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Zhou Zuoren   中国 China   现代中国   (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



20200717

注解: 手指向下或右滑,翻到下一页,向上或左滑,到上一页。

周作人

周作人

简介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知堂药堂等。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生平

早年

 

周家新台门

 

周作人出生在绍兴府城内的周家新台门(今绍兴鲁迅故居),籍贯属会稽县。出生时祖父周福清在京任官,得到家信时正好有一魁姓旗人来访,遂将这个孙子取名“櫆寿”,与长孙“樟寿”(鲁迅原名)对应。[1]

 

周家新台门对岸的三味书屋

 

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1898~1899年和1900~1901年两次参加科举均止于院试[2]

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科;轮机专业)读了6年[3],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

留学日本

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希腊文英文等西方语文(周作人的古英语颇有水平),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来源请求]

课余和哥哥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在1909年的2月,印出第1册,到6月间,又印出第2册),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的作品,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谩》和《默》这3篇是鲁迅翻译,鲁迅校订了周作人翻译的其他各篇,这是史上第1部直接从英语德语原文翻译成汉语古文的短篇小说集。

鲁迅、周作人1920年3月20日给这1年的重印版写的《域外小说集序》里说:每集在东京只卖去20本就再也没有人买了,第1集另有1本是许寿裳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而去试买的(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上海的寄售处“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说:“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

蔡元培1919年3月18日写给林纾的公开信里说:“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

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在日本时师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与鲁迅等共学)、梵文(与老师章太炎共学,教师是会说英语的旅日印度人,周给老师做英语翻译)等。

中华民国成立后

 

北大红楼

 

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督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

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

1927年,李大钊20余名国民党员(有的身兼共产党员身份)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周作人在冒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把李氏子女李葆华李星华藏在自己北京西城八道湾胡同的家中。此后,对李氏遗孤的救济帮助一直持续近20年。 [4]

中日战争期间

留平教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神秘枪击案

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有关枪击案的凶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战后有人在美国撰文,自称当年是学生,不满周的亲日行止而下手。以时间点来说,周作人当时并没有出任傀儡政权的任何行政职务,他先是应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委托,在家里翻译英文古希腊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搬到香港。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学美国基督教背景)国文系每周授课6小时,担任客座教授。但遭行刺后日军宪兵进驻周作人家,却加速民众对其亲日印象的怀疑。

出任汪精卫政权职务

 

最新支那要人传》(1941年出版)中的周作人

 

经过枪击案的身心冲击,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3月29日任“艺文杂志”总编辑(参考张深切“北京日记”),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战后

抗战结束后,1945年12月在北平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周的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洪炎秋《我所认识的周作人》(1967年7月发表)一文写到“理学院仍设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所占据,乃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三层大楼一座供用;这两个学院在沦陷期间,不但丝毫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设备,所以周作人胜利后在法案受审时,供称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当汉奸,是蒋梦麟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这桩事有蒋前任校长去函法院证实,而新任校长胡适之也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所以法院宽大为怀,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

郑振铎说:“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上海的家暂住。

他曾通过尤炳圻联系以前教过的台湾籍学生洪炎秋(1946年回台湾,1948年起在台湾大学教书)表示有意到台湾,在北京大学修过周先生2学期2学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我所认识的周作人〉1文回忆:“周作人知道将被释放,叫尤君写信给我,说他想来台湾,问我有没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医师,向他借用北投的别墅供住,郭君满口答应,我于是立刻回信给尤君,告诉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费用,我和老友张我军可以负责设法,可是他出狱后没能即刻来台,后来就断绝消息了。”

他不到台湾与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不无关系。

胡适从上海要到美国前,曾托王古鲁游说他离开中国,他反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见《知堂回想录》)。

1949年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泽东与周作人》文中指出毛泽东很早就与周作人来往的事实,文中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毛泽东君来访’。“君”常用于老师称呼学生。(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旁听了许多课程,并造访了多位老师,《胡适日记》1920年1月15日有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毛泽东与周作人》文中说周作人1949年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作了一些检讨,也为自己的过去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今非昔比的毛泽东,对此信作了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与他对另一位昔日老师胡适的口气如出一辙(“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5])。但据郭宇一的文章,“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这样的批示,学界目前尚有争论”。

周作人的学生在台湾的有许世瑛许寿裳大儿)、张我军板桥人)、郑骞洪炎秋彰化人)等,作家张深切北京曾和周作人来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

上书毛泽东

周作人在1951年给毛写信,毛的秘书胡乔木1951年2月24日给毛泽东书面报告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毛泽东批了:“照办。”[6]

翻译

周作人从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200元人民币,按月交稿。

反右运动中,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儿子周丰一被划为右派,停发工资,让他的经济负担大增,只好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

康生周扬的过问下,稿费从1960年1月起,调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币。

1964年9月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其稿费又减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币,当时他的妻子羽太信子已去世。

这段期间,他翻译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作品多部,同时应邀校订别人的译稿(《今昔物语集》、《源氏物语》等),日本现代文学译作有:《石川啄木诗歌集》等。

有些没有结集的日本文学中短篇译作散见中国和香港传媒

他每个月开销颇大,在写给香港曹聚仁的信件里面曾说:“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

写作

回忆鲁迅的专书著作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

在报刊发表散文随笔,后辑成《木片集》。

曹聚仁介绍,在香港传媒连载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后结集出版。

文革期间

1966年5月,文革开始。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发病去世,享寿82岁。

家庭

周氏家族在明朝正德年间定居绍兴,到周作人这一代已是第14代。祖父周福清,字介孚,进士出身。父周凤仪,母鲁瑞。长兄樟寿(周树人、鲁迅),三弟松寿(周建人),妹端姑未满周岁即夭折,四弟椿寿六岁夭折。[7]

周作人在日本娶了所寄居公寓做工的羽太信子为妻(1909年在东京结婚)。

生子周丰一(1997年病逝),女儿周静子,1929年夭折的女儿周若子

周丰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北京图书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

周丰一与其妻张菼芳照顾周作人度过晚年。

成就

散文

他主张“美文”及“言志文学”,风格平和冲淡,富幽默感,深具哲理,常援引诗文,有点田园诗人悠闲自得的情态,也有点隐逸与古雅的封建士大夫的风味,号称真正的隐士。他在初期的散文集《自己的园地》和《雨天的书》,流露出一些现代人感情和思想,对现实和封建文化的不满,以后提倡“言志”的趣味文学。[8]


周作人最主要的成就是散文小品的创作,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成熟的散文风格——“平和、冲淡”,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0年代,周作人的散文曾风靡一时,并迅速形成一大流派:“言志派”。

翻译

周作人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并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与鲁迅合作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1][8]

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周作人受到剥夺政治权利(1953年12月19日人民法院判决)的处分,在北京的家里专事翻译和写作,但不允许以本名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给他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这项任务(胡乔木提议,毛泽东批准),产生了一批高品质的日本文学古希腊文学经典汉语译本。

包括古希腊喜剧《财神》(阿里斯托芬作)、《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全译本、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作翻译);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滑稽短剧《狂言选》、平安时代随笔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日文《浮世风吕》)和《浮世理发馆》等。他应邀校订北京翻译社的《今昔物语集》本朝部译稿和丰子恺的《源氏物语》全部译稿(与钱稻孙合作)。

他自己觉得毕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译作是用古希腊语(和罗马帝国希腊化地区当时流行的新约希腊语、通用希腊语不同)写作的古罗马叙利亚作家、哲学家路吉阿诺斯的作品选《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鲁迅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另一贡献是撰写《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这些回忆性文章,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杂学

除了文学创作及翻译,周作人的研究涉及到了多个领域。在《我的杂学》中他提到了他所受到的杂学的影响。

著作和译著

著作显示▼

 

 

译著显示▼

 

 

评价

舒芜说:“周作人是中国新文学新文化史上一个巨大的存在,又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早在清朝末年,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留学日本的时候,就从事新文学工作,倡导新文学运动,成了后来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遥遥先驱。‘五四’新文学运动起来,他们都成为第一流的代表人物。周作人的名字,曾经是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

关于周作人的文学成就——郑振铎说:“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阵;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郁达夫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

张中行说:“我由上学时期读新文学作品起,其后若干年,常听人说,我自己也承认,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这不是吹捧,有一微末的事可以为证,是不管不署名还是署生僻的笔名,熟悉的人看三行两行就可以断定:这是鲁迅,这是周作人。这情况,轻一些说是他们有了自己的独有的风格,重一些说是别人办不了。别人办不了,也许就可以说是高不可及。”

舒芜说:“他最早是作为翻译家出现,他的翻译工作,首先是一种启蒙工作,求新声于异邦的工作。他是北京大学第一个讲欧洲文学史的教授。他还写了大量的介绍外国作家作品,输入外国文学与理论知识的文章。接着他又作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出名。他的名文《人的文学》,第一次给中国新文学运动制定了一个民主的人道的思想纲领,启发了一代两代的文学青年。接着他第一个提出了‘思想革命’的口号,为文学革命提出进一步的目标。他呼吁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他提倡宽容和自由,反对束缚和统制。他又是最初的新诗人之一,他的长诗《小河》被推为中国新诗运动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周作人后来把写作的重点转向小品文,他对新文学新文化史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在这一方面,他的冲淡隽永,苦涩回甘的小品文,极尽“阴柔”之美,与鲁迅的极尽“阳刚”之美的杂文,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鲁迅晚年与美国埃德加·斯诺夫人的谈话记录稿中,斯诺夫人问中国最优秀的杂文家有哪些,鲁迅说出的第一个就是周作人。

陈之藩在《在春风里·纪念适之先生之八》一文中写道:“胡先生(指胡适)对周作人的偏爱,是著名的。他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到现在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他在晚年是尽量搜集周作人的东西。”

关于周作人的学识——张中行说:“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派在第一位。多到什么程度,详说确说,他以外的人做不到。但可以举一事为例,他说他喜欢涉览笔记,中国的,他几乎都看过。如他的文集所提到,绝大多数是偏僻罕为人知的,只此一类,也可见数量是如何大。何况还有杂,杂到不只古今,还有中外。他通日语、英语和希腊语,据我所知,他之熟悉日文典籍,似乎不下于中文典籍。英语呢,专说他常提到的蔼理斯,他自己说有蔼氏书二十六册,加上向我借阅的《蔼理斯自传》,是二十七册,其中最大的一种是《性心理研究》[9],连补编共七厚册,总不少于三百万字吧,他都读了……还喜欢读一些正统儒生不大注意的书,如《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南方草木状》、《燕京岁时记》以及谣谚、笑话之类。总而言之,还是无所不读。”

黄乔生说:“周氏少时接受旧学训练,颇涉野史笔记,自述由杂学入门。后步长兄树人(鲁迅)后尘,求学南京,留学日本,得异域文化熏陶,参较中西,遂淹博贯通。此可谓由杂而一。五四时代,本思想启蒙之旨于神话学、民俗学、生物学、性心理学等东西洋著述,多所译介,于中国思想革命及新学科之创立,功不可没。此可谓由一而杂。此后转而广览中国古代笔记,提要勾玄,披沙拣金,用功甚勤。推崇平实态度,讲伦理准乎自然,论道义力避空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同情而宽容,不责备于古人,惟佳言之务得,思有惠于后学。常述先贤通达之论,公诸同好,其为书话,蔚成大观。此乃由复杂归于一。”

文洁若说:“解放后周作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的日本古典作品,从八世纪初的《古事记》、十一世纪的女官清少纳言的随笔《枕草子》、十三世纪的《平家物语》、十四世纪的《日本狂言选》、十八世纪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以至本世纪的《石川啄木诗歌集》,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译起来都挥洒自如,与原作不走样。最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品,他都能够从我国丰富的语汇中找到合适的字眼加以表达。这充分说明他中外文学造诣之深……每部译稿,他必加上详细的注释,并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者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等。他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10]

林燕说:“周氏所译,往往是他人很少光顾的作品。这大概不是为了独辟蹊径,而是一个眼光问题。”

参考来源

文献

 

引用

 

  1. ^ 跳转至:1.0 1.1 钱理群. 周作人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SBN 9787530201756.
  2. ^ 止庵. 周作人传.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07136866.
  3. ^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 河北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5434-4400-3.
  4. ^ 《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贾芝(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4期)贾芝,学者,是李大钊的女婿
  5. ^ 胡适与中共的恩怨纠葛:曾被中央宣布为“战犯”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6. ^ 龚育之《毛选注释上的周作人》
  7. ^ 止庵. 周作人传. : 2.
  8. ^ 跳转至:8.0 8.1 方韶毅 2011, pp. 13-21.
  9. ^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by Havelock Ellis
  10. ^ 文洁若. 回望周作人——知堂先生. 河南大学出版社.

研究书目

  • D. Edward Pollard著,陈广宏译:《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文艺思想》(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外部链接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