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 : 漢朝 > 漢代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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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
  漢代詩歌,中國西漢初至東漢末大約400年間的詩歌創作。包括文人創作和民間歌謠,而以兩漢樂府和東漢末年的文人五言詩成就最高。
  漢代詩歌是在《詩經》、《楚辭》和秦、漢民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致經歷了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創作、從樂府歌辭到文人徒詩即“古詩”、從四言體到五言體、從騷體到七言體、從敘事詩到抒情詩的發展過程。漢武帝時期,正式建立樂府官署,由精通音樂的李延年充任協律都尉,負責製定樂譜和訓練樂員,同時大規模地搜集民歌配樂演唱。樂府官署的設置,使漢代民歌得以大量保存,在漢代文人詩壇特別冷落的情況下放射出異常絢爛的光彩,從而形成了中國詩歌史上繼《詩經》、《楚辭》之後的第三個重要發展階段。
  漢樂府民歌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其中有些詩揭露了官僚貴族的豪奢與殘暴,反映了勞動人民生活的痛苦,展現了漢代社會尖銳的階級對立,傳達出被壓迫人民憤怒反抗的呼聲。如《相逢行》、《婦病行》、《東門行》等;有些詩反映了戰爭和徭役帶給人民的痛苦和災難,如《十五從軍徵》、《戰城南》、《飲馬長城窟》、《古歌》等;有些詩反映了青年男女的愛情和棄婦的痛苦哀怨,如《上邪》、《有所思》、《上山采蘼蕪》、《白頭吟》、《怨歌行》、《孔雀東南飛》等;還有些詩反映了社會動亂給人們帶來的不幸,如《枯魚過河泣》、《烏生》等等。在藝術上,漢樂府民歌多采用敘事的形式,具有較強的故事性和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如《孤兒行》、《陌上桑》、《孔雀東南飛》;語言樸實凝練,不事雕琢,如《江南》;句式上靈活多樣,有四言、雜言,而其最大貢獻是開創並完成了五言詩的形式,不僅影響到東漢文人五言詩的創作,而且直接為建安詩歌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與漢樂府民歌比較,漢代文人寫詩的很少。西漢文人詩主要有以劉邦《大風歌》為代表的楚歌,傳統典雅的四言詩以韋孟《諷諫詩》等為代表。直到東漢時期,在漢樂府民歌的影響下,文人五言詩才開始出現。班固的《詠史》是第一首文人五言詩。其後文人五言詩如雨後春筍,如張衡的《同聲歌》、秦嘉的《贈婦詩》、趙壹的《刺世疾邪詩》等。其中代表了漢代文人五言詩最高成就的,是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是些失意文人,詩中所抒發的大都是他們失志傷時、離愁別怨及人生無常的憂憤情緒,在藝術上達到了相當成熟的階段,因此在民間廣為流傳,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早期文人五言詩的典範。劉勰在《文心雕竜·明詩》中稱譽它為“五言之冠冕”,給予極高的評價。
  漢樂府民歌主要保存在《宋書·樂志 》和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中;漢代文人詩主要保存在《史記》、《漢書》、《後漢書》以及南朝梁蕭統《文選》、南朝陳徐陵《玉臺新詠》中。今人逯欽立輯有《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
百科辭典
  Handai shige
  漢代詩歌
    西漢至東漢 400年間的詩歌創作,包括文人創作和民間歌謠。漢代詩歌是在《詩經》、《楚辭》和秦、漢民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致經歷了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創作、從樂府歌辭到文人徒詩即“古詩”、從四言體到五言體、從騷體到七言體,從敘事詩到抒情詩的發展過程。其中以兩漢樂府民歌和東漢後期無名氏文人五言古詩的成就最高,影響最大。
    秦末漢初,以項羽《垓下歌》、劉邦《大風歌》為代表的楚聲短歌,最為盛行。由於“高祖樂楚聲”(《漢書·禮樂志》),使這一楚地民歌體裁進入宮廷,登上廟堂。到文帝、景帝年代,《大風歌》奉作宗廟頌歌,劉邦歌姬唐山夫人的《房中歌十七章》也被整理列入郊廟雅章。武帝作《秋風辭》、《瓠子歌》及《天馬歌》,都是楚歌;江都王劉建之女細君出嫁烏孫,作《烏孫公主歌》,也是楚歌。實際上,漢初以來,楚歌已成為帝王貴族及文士述志抒懷、歌頌聖明的一種流行詩體,今存作品較多。其時民歌謠辭留存很少,《劃一歌》、《淮南王歌》等表達了人民要求安定統一的意願。文人四言詩僅存韋孟《諷諫詩》、《在鄒詩》,摹仿《詩經·大雅》,語言古奧,流傳不廣。
    漢武帝正式建立樂府官署,由精通音樂的李延年充任協律都尉,廣泛收集、整理民間歌謠,吸收文士創作廟堂頌辭,教習女樂歌舞演奏,以致朝廷“常禦及郊廟皆非雅聲”,社會流行俗麯。這對於漢代民歌的流傳保存起了重大作用。今存郊廟歌辭中的《漢郊祀歌十九首》,傳有司馬相如等的作品,多屬歌頌武帝功德之辭,形式有四言、楚歌及雜言。其朝廷軍樂凱歌《漢鐃歌十八麯》,取民間鐃歌樂麯而成,歌辭則有戰歌《戰城南》,也有諫歌《朱鷺》,戀歌《有所思》、《上邪》,遊子之歌《巫山高》等。至於采自各地的民歌謠辭,如《薤露》、《蒿裏》、《江南》、《東光》、《公無渡河》及《衛皇后歌》等,當為武帝在位時或稍早時期的産品。這些民歌謠辭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社會矛盾的不同側面,形式活潑多樣。
    西漢文人詩壇寂寞。傳統典雅的四首詩,繼韋孟後,僅存其6世孫韋玄成《自劾詩》等2首,已趨末路。隨着漢宮楚歌的盛行,樂府官署的建立,俗麯新聲的傳播,今存幾首西漢文人詩歌,也多為楚歌及雜言。西漢樂府多為黃門倡傢掌管,俗麯新聲供貴族豪門享樂,文士形同倡優,五、七言及雜言體多用於“俳諧倡樂”(摯虞《文章流別論》),因而西漢著名作傢“王(褒)、揚(雄)、枚(乘)、馬(司馬相如)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詩品序》),有楚歌而無五言,漢成帝時著錄“歌詩28314篇”(《漢書·藝文志》),並無五言詩作品。傳為蘇武、李陵、枚乘及班婕妤所作的五言詩,在六朝已都疑為後人偽托或擬作。到哀帝時,雖因厭惡俗麯而下令罷樂府官,但“百姓漸漬日久”,民歌俗麯依然在豪富吏民的私傢演唱流傳,以五言為主的新體詩漸居詩歌創作的主流。
    東漢樂府建置,史志不載。從今存作品情況推測,其樂府規模和廟堂樂章,略承西漢。由於外戚宦官、官僚豪強勢力的發展,私傢女樂歌舞之風更盛,俗麯新聲流傳更廣。存錄也多。今存東漢樂府歌辭,除《宋書·樂志》所錄官傢保存者外,還有私傢存留下來的。如《隴西行》古辭,《樂府詩集》引《樂府解題》說:“此篇出諸集,不入《樂志》。”便是存於私傢撰集。又如《孔雀東南飛》長期在民間口頭傳唱,而為後世所編錄。同時,由於東漢迷信讖緯術數,加之光武帝“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後漢書·循吏傳序》),形成觀謠察官的政策,導致文人方士利用兒歌民謠敷衍天命,製造輿論。到順帝、桓帝以後,官僚士大夫集團與外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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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開古詩十九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