸代替了政治經濟學。這是從名稱上企圖表白資産階級庸俗經濟學具有“超政治的”、“超階級的”性質。但名稱的改變並不意味資産階級庸俗經濟學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性質有所改變。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資産階級經濟學界出現了倡導重新使用政治經濟學這一名詞的思潮。這種思潮本身包含有混雜的內容。有的資産階級經濟學者主張恢復政治經濟學這一名稱並把它同經濟學區分開來使用：經濟學必須排除價值判斷，是實證性質的科學；政治經濟學則包含價值判斷，是規範性質的科學。有的經濟學者則認為經濟學必須也 | | - n.: chrematistics, politi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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