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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诗歌,中国西汉初至东汉末大约400年间的诗歌创作。包括文人创作和民间歌谣,而以两汉乐府和东汉末年的文人五言诗成就最高。
  汉代诗歌是在《诗经》、《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古诗”、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汉武帝时期,正式建立乐府官署,由精通音乐的李延年充任协律都尉,负责制定乐谱和训练乐员,同时大规模地搜集民歌配乐演唱。乐府官署的设置,使汉代民歌得以大量保存,在汉代文人诗坛特别冷落的情况下放射出异常绚烂的光彩,从而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汉乐府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有些诗揭露了官僚贵族的豪奢与残暴,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展现了汉代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传达出被压迫人民愤怒反抗的呼声。如《相逢行》、《妇病行》、《东门行》等;有些诗反映了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如《十五从军征》、《战城南》、《饮马长城窟》、《古歌》等;有些诗反映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弃妇的痛苦哀怨,如《上邪》、《有所思》、《上山采蘼芜》、《白头吟》、《怨歌行》、《孔雀东南飞》等;还有些诗反映了社会动乱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如《枯鱼过河泣》、《乌生》等等。在艺术上,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叙事的形式,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孤儿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语言朴实凝练,不事雕琢,如《江南》;句式上灵活多样,有四言、杂言,而其最大贡献是开创并完成了五言诗的形式,不仅影响到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而且直接为建安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与汉乐府民歌比较,汉代文人写诗的很少。西汉文人诗主要有以刘邦《大风歌》为代表的楚歌,传统典雅的四言诗以韦孟《讽谏诗》等为代表。直到东汉时期,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才开始出现。班固的《咏史》是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其后文人五言诗如雨后春笋,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赵壹的《刺世疾邪诗》等。其中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是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是些失意文人,诗中所抒发的大都是他们失志伤时、离愁别怨及人生无常的忧愤情绪,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因此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典范。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称誉它为“五言之冠冕”,给予极高的评价。
  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宋书·乐志 》和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汉代文人诗主要保存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南朝梁萧统《文选》、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中。今人逯钦立辑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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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ai shige
  汉代诗歌
    西汉至东汉 400年间的诗歌创作,包括文人创作和民间歌谣。汉代诗歌是在《诗经》、《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古诗”、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其中以两汉乐府民歌和东汉后期无名氏文人五言古诗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秦末汉初,以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为代表的楚声短歌,最为盛行。由于“高祖乐楚声”(《汉书·礼乐志》),使这一楚地民歌体裁进入宫廷,登上庙堂。到文帝、景帝年代,《大风歌》奉作宗庙颂歌,刘邦歌姬唐山夫人的《房中歌十七章》也被整理列入郊庙雅章。武帝作《秋风辞》、《瓠子歌》及《天马歌》,都是楚歌;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出嫁乌孙,作《乌孙公主歌》,也是楚歌。实际上,汉初以来,楚歌已成为帝王贵族及文士述志抒怀、歌颂圣明的一种流行诗体,今存作品较多。其时民歌谣辞留存很少,《划一歌》、《淮南王歌》等表达了人民要求安定统一的意愿。文人四言诗仅存韦孟《讽谏诗》、《在邹诗》,摹仿《诗经·大雅》,语言古奥,流传不广。
    汉武帝正式建立乐府官署,由精通音乐的李延年充任协律都尉,广泛收集、整理民间歌谣,吸收文士创作庙堂颂辞,教习女乐歌舞演奏,以致朝廷“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社会流行俗曲。这对于汉代民歌的流传保存起了重大作用。今存郊庙歌辞中的《汉郊祀歌十九首》,传有司马相如等的作品,多属歌颂武帝功德之辞,形式有四言、楚歌及杂言。其朝廷军乐凯歌《汉铙歌十八曲》,取民间铙歌乐曲而成,歌辞则有战歌《战城南》,也有谏歌《朱鹭》,恋歌《有所思》、《上邪》,游子之歌《巫山高》等。至于采自各地的民歌谣辞,如《薤露》、《蒿里》、《江南》、《东光》、《公无渡河》及《卫皇后歌》等,当为武帝在位时或稍早时期的产品。这些民歌谣辞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社会矛盾的不同侧面,形式活泼多样。
    西汉文人诗坛寂寞。传统典雅的四首诗,继韦孟后,仅存其6世孙韦玄成《自劾诗》等2首,已趋末路。随着汉宫楚歌的盛行,乐府官署的建立,俗曲新声的传播,今存几首西汉文人诗歌,也多为楚歌及杂言。西汉乐府多为黄门倡家掌管,俗曲新声供贵族豪门享乐,文士形同倡优,五、七言及杂言体多用于“俳谐倡乐”(挚虞《文章流别论》),因而西汉著名作家“王(褒)、扬(雄)、枚(乘)、马(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品序》),有楚歌而无五言,汉成帝时著录“歌诗28家314篇”(《汉书·艺文志》),并无五言诗作品。传为苏武、李陵、枚乘及班婕妤所作的五言诗,在六朝已都疑为后人伪托或拟作。到哀帝时,虽因厌恶俗曲而下令罢乐府官,但“百姓渐渍日久”,民歌俗曲依然在豪富吏民的私家演唱流传,以五言为主的新体诗渐居诗歌创作的主流。
    东汉乐府建置,史志不载。从今存作品情况推测,其乐府规模和庙堂乐章,略承西汉。由于外戚宦官、官僚豪强势力的发展,私家女乐歌舞之风更盛,俗曲新声流传更广。存录也多。今存东汉乐府歌辞,除《宋书·乐志》所录官家保存者外,还有私家存留下来的。如《陇西行》古辞,《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说:“此篇出诸集,不入《乐志》。”便是存于私家撰集。又如《孔雀东南飞》长期在民间口头传唱,而为后世所编录。同时,由于东汉迷信谶纬术数,加之光武帝“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后汉书·循吏传序》),形成观谣察官的政策,导致文人方士利用儿歌民谣敷衍天命,制造舆论。到顺帝、桓帝以后,官僚士大夫集团与外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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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古诗十九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