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礼忠的博客
论王月圣的乡土小说创作
2010-11-14 18:10:23
论王月圣的乡土小说创作
胡禮忠
在“乡土小说”作为一个批评概念在“文学热”后渐进流行的今天，鄂西南苗族作家王月圣虽然是它年轻而忠实的继承者：根植乡土，直面人生，把目光投向“民间乡土”，投向生他养他的土地，投向鄂西风情和民族风俗；然我们却不能用时下流行的概念去认领和对号他的小说。因为他小说中的叙事、时态与语言、人物特征的民间立场和地域特色，释放着他独特的文学语场魅力。通过他小说文本所提供的有关乡土经验和时空精神的审美信息，与其他乡土小说是有区别的，而拥有浓郁的文化血缘。王月圣的小说创作历经着时空板块与精神板块的撞击，这势必导致了他在“民间乡土”写作意义上的观念和文化精神指向上的“地质位移”。因为，他没有沿袭“五·四”以来知识份子居高临下的势态进行启蒙式的乡土经验来叙写对“民间乡土”记忆。由于鄂西南独特的地域环境，他没有选择城市文明来作为依托和参照，却凭借诗性及人性的山水来反映民族的个性品质和抗争自然时所显现出的语言狂欢与民间立场。他通过对“民间乡土”动态的观察与体验和对狭隘民族叙写的克服，从而，完成了对“民间乡土”的依恋和精神矛盾交织痛苦的切割。
乡土，是他永远的精神家园；民间，是他永远的叙事立场。
一
王月圣笔下所刻画的人物大多是“民间乡土”中的小人物，这些“民间乡土”是被受屈辱的一群，他谛视着这群善良而又卑微的小人物的生活现实，写他们挣扎的苦痛和酸辛，或歌颂他们面对苦难的隐忍抗争精神及他们的善良品质和人性光辉，或揭示冷酷的现实对这些人物人性的扭曲和摧残，王月圣把他的笔触伸向了他深深依恋的“民间乡土”，让笔端散发出泥土和民族品性的芳香，为我们送来鄂西南土地上沉郁而坚挺、恬淡而自然的精神，让我们看到了在鄂西南社会的变迁中苦苦挣扎在“民间乡土”中的世俗人物万象和高扬民间审美情趣的人生传奇。“生活与信仰，脚踏实地的生存实在和渴盼未来的生存超越，可以概括为民间最基本的文化特征。”[1]王月圣乡土小说中的民间精神与他审美理想的超越是有关的，他明察民间生活表象、透悟民众抗争艰难生存的超越精神，他所面对的苦难众生彰显的是坚韧、执著和顽强，他对自己千古一脉文化传承的理性选择，用生命永恒的慨叹与对生存竞争的理想和追求的敬仰来给以表达。王月圣正是自觉把握和提炼了世俗社会的民间精神，加深了审美理想对民间精神的理解，才使得民间精神在他小说中被提升为一种具有审美世界的民间精神，成为“民间乡土”精神的重要内涵。
王月圣是一位严肃而自觉的作家。他知道，人民需要文学，需要用文学来抚慰我们民族受伤的灵魂和增进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与爱，使众多诚恳而又刚强的生命结合，为维持和平与和谐的力量，共同迈向更为美好的日子。不记得哪位作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一个负责任的作家来说，文学便是他的宗教，他将不惜一切牺牲，去拥抱他所关爱的土地和人民”。王月圣热爱他的土地和人民，忠实于生活的原态，不把小布尔多乔式的雕饰带入文中，让笔下的人物自然而然地生活和生存，留下生命苦难的诘问和人生沉重的思考。
《太阳从西边出来》以描写太阳的女性的婚姻、生育生活为主体，反映了鄂西南人民对封建观念的宣判。作为该小说的主人公吴春月——一个刚入而立之年却早已百般苍老的农家妇女，与吴自成同姓近亲结婚，结果生下了个长有尾巴的女儿。吴春月既要花精力照顾女儿，又因为女儿的残疾经常受到丈夫的侮辱，怕女儿长尾巴的消息外传而受人鄙视。这样，封建伦理的砧木就轻而易举地嫁接上了太阳村粗鲁的“土俗”。吴春月就成了百般柔弱和驯服的“工具”，丈夫动辄粗鲁的吼叫；要不，就是男人的拳脚。在这里，女人只有屈辱的泪水和满肚子的委屈。堂客成了太阳村丈夫泄欲和出气的工具。“想打就打，往死里打，打那既是表妹（或堂妹）又是老婆的女人”。男权在这里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
通过以《太阳从西边出来》为首的一系列小说，我们可以从中倾听到吴春月类女性沉痛悲切的诉说和畸形抗争的尖叫，窥见到她们从寻找自我世界到寻找男人世界以及整个世界的坎坷历程。亲表兄妹，亲堂兄妹……通婚；两家的儿子女儿，不论亲近与否，只顾换婚，以求“肥水不流外人田”、“亲上加亲”……，到头的结果是各种残疾儿童的出现。再加之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的曲折和太阳村村长吴有康、会计吴章灼的自私自利和违法乱纪，以致太阳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造遭到了巨大的障碍，以严重到了连上级的救济粮都无钱购买的后果。
改革的春风没有吹到的太阳村，仍是一个自然环境恶劣的封闭性的农耕社会，封建的传统思想观念盘根错节，由男权积成的禁锢社会生活的巨网牢不可破。而吴春月并没有因此而沉沦，她既对几个亲生的畸形儿表示愧疚，又疼爱他们，同时还捡养村里人丢弃的残疾婴儿。提拔为村长后的她还带领同村的姐妹与近亲结婚等陈规陋习作斗争。这既是鄂西南人民优秀民族性格的体现，又是鄂西南历史进程浓缩的投影。人的权利首先是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权利，两项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需求就是食与性。吴春月被县里破格提拔为村长后带领大伙儿脱贫致富，落实种粮，组织扶贫帮困，与贫穷落后作坚决的斗争，解决了连救济粮都无钱购买的尴尬情景。另一方面还积极动员大家冲破同姓和近亲结婚的陋俗，大胆支持妹妹与外来的四川男子结婚。《哭嫁歌》中的“我姐姐”才真正用眼泪来洗礼幸福，在文艺汇演中凭借一首《哭嫁歌》结识了“我姐夫”。换言之，劳动者最简单的性观念哪怕只有“情愿”两个字也只有“我姐姐”才享受到。《女儿好细腰》中的腊梅从樱桃和菊花的婚姻中吸取教训，不仅收获到了美好的爱情，而且还成为了“喜剧”生活的扮演者。这些，无一不反映出在封建宗法制度禁锢下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王月圣对人性美的一种追求。王月圣小说中人物的情欲和生命力都处在一种原始的完满状态中，那种天真单纯和简单粗犷进行着变织交融，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自然”，就是鄂西南人最本真的生存方式和最恒久的母体。
乡土小说研究的权威学者丁帆认为：“乡土小说”的重要特征在于“风俗画描写”和“地方特色”，缺少这两者就不成其为乡土小说。[2]由此可见，“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是乡土小说永久的魅力，因为它能给人以特殊的审美感受。也许，这就是王月圣大量渲染和描绘鄂西南民俗风情的原因。因为他把小说叙事置于鄂西南这个特定的地域环境，将笔下的人物放置到封闭的原始生态中去释放生命，在恶劣的环境中去生存。正是透过这种存在的落差、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二元思维的对立凸显，对乡土和民族进行了一个更为彻入的理性思考。读王月圣的乡土小说，可以读出鄂西南“由封闭到半封闭到走向开放的社会与人生的历史”，读出“民间乡土”生命所处的时空间架，读出“民间乡土”的冷峻和残酷中生命持续的展示，理想的“暖笔”点亮了乡土的“自然自在”，“读出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底蕴”[3] 。
二
著名作家汪曾祺曾经说过：“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离开学习民间文学是绝对不行的。”[4]王月圣对民间文学应该说是相当熟悉的，“文化革命结束后的全国民间文艺搜集整理活动。在鹤峰，上高山下远乡，走遍全县的旮旯角落，搜集到一百多万字的民间故事，后来把它们编成了五本书。”[5]在他的小说中民间文学的影响应该是正常的，如《哭嫁歌》中就有这么几句骂媒婆的民歌：“媒人是狗，好吃两边走，/媒人是猪，这边吃了吃那头，/媒人是猫儿好吃两头跑，/媒人是瓢瓜，舀干这头舀那头。/媒人嚼舌根要短命呀，/媒人望我要瞎眼睛呀。”诙谐生趣，叙述单纯，充斥着“民间乡土”的精神和民间审美的形式与情趣。但王月圣的乡土小说与民间文学之间的联系并非如此简单和外在，我以为这之间存有两个更为深入和内在的因素。一方面体现在思想观念上。王月圣乡土小说的平民化、民间意识的强烈，就可以看出民间文学对于王月圣乡土小说的影响。比如王月圣的道德观念就很平民，他反对封建礼教，反对虚伪，崇尚自由。在我个人看来，我以为王月圣的小说与沈从文的小说是有些许相似之处的：注重表现自然人性，歌颂自然的、不悖于人性的生命形式。因为王月圣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底层人民，表现的也理所当然的是民间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不为礼教所容，却为广大的底层人民所认同。
民间文学那种礼赞、亲民的热情同时也为王月圣所传承。王月圣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不少是普通劳动者，王月圣对普通劳动者的情感也主要是通过对劳动过程的描写来实现的。其劳动过程细致入微，充满美感。比如《想发财吗？丫头》中的吴屠户教秀兰杀猪时的情景：“他把刀衔在嘴里，左手扳着猪嘴不让叫哭，右手在猪身上擦几把。嗤啦，刀进去连把儿也没有了，手也进去了，还拨拉几下。……”这是一种地道民俗风情的欣赏。王月圣的这种“地道描写”其实体现的更是一种原汁生活的趣味和一种对生命的热爱。这种“地道的描写”，在王月圣的小说中随手拈来、盎然成趣，其语言张力在愉悦的阅读中彰显。
另一个方面就是艺术表现。艺术表现上的借鉴之于王月圣的乡土小说，我以为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语言，王月圣很善于运用口语，能够将群众的口头语言点化到作品中，化俗为雅。这是来自民间文学的启迪。民族化的地域方言有着它特有的朴素、简洁和明快。它的清新活泼、质朴自然、朗朗上口是文人难以模仿的。但王月圣能创造性的模仿，对口语的娴熟运用达到了十分精妙的境地。比如“这点钱和范老乡捐赞的钱相比，那就是搬起簸箕比天——没法比哩！管他哩，羊毛出在羊身上，与我癞老三鸡巴相干！”等，这在他的小说中是广为呈现的。其次是结构，王月圣小说结构向来很随便，随物赋形，不拘形迹。这种自由不拘的结构，精神上与民间文学的传统是相通的，民间文学重叙述，轻描写，讲究节奏，王月圣在倾心这种审美原则的同时，还重视情节安排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在吸收中国传统小说技法的同时，也受到了西方现代派创作技巧的启示。在王月圣的小说中，常常会看到时空的打乱或者重新组合，或是蒙太奇手法的组接。由此，“横切或直缀，以及横切或者直缀的结合”，我以为这是王月圣小说情节结构安排上经常运用的方法。例如短篇小说《心在滴血的采访》就因“物”赋予了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样的“形”。再就是叙事，在我看来，王月圣最突出的叙事特点就是“闲中着色”，所谓“闲中着色”，就是敢于枝蔓，敢于扯野棉花，王顾左右而言他，但又不离题万里，这很要功夫。在短篇小说《撒尔嗬》中着重对苦楝嬷嬷人生经历的描写就是典范。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王月圣是熟悉他笔下人物的生活的。因为他有着丰富的阅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干过知识青年，当过文艺辅导干部，教过书，考过古，也管理过图书；画过画，摄过影，编过杂志和书本，跨点搞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当过文化局的艺术股副股长和县文工团代理团长。还开过装潢公司。”[6]对造成笔下小人物生活甜苦有过沉重的思考，（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作家对他本人的思考？）。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练就了王月圣对小说典型环境的塑造。一系列典型环境的塑造，从而使笔下小人物的行动有了依据，并且也有了特定的生存时空，且还有利于更好的展示人物性格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三
王月圣作为当代鄂西南文学的一员骁将。其丰硕的创作成果无疑为鄂西南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然而，王月圣小说中的一些不足与瑕庇是不可掩饰的。本文在此就笔者个人观点作些阐述，希望能与作家本人及其它文艺评论家商榷。
首先是王月圣对女性心理的刻画存有不足，《太阳从西边出来》表现的尤烈。妇女长期受到土司（封建制度）制度及封建的夫权压迫，这里的贫穷、愚昧、落后，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的内心世界、她们萌芽反抗意识也不是一天二天的时间。妇女解放的标志应该是个性的解放与觉醒，从根本上体现在妇女的人格应得到承认，最起码能自由的支配自己的性生活，不应是被动的服从。而在王月圣的笔下，特别是女性解放心理的挖掘方面，总让人感到缺少了些什么，当然这之间存有读者和作者的时间差。这么说，不是鼓励作者进行下半身写作，靠那种露骨的性喧嚣来吸引读者，而是人物心理的环境转置问题。男人“不待女人说话，只管骑上春月的身子”，一个人的生存是以思想和个性为状态的，而这种状态又建立在一种欲望的基础之上，在诸多欲望之中，又以“性”为最。九丹在《女人床》中说道“床是女人的买身契，爱情是女人的墓志铭”。当春月像牲畜一样强迫的卧躺在男人的生殖器官之下，做她根本就不愿做的事时，他的心理活动怎样？这种心理长期累加的结果怎样？这是使人沉思的，也更是作者在挖掘人物心理时的必须。“当着众人的面，把她掀倒在潮湿的土地上，还用脚踩着她的肚子说：‘看哪，这就是我的堂客。’” 我们可以想下此时女人的心理，要么是逆来顺受，要么是人格的严重扭曲，但又不符合春月在整个文章中的形象的刻画，这应该说是妇女解放最好的一个伏笔，但作者放弃了心理的刻画时更加细致的刻画，而是停笔打住，给后面人物形象的突变留下了败笔。
其次就是王月圣的理想化写作模式。正因为王月圣个性上的传统和严肃，势必影响到了他的小说创作。他的性格有着民族传统的内蕴，他熟悉民族的民俗、民风，他写熟悉的东西，使他的写作的立意没有跳出传统写作的约束。如《太阳从西边出来》从开始到结尾，应该说人物性格的刻画应发生质的变化，但文中就其思想个性未作深入的刻画。以吴春月为首的姐妹们因政治的压迫而从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应该有一个心理释放的过程，妇女们从像机器一样供男人泄欲和生孩子转而从个性上应有最大的性欲的释放，在描写中对性欲的处理等应有点晴之笔，但遗憾的是，在文章的后部没有很好把握，导致让读者感到了人物性格变化的突兀而不理解，坏人死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理想化的结局，严格讲是生活的真实，而不是艺术的真实。作品对生活的再创造应该要跨越理想化的写作模式。有的人讲“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有的固然是，如土家民歌《龙船调》，沈从文的《边城》。
再次就是王月圣作品中的语言问题。民族性的地域方言虽然有它质朴的美，但也有着它不可掩饰的缺陷。例如短篇小说《摆手舞》中的某些语句：“打长喊么子！”、“差点儿一个扑趴摔下来”。把大量方言吸入文中，然我以为，方言的大量运用很可能就成了鄂西南文学走向全国的一层隔网。在此，我并不是反对把地域性、民族性的方言吸入文中，我只是觉得方言的吸取不能生吞活剥，食而不化，而要注入作家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对艺术的理解、思考。换言之，不能照搬口语，而要把口语精神进行消化运用。使得句子简短，结构单纯，仅口语又非口语，是对口语的模仿，但比口语更干净、更有韵、更传神。倘真要用口语，适当的注释实在是不可少。也就是说，要正确处理好叙述语言和叙述人语言。
这是我所叹息的部分。
这样说可能极端了一些，但我一直认为文学是极端的个人行为。对于王月圣来说，其内部的精神魂魄正在提炼。由此，我们真诚的希望王月圣能再接再厉，早日创作出拳头性的产品。我们，有理由也有可能对鄂西南民族作家寄予厚望，文学之树长青，真正的文学精品将超越重重大山，在祖国的大地上迎风驰骋！
参考文献：
[1]赵得利.民间精神与民间文化视角[J].文艺争鸣.2005.(5)
[2]丁帆.中国小说史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3]邓斌.凉月[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4]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6]王月圣.撒尔嗬[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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