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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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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陕西铜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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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Ma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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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诗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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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沙坑——论大禹治水》（附文）
《在沙坑——论大禹治水》
城里的建筑不必担心河沙告罄
这地下还有很厚的沙层
渭河漫漫滚过，冲击平原
上有羲母和雷泽
下有工业重地
每一滴水都有恩赐的意味
泽被华胥，罟网有衣
有巢而居，大禹继鲧治水
疏与堵之争，是农耕与渔猎
不能兼得的痛
华夏从此少了大片大片湿地
高原衣不蔽体，掀起漫天黄沙
一遍遍向中原腹地掩杀
这是环境作用于国运和民族性格
越来越细的黄河，高悬饥渴
彻底的农业，竭泽而渔
喜见稻黍的厚德，不能见容
南方的云梦大泽
甚至波及楼兰人的失踪
以及罗布泊——地球之耳的失聪
2014年11月23日作于华山分厂。
《从鲧与禹的是非看文化精神的分野》
作者 钱晓强
黄河、长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自古黄河滚岸，而成沃野；长江横流，而育云梦大泽。既使是小流域，亦成因于洪水冲击。
先民的生产方式从狩猎向农耕转变，就是将其居处从高山移向平原，并渐聚于河岸。因为,农耕离不开水.进入农耕社会,人们就必须将自己遍布于水之势力可波及之范围之内。由于此相对的安定直接面临河水，所以，河水之涨跌便与其生命、生产、生活等诸方面息息相关。
因此, 当远古文明从牧猎而转入农耕,首先要经受的就是洪水的洗礼. 而中华农耕文明之创世纪亦自面对洪水开始。
然而，面对河水之涨跌，先民之心理显然还没有从自然崇拜的丛林中翻越过来。因为，自然崇拜，是那些对自然充满敬畏感的人们，将自己归于自然之附属，而立于被动，使自己的心神只能听凭或顺应自然的侵蚀作用。所以，先民对洪水的基本态度，是不设“防”。
于此，典籍多有所述。如《淮南子?人间训》：“古者沟防不修。” 《汉书?沟洫志》： “古者……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鄣卑下，以为汙泽。” (《释文》：“大川，河也。”) 《国语?周语》： “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
所谓“防” ，是指堤防。而于大川不设防，则难免于洪水灭顶之灾。
当然，于此洪灾频繁之地，也有先知先觉者意识到“壅防百川”、“不任汩鸿”于农业生产之重要，并力行之。
《国语?周语》：“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国语下》：“昔共工氏……壅防巨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祸乱并起，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
可见，设防的首倡者是共工，而后继者是鲧。但是，他们的事业在强大的洪水和民意的畏惧面前，都归于失败。而且，在他们身死于不测之后，他们的雄心壮志即被误解夸大为“淫心振滔”，“以害天下”，从而罪垂万古。而反其道而行者，却受“皇天嘉之”，“祚以天下”，并垂范至今。
修筑堤防的工作其实就是“堕高堙庳”的搬土过程。共工因此曾给中华大地留下了深刻印象。
《楚辞?天问》：“康回冯怒，地何以东南倾？”(王逸注：“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原道篇》：“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列子?汤问》：“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高诱注：“不周山，在西北也。”)，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荀子?儒效》：“至共头而山隧。”(杨倞注：“共，河内县名”)《汉书?地理志》：“共，故国。”在河內共县(今河南辉县)。
根据典籍可知，共工乃共部落之首领。为了构筑堤防，他率领其部族进行了大量的堕高塞庳的劳动。由于取土量大，使不周山为之堕低。而在古代，不周山被认为是擎天之一柱。动其土，已然犯禁，而共工还使之堕低，这使得古人产生了天要塌下来的恐慌。同时，亦因共工此举改天动地，不与洪水方便，与巫传的自然崇拜之念相悖，极大地惹怒了当时的部落霸主高辛帝颛顼。因此，骚乱与攻伐并起。其结果，不但使得共工本人被攻诛，而且，其“宗族残灭，继嗣绝祀” 。
从此，筑堤防洪被诬为“振滔洪水”，共工亦然成了农业社会的首凶，而恶名昭彰。如《书?尧典》，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山海经?神异经》：“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发，蛇身人首足，而食五谷，禽兽贪恶顽愚，名曰共工。”
虽然共工用灭 ，但其改天动地之精神亦使天地之气象从此为之一变。
鲧称遂共工之志，领导民众治水，“废帝之德庸”，而专以抗洪自救为能事。他高筑堤坝，以“壅防百川”。如此“行婞直以忘身”，是不顾个人安危，与自然之力量相抗争也（闻一多《楚辞校补》曰：“言鲧行婞直，不顾己身之安危也。”）。所谓“息壤”，绝非神物，乃鲧奋斗“不息”之精神所喻。所以“壅防百川”，在大洪水发生之前，肯定是修堤筑坝，以利农耕；而在大洪水发生之时，也一如１９９８年的抗洪救灾一样，是加固堤岸的严防死守。
然而，其时洪水滔天，“平原高阜，尽皆灭之。”以致以抗洪为精神的鲧历九年“功用而不就”，“行婞直而不豫”（屈原《九章?惜诵》）。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鲧之逆天大罪，其一、在于“壅防百川”，“不任汩鸿”。其二、在于“不待帝命”，即赴抗洪前线；其三、在于“播其淫心”，鼓动人民起来与洪水搏斗。
其时的人们由于抗洪的失败，便依天道观念，将鲧“不息”的抗洪精神归为逆天的“播其淫心”；将天灾理解为天怒，将鲧归为祸国殃民的四凶之一。惹此人怨天怒，而致“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其实，真正杀鲧的凶手，是古人的天人相混观念,及依其天人观念而得出的“不堕山、不防川”的古训。
当然，筑堤防洪亦有所弊。因为不任洪水横流，而将其局限于河道，必然使水位有所抬高。但因此便将共工的筑堤固岸之功，渲染成“振滔洪水”，“以害天下”，则有失公道。而至于将鲧在大洪水时的固堤搏激之劳，硬说成截堵洪水以酿灾者，则纯属诬陷。以现代科技之发达，浩大的三峡截流工程尚需待涸水时节，更何况根本无截流之必要和能力之古代。
自古以来，能以人工之浩大工程，致江、河之水逆流，且有泛滥之可能者，无非现代之长江三峡大坝及黄河小浪底工程。而在农耕初期，即行远超此二者之工程，使“水逆流，泛滥于中国”者，则实不可能。所以，古往对共工和鲧“振滔洪水”之指责，实乃穿凿之说。
对“行婞直以亡身”的鲧，屈原在《离骚》、《惜诵》和《天问》中都深表同情。他写道：“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
大禹治水，依时当于大洪水过后，他的所为不是修复水毁的防洪工程，而是以决江疏河为策，将其父辈之功业全部予以摧毁,以为疏导.为顺洪水未了之志，禹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
根据各种记载，大禹的治水功绩大致如下：
“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
“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封崇九山，决汨九川，……汩越九原。”
“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
“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傅土，平天下。”
于大洪水发生之时决堤分洪，在劳动力低下的古代也许是可行之策。而在大洪水过后，仍以决堤扒岸为疏导之策，尽毁其父辈与天抗争的浩大水利工程，使“汩越九原”，实为罪过。这是对人与自然相抗争的生存之道的背叛。若以孝而论，乃其父之不孝子也。这是导致“八年水厄解，岁乃大旱，民无食，禹大哀之”的原因。所以，禹之功，实为过。此其罪一。
然而，“在昔鲧堙鸿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与鸿范九畴，常伦所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畴，常伦所序”（《史记》）。自古以来,以抗洪为逆五行、悖常伦，这是人心所昧，天理不公。
而更奇怪的是：“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之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淮南子》）。以毁城焚甲兵而使海外宾伏？这是多么奇怪的禹德！
禹以叛父毁堤、决河扒岸、汩越九原、坏城平池之过，而成就了其顺洪之功。此举对民心的影响就是顺天应命。天只可敬从，而不可逆争。由此自然崇拜而致天命之说、阴阳五行之说、伦理政治和虚无无为之论倡兴。从此，“万民皆宁其性”,“人性婉而从物，不竞不争；柔心而弱骨，不骄不忌。”以致“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等等天道天理大行其是，而致民穷国弱，屡屡为外族所诲。此禹之罪二。
禹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以“天下为公”为国家的主体，以“选贤与能”为制度民主的幼稚时期。所谓禅让，绝不是被儒家所谥美的个人美德所能长久支持，其必为当时的制度民主所保障。因此，才会有 “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吕氏春秋.去私》）。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孟子》）。
由此可见，“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以“选贤与能”为民主基础的。其为时之久，足可见这种制度的深入人心。
而禹却以其顺洪之志和“决河疏江”之功，使民心归顺。从此，逆道者亡，顺道者昌。人民顺天顺命顺君而无争，以致“天下为公”的“公民”意识逐渐为“顺民”思想所代替。而民心归顺，则正义不申；正义不申，则民主不存。中国人缺乏“公民”意识并不是自古有之，而是自禹始。此其罪三。
禹在成功地以归顺之道化解了中国人的抗争精神和公民意识后，即着力于培殖对其个人的迷信崇拜。在其接受近于民选的禅让后，他首先流放舜于苍梧之野。使“舜死于苍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间。”
他广殖党羽、破坏民主、窃国自居，而成为民贼独夫。他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改造成“天下为私、为家”的专制社会。他是世袭专制制度之创始者，是中国历万劫而不复公民意思和民主制度的造祸者。禹之罪,何其大耶！
然而，腐儒们却颠倒黑白。他们将这个叛父顺洪、大毁堤岸、暗弱民志、消弥公民意识、破坏民主制度，改变国家“天下为公”政体，而窃国自居的罪禹归为圣人，及中华民族的第一功臣，这是愚民、欺民！
“鲧何所营？禹何所成？” 屈原为即将败亡的楚国悲痛，也为“行婞直以亡身”的鲧鸣不平。而后人们仍以顺洪的禹为功，以抗洪的鲧为罪，则太不公了。
其实,禹于华夏之功主要在伐苗。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频仍，而胜利常为主动者所夺取，因此，予奉天道者的被动无为之念有所摧毁，所以，“壅防百川”之举又兴，而特别盛于秦国，如郑国渠、灵渠、都江堰。但亦因其时“壅防百川”，主要利在本国，而以邻国为壑及与下游之国亦有害，所以被指罪。
但是，就堤防的利与弊相较而言，很明显，利大于弊。而后来享受着堤防所予的巨大利益的人们，却不但不讴歌堤防的首倡者和先驱者，反而欲加之罪，使其蒙冤更深，岂不是昧心负义？
现代的“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其实正是共工和鲧的与自然力量抗争的精神的再现。“沧海橫流，方显英雄本色。”１９９８年的抗洪救灾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站起来的中国人与自然力量抗争的不妥协精神。
在强大的难以驾驭的自然力面前，人的抗争常常会归于失败。而人所以渐能达致通神的地步，就是因为人在与自然相抗争的生存中不断积累思想经验和科学知识所致。
美国电影《白鲸》里那个有些狂妄的船长，正是林肯的“绝不屈服”的精神的体现。他虽然没有战胜代表自然力的白鲸，但他的那种美国精神正是美国之所以充满朝气活力而成为世界霸主的原因。
世界其它民族都有英雄史诗,而华夏民族独无,纠其原因,并不是华夏民族没有英雄事迹,而是因为共工与鲧的用灭,及秦帝国的覆亡太快,以致英雄成了教育世人的反面典型,而英雄主义也被诬为不智之举. 诚如孔子所言：“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由于英雄末路，使得我们的民族精神被不断强大起来的儒道释的懦弱的顺应之道所代替，而致灿烂文明的古国因为民族精神的软弱无力而日渐民困国弱,屡陷外敌之手。
洪水俗称“龙水”。而洪水不为古中国人所治，一直泛滥，所以，也致恶龙恣肆于九天。
而封建制度的开启，及儒道的顺天之道的来源，却是禹之德，而非其子“启”也。因为夏禹夏启的窃国自居,导致了中国人的人权平等和民主等观念与尊严的沦丧，进而养成了中华民族长达四千年的恶龙之患。
而这一切改变,都来源于面对洪水的失败情绪.就此而言, 传统的儒家和道家哲学其实是失败者的弱德体现.
而中国精神历万劫而不能自救的根源,其实就在于禹与鲧的精神决裂.
2014-12-27 18:11:44 |
| chenrunmin ?2014-12-27 18:41:53?? |  |
这是环境作用于国运和民族性格
越来越细的黄河，高悬饥渴
彻底的农业，竭泽而渔
喜见稻黍的厚德，不能见容
南方的云梦大泽
甚至波及楼兰人的失踪
以及罗布泊——地球之耳的失聪
首复。问好。马年快乐幸福，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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