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讀沈從文的小說《邊城》,我們幾欲為文中所透露的那醉心的人性美所傾倒。在這部小說中,我們看到了那個年代,即使是兵荒馬亂,但鄉村中仍舊是民風淳樸,讓人享受到了一種超凡脫俗的人間真情,感受到了一種心靈的滌蕩。在當今金錢至上、江河日下的世風之下,重探沈從文先生文學作品的思想和藝術價值,重拾這種對於人性美的表現,對於人們精神世界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教育意義。
- 小說《邊城》中透露出的人性美
《邊城》是沈從文先生的代表作,這部小說描寫的是20世紀30年代川湘交界的一座小鎮——茶峒。作者勾勒出了一幅世外桃源般的鄉鎮美景,以這幅圖景為背景,描寫了裡面生活著的一群善良純樸的鄉民。他們彼此互尊互愛,宛若一個和諧溫暖的大家庭。
小說中的主人公翠翠是一名船家少女,作者一開始就描寫道:「翠翠在風日裡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人又那麼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心後,就又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 翠翠在這裡就像一隻純真美麗的小鹿,漫步在溪水邊,令人憐愛,令人不禁地回頭張望。文學作品描寫異性,往往帶有作者自身的審美取向。心靈澄澈如水的翠翠,也必定屬於作者理想的女性形象,無疑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讚揚的美的化身。
翠翠的爺爺是個老船工,從二十歲便在渡口為人擺渡,克盡職守五十年,用小小渡船迎來送往了無數人。由於渡頭為公家所有,過渡人不必出錢,但有人還是把錢放在船板上,每到這時,老船工便立刻拾起,堅決地塞還給那人,就像吵嘴似認真地說:「我有了口糧,三斗米,七百錢,夠了。誰要這個!」儘管這樣,還是有人悄悄地把錢放在船上,於是老船工「便把這些錢托人到茶峒去買茶葉和草煙,將茶峒出產的上等草煙,一紮一紮掛在自己腰帶邊,過渡的誰需要這東西必慷慨奉贈。」 並且在六月裡把茶葉放進大缸裡,用開水泡好,給過路人解渴。書中有一段這樣的場景描寫:
白日裡,老船夫正在渡船上同個賣皮紙的過渡人有所爭持。一個不能接受所給的錢,一個卻非把錢送給老人不可。正似乎因為那個過渡人送錢氣派,使老船夫受了點壓迫,這撐渡船人就儼然生氣似的,迫著那人把錢收回,使這人不得不把錢捏在手裡。但船攏岸時,那人跳上了碼頭,一手銅錢向船艙裡一撒,卻笑眯眯的匆匆忙忙走了。老船夫手還得拉著船讓別人上岸,無法去追趕那個人,就喊小山頭的女:
「翠翠,翠翠,幫我拉著那個賣皮紙的小夥子,不許他走!」
翠翠不知道是怎麼會事,當真便同黃狗去攔那第一個下山人。那人笑著說:
「不要攔我!……」
正說著,第二個商人趕來了,就告給翠翠是什麼事情。翠翠明白了,更拉著賣紙人衣服不放,只說:「不許走!不許走!」黃狗為了表示同主人的意見一致,也便在翠翠身邊汪汪汪的吠著。其餘商人皆笑著,一時不能走路。祖父氣吁吁的趕來了,把錢強迫塞到那人手心裡,且搭了一大束草煙到那商人擔子上去,搓著兩手笑著說:「走呀!你們上路走!」那些人於是全笑著走了。
翠翠說:「爺爺,我還以為那人偷你東西同你打架!」
祖父就說:
「他送我好些錢。我才不要這些錢!告他不要錢,他還同我吵,不講道理!」
這樣的場景,恐怕也只有在《西遊記》中描寫的那個理想國裡才能見到了。由於老船工的善良,贏得了鄉里們的尊重,無論他走到哪,都能得到人們的照應。他走到河街上,「一定有許多鋪子上商人送他粽子與其他東西,作為對這個忠於職守的划船人一點敬意。」 他去買肉,卻遇到屠戶不願接錢的煩惱,為此他還要想辦法到能夠收錢的鋪子裡去買肉。為了防止對方不收錢,他會「把錢預先算好,猛的把錢擲到大而長的錢筒裡去,攫了肉就走去」 。賣肉的知道他的性格,給他稱肉時總選最好的一處,並把分量故意加多,他見時卻說:「喂喂,大老闆,我不要你那些好處!腿上的肉是城裡人炒魷魚肉絲用的肉,莫同我開玩笑!我要夾項肉,我要濃的糯的,我是個划船人,我要拿去燉葫蘿蔔喝酒的!」
小說中的船總順順是當地的富戶,作者並沒有按階級成分把他刻畫成「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相反,順順是一位宋江似的豪爽仗義的好人。他「明白出門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故凡因船隻失事破產的船家,過路的退伍兵士,遊學文墨人,凡到了這個地方聞名求助的,莫不盡力幫助。一面從水上賺來錢,一面就這樣灑脫散去。」 他對兩個兒子也要求極嚴,他讓兒子「向下行船時,多隨了自己的船隻充夥計,甘苦與人相共。蕩槳時選最重的一把,背纖時拉頭纖二纖,吃的是幹魚,辣子,臭酸菜,睡的是硬幫幫的艙板。向上行從旱路走去,則跟了川東客貨,過秀山、龍潭,酉陽作生意,不論寒暑雨雪,必穿了草鞋按站趕路。」他讓兩個孩子「學得做人的勇氣與義氣。一分教育的結果,弄得兩個人皆結實如老虎,卻又和氣親人,不驕惰,不浮華,不倚勢凌人,故父子三人在茶峒邊境上為人所提及時,人人對這個名姓無不加以一種尊敬。」
順順的兩個兒子同時愛上了老船工的女兒翠翠,哥倆要在山林裡比試唱歌來贏得翠翠的愛。哥哥知道自己才藝不如弟弟,於是忍痛割愛,遠走他鄉,卻不想在途中溺水而亡。弟弟知道哥哥是為了自己和翠翠而出走的,於是心中懷著歉疚也離家出走。船總順順本來也對翠翠懷了一層怨意,但當老船工死後,他又把孤女翠翠接到自己家中,讓翠翠等候他的二兒子返家成婚。
在《邊城》這部小說中,幾乎所有人物都是美的、善良的。當地的人很是助人為樂,水中遇見有人遇難,「便急急的把船槳去,在下游一些迎著了那個目的物,把它用長繩系定,再向岸邊槳去。這些誠實勇敢的人,也愛利,也仗義,同一般當地人相似。不拘救人救物,卻同樣在一種愉快冒險行為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使人見及不能不為之喝彩。」 就連妓女,也是令人同情的。「由於邊地的風俗淳樸,便是作妓女,也永遠那麼渾厚,……他們生活雖那麼同一般社會疏遠,但是眼淚與歡樂,在一種愛憎得失間,揉進了這些人生活裡時,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輕生命相似,全個身心為那點愛憎所浸透,見寒作熱,忘了一切。……這些關於一個女人身體上的交易,由於民情的淳樸,身當其事的不覺得如何下流可恥,旁觀者也就從不用讀書人的觀念,加以指摘與輕視。這些人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知羞恥的城市中人還更可信任。」
不僅人是這樣,作品中的動物也是通人性的。主人家的黃狗日夜陪伴在他們身邊,顯得異常的乖巧、懂事,儼然是家中一份子。當老船工把船劃向對岸,「正向客人招呼:慢點,慢點時,那只黃狗便口銜繩子,最先一躍而上,且儼然懂得如何方為盡職似的,把船繩緊銜著拖船攏岸。」
《邊城》中描寫的整個社會都充滿了濃郁的仁厚、純樸的民風。在節日裡,傾城出動,到河邊、上吊角樓觀賞龍舟競賽,參加在河中捉鴨子比賽,「不拘誰把鴨子捉到,誰就成為鴨子的主人」。還有舞龍舞獅、放煙火,小城到處沉浸在歡樂與祥和的氣氛之中。這就是《邊城》這部小說中營造的社會場景,沒有階級,沒有壓迫,充滿人間真情,每個人都那樣質樸而善良,人與人之間只有友愛、信任與互助。這與當時左聯作家們描寫的劍拔弩張、黑暗愚昧的社會場景形成鮮明的對比。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這樣一部追求美、頌揚美的作品裡,結局卻不是大團圓的,相反卻是悲劇的。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老船工死了,白塔倒了,渡船漂走了。悲痛的人們幫助翠翠處理完爺爺的後事之後。結局也還沒有好起來。
「到了冬天,那個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個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夢裡為歌聲把靈魂輕輕浮起的年青人,還不曾回到茶峒來。
……
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
沈從文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處理呢?人們知道,中國古代作品描寫到理想人物的死,總是伴隨一顆流星的墜落,一個大樹的折斷,一場大雨的傾瀉,一座高塔的倒塌等等特異的自然現象,以此表達心靈中特異的感慨。沈從文是在用美的破滅來反襯美的崇高,表現他對美的追思。沈從文畢竟是藝術大師,他知道只有悲劇的美才是最驚心動魄的美。世界上美麗的東西總是短命的,阿房宮美麗嗎?圓明園壯觀嗎?泰坦尼克號奢華嗎?世貿大廈舉世無雙嗎?人們要創造一種美,需要花費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努力;可是,美的毀滅,卻是一瞬間的事情。而且越是最美好的事物便越是容易毀之一旦。人們常常讚美鮮花,可是鮮花卻是最容易夭折的;而無人重視的小草卻是遍地生長,越受踐踏越發芽。正因為這樣,人們對美的事物才愈加珍愛,愈加保護。人們愛看悲劇,而悲劇的力量就在於把美好的事物在人們面前毀滅,以引起人們的對美的追求,使美的事物在人們心目中變得更加崇高。正像有文章分析道:《邊城》「故事的悲劇性結局,儘管不免令人傷感卻能使作品更具審美內涵。既體現文學人性兩方面的相互制衡,又符合文學的批判性與新異性的特質。」(雷淑瓊,2007)因為「批判性的本質決定了文學大多以揭示假醜惡為主。文學不應令人欣慰,沒有衝突的廉價頌揚總是過於淺薄。這就是中外經典之作多為悲劇的美學根因。」(裴毅然,2000)是的,《邊城》的效果達到了,當人們看到作品這樣的結局之時,更加體驗到翠翠的悲痛,更加牽掛著翠翠的未來,心中是一種雋永的牽掛。
二、美的辭章產生於美的心源
或許,人們要說小說可以虛構,《邊城》中描寫的社會場景只是存在于作者頭腦中的世外桃源似的理想國,當時的社會狀況並非真正如此。
的確,沈從文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社會急劇動盪,各種矛盾集中體現的時代。在大量左翼作家的筆下,中國社會的各種黑暗面被表現得淋漓盡致。在沈從文所生活過的湘西也不免存在各種犯罪,各種社會矛盾。即使完全描寫光明一面的《邊城》,也出現過兩個水手的這樣一段對話:「且聽水手之一說,樓上婦人的爸爸是在棉花坡被人殺死的,一共殺了十七刀。」這說明在這邊城小鎮也有犯罪現象。沈從文從14歲就入伍當兵,「在芷江的鄉下四個月看殺人一千,在懷化鎮一年多看殺人七百。」可是,這樣殘酷的社會現實沒有改變他對人性美的嚮往。
然而,我們私下向一些老人詢問民國那個年代的社會風尚之時,也耳聞過一些老人說他們生活的那個年代的人際關係的確如同《邊城》中所說的那樣淳樸。當我們閱讀一些古典作品時,也從中窺得一斑,感受到古代鄉村的返璞歸真。這使我們想到,中國幾千年歷史發展,雖歷經無數次戰禍塗炭、改朝換代,但中國的鄉村文化卻沒有發生什麼根本性的改變。這是因為,其一:中國古代朝廷委派官員只到縣一級,有的最多只到鄉一級,而普通農村是沒有官吏的。影響整個農村社會的是當地的鄉紳階層。這些鄉紳除非少數人有靠山,大部分人是沒有權錢交易、權力腐敗的,衹是依靠自身的勤勞、智慧致富的。為了在當地建立威望,他們往往要對周圍的農戶施以恩惠,有的還在災荒之年為窮人賑災,因此這一鄉紳階層往往成為當地的名門望族,影響著當地社會的發展,帶動著當地的社會風尚。
其二,受科舉制度影響,受「望子成龍」的傳統觀念的驅使,鄉紳階層由於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常常安排子女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形成了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香火不斷的地主階層。
其三,中國古代社會民眾普遍信奉佛教、道教,寺廟、道觀徧佈各地。宗教信仰使民眾感到「頭上三尺有神靈」,一定程度地影響了大眾的從善心理。
由於中國古代社會存在著這樣的鄉紳階層,並受制於這個階層,就形成了中國古代社會超穩定的基層社會結構。這個鄉紳階層就如同河谷下面的鵝軟石,不管河面上怎樣大浪淘沙東流去,而鵝軟石則穩坐河底為魚蝦們提供庇護之所。我們所說的儒家文化具有強大的同化力,實際上就是因為有這一文化傳承的基層群體的存在。即使元、清兩代已經亡國,被異族統治,但中國傳統文化也依舊能延綿不斷。所以說,《邊城》中所描述的那種依然保留著的淳樸民風在鄉村中應該是真實可信的。
確切地說,一個真實、完整的社會,是由光明面與黑暗面共同組成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陰陽觀早已對這個世界作了概括的描述,矛盾的兩方面總是相輔相成的。現實社會就好比是一潭湖水,表面上湖光山色,魚兒徜徉;可是湖底下,卻是藏汙納垢,淤泥醜陋。作家描寫社會,就好像是湖邊觀景,畫家寫生。如果你把目光集中在湖邊的淤泥,你畫中的景物就將會不堪入目;如果你醉心於湖面的波光,你畫中的景物就會是春色迤邐。作家筆下的社會景色是美是醜,不僅取決於他所面對的社會現實,而且也受作者世界觀、人生觀的深刻影響。作家的性格特徵等對於其看問題的角度也起著重要的作用。一派心理研究把人們分為樂觀主義者和悲觀主義者,樂觀主義者更多地看到的是健康向上的一面,影響到其創作,總愛描寫溫暖感人的事件;悲觀主義者更多地看到的是悲觀消極的一面,總會揭露一些社會的陰暗面。實際上,二者並沒有好壞之分,世界也是由陰陽兩部分組成的,好壞、優劣相克相生,並相互轉換。社會光明面需要有人弘揚,陰暗面也需要有人鞭撻。而沈從文屬於樂觀主義者,他具有獨立的人格和美的心源,他在做著向世界傳播美德,向人類褒揚人性的工作。
沈從文認為「美在生命」,雖然經歷過無數的生活挫折和打擊,他仍然執著地嚮往與追求人性之美,他說:「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小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對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廟供奉的是『人性』。」 正因為作者自身具有美的人性,才使他一生中一路播撒充滿人性的篇章,從不作違背美好人性的事情。
沈從文的小說主要分兩類,一種是以湘西生活為題材,一種是以都市生活為題材。以湘西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主要記述湘西人物和風情,描寫湘西人純樸、自然的生命形式,讚美人性美。除《邊城》之外,還有《長河》、《湘行散記》等等,表現出他對故鄉的眷戀,對生命的熱愛。《長河》是沈從文在外漂泊十八年後,一九三七年回到湘西所做。作品表現了遊子依戀故土,思念家鄉的眷念之情。是他繼《邊城》之後,關於湘西人物、風情的又一曲輓歌。《湘行散記》記述湘西各地的優美的風土人情和熱愛生命的湘西人物。幾部作品裡的女主人公,如《邊城》裡的翠翠,《長河》裡的夭夭,《湘西散記·桃源與沅州》裡的美蘭香等,都是那樣清新、純潔、善良,美不勝收。這片生他養他的土地給他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記憶了。
然而,作者畢竟是少小離家,闖蕩南北,經歷了更多的城市生活。面對城市生活的虛偽、墮落,作者也曾有過一些批判性作品,例如《八駿圖》、《紳士的太太》等。《阿麗思中國遊記》借英國小姑娘阿麗思小姐和兔子紳士儺喜先生來到中國的經歷,描寫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社會的愚昧和黑暗。但是,作者沒有像其他一些左翼作家那樣深陷于對現實社會的不滿之中,他更多的是追憶湘西生活的健康、自然,以城市生活為對照物,映襯出鄉村生活的美麗,讚美人與自然的和諧。「這裡沒有尖銳的階級鬥爭的圖畫,沈從文不具有那樣的意識,他只用看似清淡的筆墨,點出令人心靈顫抖的故事,他的目標僅僅專注於那些歷經磨難而又能倔強地生存下去的底層人民的本性。」(錢理群,2007)
沈從文先生是個有情有義的人。他和胡也頻、丁玲這對戀人是好友,三人曾同吃同住在一起。後來胡、丁加入了左聯,沈卻堅持自己的純文學創作,與胡丁各奔東西。當胡、丁被捕時,沈從文則冒著生命危險多方奔走營救。後來得知胡、丁被害的消息後,沈從文悲憤交集,寫下了四萬字的《記胡也頻》,和十一萬字的《記丁玲》來悼念他的兩個好友。丁玲沒有被害,不久出獄,49年後擔任高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丁玲仕途得意之後,沒有念及昔日老友對她的一片深情,相反撰文對沈從文進行指責和辱駡。而沈從文則忍辱負重,始終保持沉默,沒有發表過任何反擊的文章,表現出對朋友舊情的眷顧。
沈從文也是位樂於助人的人。1947年他曾為一家報紙的副刊擔任編輯,一位年輕詩人因經濟拮据向他求助,他曾以賣字的方式為那青年籌款。他也是位堅守底線的人,49年後,他完全可以憑著他卓越的文學才華寫出一些歌功頌德的文字去迎合政治的需要,避免遭受迫害和打擊。可是他違背人性的事情不做,寧願把自己鎖進小屋去進行與政治毫無關聯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並出版了《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龍鳳藝術》、《戰國漆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等學術專著,特別是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填補了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項空白。這就是沈從文,有什麼樣的心靈,就會奏出什麼樣的樂章。沈從文具有美的人性,因此他的作品充滿對人性美的追求。即使在被剝奪了謳歌人性美的權力之後,又能轉向描寫器物,表現出綺麗的「物性」之美。
沈從文的作品不僅追求人性美,而且盡情謳歌自然美。他和周作人一樣,都是書寫美文的大師。二人有所不同的是,周作人的美文如同花房裡的一個個盆景,姿態各異。沈從文的美文則如同大自然的景色,天然去雕琢。沈從文描寫的一幅幅的風景畫,使人感受到「皈依自然,而重返自然的邊民宗教信仰的本旨」,也「正是這種對自然生命的崇拜,使得他的作品中大自然種種景象格外見出個性,格外顯得迷人。」(劉一友,1992) 這使我們想起了練太極拳,同樣是在練拳,普通人和太極高手有著本質的不同。普通人用「手」練習,只注意雙手在揮動;而太極高手則用「心」在練習,以腰領手,心到手到,達到一種渾然忘我的境地。創作也是這樣,普通人用眼睛去觀察世界;高明的作家卻是用心靈去感應世界,用內心的情感和外部世界的摩擦和碰撞去迸發靈感。由於沈從文具有美的心源,所以他筆下的人物、社會、大自然的景色,等等一切都如同火石的碰撞產生出的火花,顯得那樣的美豔。
1988年5月10日,經歷了世事滄桑和人間苦痛的沈從文不幸因病逝世。家鄉人民非常崇敬他,懷念他,1992年,鳳凰縣人民政府將他的骨灰迎回家鄉,安葬在「聽濤」山下。碑上記道:「先生一生,淡名如水,勤奮、儉樸、謙遜、寬厚、自強不息。先生愛祖國、戀故鄉,時刻關心國之安、鄉之勃興、民之痛癢、人之溫愛,堪稱後輩學習之楷模,特立墓地,以示永遠懷念!」這段簡樸的文字正是對沈從文唯美品質,一生追求的蓋棺定論。
三、人性美是人類共同的追求
在古今中外文學史上,歷來存在兩種意見的論爭。一種是文學應與政治密切相連的「文以載道」的文學觀;一種是文學應脫離政治,成為以描寫人性為主的純文學的文學觀。兩種觀念都有各自的道理,不可偏廢。在抗戰時期,一大批左聯作家高舉抗戰旗幟,為挽救民族危亡而奮筆疾書是值得讚頌的。可是,文革時期,許多文人為強權政治歌功頌德就成為獻媚文學了。而主張作家應忠於藝術,堅持「獨立的識見」的純文學觀則更體現人類文明發展的長久需求。過去,人們常常從政治和階級鬥爭的角度去評判文學的好壞,主張描寫人性的純文學一直受到社會的批判和壓制。然而,這種文學觀儘管在某個時期會遭受政治的壓抑,但是其創作經受得住歲月的陶冶。
歷史上,沈從文作為京派作家的代表,他的文學「不屬於當時中國的城市文化,也不屬於革命文學,因此難於被當時現實所理解」(錢理群)。他和朱光潛、梁實秋等人還被郭沫若等人列入「在思想鬥爭中要無情打擊和揭露」,和「要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的對象。 因此,沈從文的作品猶如「黃鐘毀棄」,在「瓦釜雷鳴」的階級鬥爭年月一直不被人們所熟知。直到八十年代後,一直受到壓抑的沈從文才逐漸被人所發現,沈從文的文章才如出土文物般地被人們大量地研究,愈來愈顯現出其珍貴的價值,其作品中表現出的人性美對於無論年老還是年輕的讀者都形成了一種擋不住的誘惑。以下,就讓我們摘選一些文章中對於沈從文《邊城》的評價:
「沈從文在《邊城》描繪了一幅他童年記憶中、理想世界中的美麗湘西地域風俗畫。這幅風俗畫是優美的、精緻的、奇麗的,它蘊涵了湘西邊地的自然風光、社會風俗、人際關係、人情人性等等,積澱著深厚博大而又神秘瑰麗的楚文化。……讀這樣的作品,我們獲得的不只是文學藝術的美的享受,更有著對我們心靈人性的滋養與療補。」(洪子誠,1999)
《邊城》是「一部 idyllic(田園詩的,牧歌的)傑作」 ,「一顆千古不磨的珠玉」 (雷淑瓊)。「它表現受過長期壓迫而又富於幻想和敏感的少數民族心坎那一股沉鬱隱痛」,「唱出了少數民族的心聲」。(劉西渭)
「沈從文創作《邊城》的意圖不是再現人生,而是表現生命.他要從苦難的人生裡提煉出生命的高貴與美麗,證明人性的善良,來營造他的『希臘小廟』,向淪落的人類提供一個理想的聖所。」(方虹、徐小潔,2004)
「《邊城》是沈從文理想人生的縮影,是他遠離『邊城』而作於都市的夢。……作者不僅創造了詩一樣的意境,而且賦予作品中的人物與景物以深厚的象徵意味。在暴風雨之夜猝然倒掉又重修的白塔,象徵著一個原始而古老的湘西的終結和對重造湘西未來的渴望。……《邊城》是一曲描寫湘西人們人性美的『牧歌』,一部美麗得如此樸素,悲劇得如此優美的人性『牧歌』。……《邊城》是一篇小說,但更像一首二十一個斷章組成的長詩。」(遊春香,2005)
科學求真,宗教求善,藝術求美,對於真善美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所致。文學藝術宣揚美、表現美乃是社會所需,大眾所需,歷史上的許多文學作品都因為對人性美的精彩描寫而成為不朽。文藝復興初期的人文主義者薄伽丘的《十日談》、《愛彌多》等作品站在人本主義的立場對人性美作出了全新闡釋,使對美的追求和欣賞在那個時代重新成為自然。雨果的《悲慘世界》因為其閃耀著人性的光芒成為經典的傳世之作。法國作家莫泊桑的《項鍊》向我們展示了瑪蒂爾德、路瓦栽和佛來思節夫人誠實守信的優良品質,弘揚了純潔的人性美。美國女作家路易莎·梅·奧爾科特的《小婦人》展示的是溫馨甜美的家庭生活場景,讚頌了永恆的人性與愛情。《梁山伯與祝英台》、《阿詩瑪》等文學作品廣為人們傳頌,是因其以獨特的民族性反映了人情美、人性美。《紅樓夢》中的男歡女愛,《水滸》中的朋友義氣,《西遊記》裡的師徒情義都彰顯著這種人性美,使其成為不朽名著。吳宇森的《奪面雙雄》是他在好萊塢最成功的一部電影,是因為表現了槍林彈雨下的人性美。20世紀初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開端,中國文學逐步確立了以人為本的美學基點,「這場運動最大的收穫便是對『人』及『人性』的發現。」(裴毅然)
中國開放之初日本電影、好萊塢電影、韓劇等等外國文學一個接一個地風靡大陸,人們最為接受的,大多是那些表現人性的純文學作品。特別是韓劇在中國社會掀起一陣又一陣颶風,被稱為「韓流」很值得人們思考。正像有文章分析道:「從較早接觸到的《愛情是什麼》,到青春偶像劇《藍色生死戀》、《泡沫愛情》,輕喜劇《澡堂老闆家的男人們》,再到歷史劇《大長今》、生活劇《看了又看》,每一部韓劇都在東亞文化圈獲得了成功。愛情、親情、友情和信義是韓劇的表現主題,也是最打動觀眾情感的核心內容。」(李燕楠,2007)這種愛情、親情、友情不正是美好人性中最基本的要素嗎?「韓劇大多描寫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和小事件,表現手法樸素平實,沒有很多刻意設置的離奇情節,故事看似老套,然而劇中的人物就在愛情、責任和良心之間備受煎熬,同樣也考驗著觀眾內心的情感尺度。韓劇為亞洲的觀眾所普遍喜愛,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它充分考慮到亞洲文化圈集體認同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和審美趨向,並以傳統的手法進行了真實的表現。」(李燕楠)美國的迪士尼也是這樣,其夠超越民族,超越時代,超越一切局限,成為全人類所共同喜愛,其成功也來自於發現美,創造美,表現人類共同情感,共同本性,共同價值觀念,傳播人性中的真善美。真善美是一種普世價值,其超越宗教、國家和民族,是任何文明社會,任何具有良知與理性的人們都共同認定的社會價值和理念。
因此,儘管沈從文的作品和文學思想在左傾思潮佔據統治地位的年月受盡壓抑,但是,是真金就不怕泥土封埋,一旦出土,仍會大放異彩。時至今日,沈從文的小說越來越被人們所喜愛,不正是說明人們對人性美的一種渴求,一種回歸嗎?在這種金錢至上的社會裡,不正是需要用真善美的作品來感動人們,純潔人們的心靈嗎?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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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淑瓊:《來自<邊城>的美》,《古城學苑》2期,2007。
裴毅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人性史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9月。
沈從文:《邊城》。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
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沈從文:《斷虹·引言》,《沈從文選集》第五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
劉一友:《論沈從文與楚文化》,《吉首大學學報(社科版)》,1992年第3-4期合刊。
陳毅《青松》。
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雷淑瓊:《來自<邊城>的美》。
劉西渭:《咀華集》。
方虹、徐小潔:《淨化的悲劇——試論<邊城>》,《安徽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
遊春香:《詩意地棲居——沈從文<邊城>賞析》,2005,
http://web.bdfzgz.net/teacher/blog/more.asp?name=youchunxiang&id=774。
裴毅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人性史論》。
李燕楠:《由韓劇熱播思考中國電視劇的跨文化傳播》,人民網,2007。
——2008年寫於美國新澤西,2022年修改於加拿大溫哥華
作者簡介:
任京生,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副會長、北美中文作家協會永久會員。先後畢業於暨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美國Franklin University、美國Seton Hall University、法國Silk Road Business School。曾於美國Ohio State University做訪問學者,於魯迅文學院第33屆高研班研修。發表各類文章數百篇,出版專著八部,十餘部作品獲獎, 三部書被一些大學、中文學校用作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