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一天的時間,讀完了余華的《第七天》。耗費半盒面巾紙。上一次讀余華的作品是十幾年前,那時我還在開店。也是一個下午,市場內人跡稀少,我在慘白色而明亮的燈光下讀完了《活著》,哭得痛斷肝腸。之後很多年都不再看余華的東西。不想傷神。
其實余華沒什麼創舉。他不過是用文字濃縮了社會的現實——事實就在那裡,如同日光燈下的白紙黑字,歷歷在目,你想迴避都不可能。49之後的種種運動對於我們這些七零後生人不陌生,89之後的種種社會怪狀對於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不能視而不見。
不過余華確實是個有種、有心、有情義的文人!在如今網路便捷的時候,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作者,更勿論各級文聯作協組織豢養的不計其數的作家們。而唯獨余華,能堅持三十年還在寫中國社會的不公正和陰暗,寫真正草根百姓的無奈和悲苦。
草根百姓是真的無奈和悲苦啊!如今有些人會坦然地說,我們的社會也沒什麼大的,
現在經歷的是發達國家前50年、前70年、前100年經歷的,他們也曾經環境污染、假貨橫行,再說哪個國家沒有貪污腐敗?——這些說話的人不抱怨,能忍耐,願意在這汪渾水中繼續掙扎和攪合。說這些話的人肯定都不是社會底層的,都是有車有房能在星巴克喝得起咖啡、不用考慮賣腎賣血的。因為中國的社會不是環境污染的問題,而是存在著巨大的體制的弊端。而被這些弊端損害過的、有切膚之痛的人,才不會這麼平淡無所謂地談論如此巨大的不公正和漏洞!
中國與發達國家最大的根本是政府的問題。從理論而言,任何一個政府都是是希望社會發展、民眾富強的,但從六十幾年的執行情況看,中國從上到下的各級政府的工作人員——就是過去被稱為青天老爺的、如今絕對老爺派的各級公務員們——會更普遍地以權謀私、更無底線地讓個人利益最大化。他們的這種不公正、不敬業、沒有職業操守的行為,除了體制作祟,也有文化的原因。
今年初夏夜前我的思考是,我們的人權啟蒙時間太短,從19到49才三十年,還是戰亂不斷的三十年。所以我們的文化中沒有平等,我們不覺得人和人是平等的。在搬家來此感受西方社會的普遍平等後,這種差異更強烈了。雖然有人說西方的社會也是虛假平等,但至少大多數日常生活中是平等的——領導沒有特權去優先看病;你找了關係也得排隊,更何況根本沒有關係這一說。而中國的社會還是階層的社會,是上位絕對有優勢的社會。下層的被擠壓了、侵害了會自覺自願地認識,逆來順受。有錢的就自認為很了不起,走路一定要橫著,看人一定用白眼,而沒錢的畏畏縮縮地自覺低人一等。在這樣的不平等的觀念下,升值掌權後的人難免自以為是地去踐踏低層的利益和尊嚴。
曾與一位朋友交流,他認為我們的文化中缺乏自我意識。自我不同於自私。自我是明確自己的責權利,明確包圍自己那個氣泡的界限。一個不明確自我界限的、沒有自我尊嚴意識的人,難免也不知道別人的自我的界限和尊嚴所在。一個能被強權任意蹂躪沒有反抗之心的人,掌權後也很容易去對弱者施暴。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性格之下,又有一個沒有任何約束的體制的滋養,政體的健康程度可想而知。
奧威爾對現代人類社會的貢獻是寫了《1984》和《動物農莊》。那些淡然談論社會腐敗的人和農莊中的動物的區別是,動物們知道豬是錯的,想到了逃離,而那些淡定的高談闊論者不知道。
無疑,我是一個逃離者。窩在陽臺的椅子上讀完《第七天》後,抬眼看到的是院子後面保留下來的一片原始森林高大的雪松和雪松後的藍天。這些寧靜的雪松不知道,地球另一面的那個國家中的底層百姓的生活得那麼卑微和無助。而我,作為讀者,除了悲慟也只能寫寫這些無用文章。
作者簡介:
王立,古代文學博士、自由寫作者。加華作協會員,已出版作品數種,曾獲首屆「加華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