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灵知或生命诗学 ——冯新伟论
高春林,当代诗人,写作有诗歌、评论、散文等几种。主要著作有《夜的狐步舞》《时间的外遇》《漫游者》《神农山诗篇》《此心安处》等。有诗歌译介国外。主编《21世纪中国诗歌档案》。曾获第三届河南省文学奖、第二届(2017)十大好诗、诗东西诗歌奖等奖项。
一个人的灵知,或生命诗学
高春林
1诗是生命最本质的艺术。在诗与生命之间,有一个艺术自觉的体认。但是从这一话题谈论冯新伟,我几乎难以说清楚是哪种感受:迷蒙?清醒?断点的记忆中,一个人游离却始终仍在其生命的原点说出世界的样子,让诗成为诗;一个人其生命过程吸附着语言的密码打开幻象也在打开属于自己的一个洞天,诗这时是身受也是创造。生命就是如此孕育诗歌,反之所谓诗歌也是这样开启生命的途程。这种生命与诗歌的二元论,仿佛有着一个天然互存的绝对性,而现实中它们往往又是背驰或冲突甚至相互唾弃。因此,在我看来,诗是属于特定的人,以及属于他的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的一种神秘存在。如冯新伟,他在《地点》一诗中所言:“名称‘下洼’的村子,迟缓地/停在中午以后,它已经靠近倾吐阴影的烟囱。”由此一个在“烟囱”那或浓烈或稀薄的烟雾飘摇甚至倾覆之下的村子——下洼,成为诗性的一个存在。下洼不是夏娃,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所在成为一个人爱的开始,当然也可理解为他诗的开始。在这首诗里,“儿子长高了。阳光从树的下身/射向屋檐,仿佛摄像馆和戏台上的/脚灯,洗净了灰尘,皱纹,蒙在/脸庞的忧虑。”一种生命延续所带来的安慰悄然地温热着诗人的眼睛,也就是这一瞬间阳光是那么明净地倾射而来,成为诗的一个阐释在抹去诗人的忧虑。在这里,作为当时一个青年的诗人用的是“忧虑”,而不是“忧郁”。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不免想问:若是他的十年二十年后呢会不会是“忧郁”一词?一字之差,心境迥异。以我的了解,冯新伟一直以他明净的内心在寻找和创造着属于他的世界。明净是诗人生命的本质,也是他的诗歌心性。这首诗是他早期诗歌《情史续编》中的一首,在题记中引用了艾伦·金斯伯格的诗:“我走在大街上,眼睛看着每个人的防风眼镜和脸,/我询问:谁能够爱?”除了内心的期许——对世界、对诗,没有另外的答案,多数时候,诗就是这种询问。诗人在询问中有了自己的目光,和道路。冯新伟写道,“你可以在我心里筑路;我是你的路标”。这首《地点》在冯新伟早期的作品中算不上特别突出,但一个地方作为诗人的地标,并带有时代印记——如结尾处“自行车”的出现让人突然就记起了那个“自行车时代”,这对于诗人来说就有了独特的意义。我读到这首诗是在《阵地》第4期·1995年号,有意思的是本期开篇之作——森子的诗,引用了冯新伟的句子作为题记:“我们并非只是偶尔出现在/这些人、事件与场景中,/尽管我们很快就在其中消失……——冯新伟”。偶然,也是必然;出现,就是历史。这就是《阵地》,一个诗歌民刊像一团火焰,出现在了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以汉语写作的前沿、先锋的前倾姿势开始了新诗的探索,并试图创造一个用当时的话说“人类的精神高地”。1991年《阵地》创办出场,一个显在的现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解构甚至是伦理观念的一个转型变化的时期,所带来的诗学转变也成为必然——诗歌开始了去理想化,并有了个人化的写作倾向,意在消解和替代整个八十年代诗歌的理想主义所带来的迷惘感。这是一代诗人为了自由表达和精神瞭望而开启的一次别样探索。其鲜明的写作倾向,如第三期前言:“在真实大于抒情和幻想的年代,《阵地》的坚守者们将尽可能多地落实语言和声音,将半空悬浮的事物请回大地。”对于当时的阵地同仁来说,这是一个“恰同学少年”的时期,当时作为主创者(编者)的一个小小群体,耿占春也就三十出头,冯新伟不过二十几岁……一批蓬勃的人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青年创作之路。像是一个命定的旅程,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诗歌途程上开始眺望与前行,究竟会怎么样也许谁也不知道,但这种倾向性的写作必将会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构图。不得不说,《阵地》是在河南甚至可以说乃至在全国范围也不过分,是那个年代当代诗的拓荒者,也是作为当代诗的一个阵地的坚守者。现在看阵地同仁——《阵地》的编者+作者+代表性诗人,几乎构成了一个巍然的阵营。虽为一个民刊,一开始就为一种诗歌的生命意识和先锋精神而活。森子在第九期的前言中写道:“《阵地》不搞流派,不整什么旗帜……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他们精神指向和写作立场的相近,使他们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但这个‘一起’不是对其精神的捆绑,也不是帮派、小圈子意识。写作是个人行为,只有在汉语诗歌写作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找到相互间的亲和性。”如此说,每一个诗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途程来独立完成自己。2010年出版了《阵地诗丛》(耿占春、森子主编),这里仍录下森子的话:“《阵地诗丛》(第一期)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阵地》代表性诗人蓝蓝、海因、罗羽、田桑、冯新伟、张永伟、简单、高春林、邓万鹏、森子等十人的诗集。……《阵地》真实地记录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写作的脉络和演化过程……”①假若把这看成一个圈子,那么这里的代表性诗人既在圈子内又毫无疑问地在圈子外。毕竟写作是个人的事,在整个诗学历程上,每个诗人必然要以自己的气质和风度来呈现一个“美的历程”。所谓的诗学就是觉悟于生命而又独立于世界的生命诗学。譬如说,“广陵散于今绝矣”,但已构造出一个绝响的历史。所谓艺术者,百态横生,各得其所。夏天的柳树下打铁者是嵇康;雪夜访戴,望见戴家之门而不入,“兴尽而返”者是王子猷;乘鹿车、提美酒,命人扛锨随其后,高呼“死便埋我”者是刘伶……无论怎样的怪异乃至冲突,一个人所造就的是他所在世界的历史。不是有个“破圈”的说法吗?我想说的是冯新伟,以及《阵地》的所有代表性诗人,最终都凭借自己的诗歌语言“破圈”,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因为其写作造就了历史,这历史是属于自己的生命诗学,和诗的时间。什么是诗的时间?帕斯说:“一个人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历史的瞬间也是。”“诗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个时期、一个地点的产物;但同时它又超越了历史,伫立在所有历史之前的某个时间。”②这就是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的意义。由此我有足够的理由也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中,时至今日每一个人也是独一无二的,如同冯新伟的诗中所写,他有自己的《雪神》:“从午夜到今天,它一直在祝福/在轻声走动。”他以自己的语言气质构筑《混凝土和雪》,他的沉重在于“在飘着雪花的院子门口,/……浇注/混凝土,并用三尺长的圆钢/吃力地捣”。如此讲述着,雪下大了,一首首诗成为诗人明净的“景致”。明净,几乎就是冯新伟诗歌的生命体征。我一直在想,他的少年、青年有着优雅、讲究的一面,这是属于他的气质。他后来写下了《哀歌》《暴风雪》《苦闷的手艺》等,或许因了生活的“皮影”演绎了太多难以承受的东西。尽管如此,他的诗中依然如《萤火虫》中“呼出的甜丝丝的气息”,依然是优雅的行走在《礼拜六的小雪》中沁人心脾的那个场景——
“早间新闻播报完了, 下面是早间气象服务。”贺红梅说完, 就被推成远景,石人山风景区的画面 在表情各异的城市后边出现, 中央气象台的女播音员说: “……平顶山,阴,有零星小雪……”
2
诗有着特有的灵知之力。仍然是平顶山,小雪,丝丝凉意。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纠缠?眷恋?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不明白,平顶山诗人,出了平顶山到另外的城市定居生活,为什么却仍以“平顶山诗人”自居。后来我写了一篇关于平顶山诗人的文章,题目叫《根性写作,或现实的词群》,尝试着对这一问题的解析,一如题目中的“根性”的说法,一方面这是一种带有原点的、根源的东西,来自内部的——精神的内在倾向性和语言的地理因素所构成的一种情结。冯新伟曾有写过鸽子的诗,这里借用这句“这或许就是一只鸽子的命运”,我们知道,一只鸽子无论飞多远一到晚上就会回到它栖息的那个巢穴。对于诗人来说,“根性”的说法的确有着地理与现实的诸多倾向,但最终是词的指向,或者说写作的倾向性——当然这里不是说趋同性,因为这一群人的差异性已经非常明显地构成了各自诗歌的独立存在。归根到底是一个恒定的源头问题。另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是在限度内的写作——我这里说的限度是一种自我限度,无关狭隘,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星空,这一片星空给予诗人以童年经验和现实经验,这是把自己带入诗的生命,以及命运的一个原点。冯新伟更直接地引用了尤·韦尔蒂的话:“地点是一种情感”。这个地点是诗人的“灵知”的生发之地。我相信作为少数的这一群人是有灵知之力的。一个诗人在这样的原点写作与眺望,如冯新伟在《为自我修正》中说:“需要把自己,改建成一座教堂”。或者“像巴赫/那样,演奏古老的琴/或干脆,演奏自己”。大概率没有谁用“灵知”来谈论诗歌了,但诗的确有着灵性的自我。帕斯说:“诗是一种典型意义的时间……诗歌中汩汩涌现的是一股永恒的现实的泉水,它是最远的过去,也是最近的将来。”③这意味着诗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命,或者说诗以拯救之力让生命永续。这也可以叫作“灵知之力”吧。关于灵知,在《古代晚期与基督教》的一个论著中有过鲁多夫的论述,题目是《知识与拯救:灵知》,论及知识“超越当下生命,确保获得这种拯救”,并以亚当的“苏醒”为范典所带来的“对隐秘的宇宙论关系和人类起源关系的认识,是一种超自然的认识;它不仅带来拯救,而且本身就已经是拯救。……灵知这种超自然特征的表现形式首先在于,它是被恩赐的、被启示的,……关于‘原初时间’和‘终结时间’的神圣叙述。”④而诗歌有时候就是不可言传的一种神秘力量,在一个失去象征的世界里,生发出更多的真实,以及比真实更可贵的幻象。幻象也即精神存在,石头开始说话,生命回到本真。这时,诗人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自己。冯新伟在早期的写作以及整个九十年代的写作所呈现的蓬勃与旺盛,让他的诗有一种明净的光泽,这光泽对诗人来说“抵挡一阵夜间的极寒”(《午夜》),这光泽为“他撒出清明的词根”(《他:低语》),“诞生诗歌的桌子和房子”,冯新伟甚至坦言:“诗使我年轻/我遇到的每个人/都猜不准我的年龄”(《诗使我年轻》),他相信诗是一支“白色的天使之歌”……在这一长期的写作与光泽沐浴的过程中,一个诗人所体验的是他的现实,所生成的又是他的幻象。以至于多年后的2010年冯新伟在《一幅旧窗帘》一诗中如此描述——
当然,她却从不了解我,是怎样艰难地 取得汉语的信任,三十年如一日 一笔一划地让自己移居,并毫不费力一再读出 窗帘上繁复,凌乱的幻象
如果把一首诗看成是生命闪光的一个瞬间,那么无数个的瞬间足以构成美的历程。记得2005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冯新伟乘车来到我这里,带了一套五本(辑)的《国际诗坛》送我,那是1987—1989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卷本,虽破旧但我视若珍宝,我们一同吃了“郏县豆腐菜”并谈论诗的神秘性。他说诗就是“修”。修是修行,也是修正。这里边有一篇关于马拉美的……。我清晰的记忆中是打开《国际诗坛》,看到一些文章被新伟用铅笔或钢笔划了的句子,其中瓦雷里的文章《关于马拉美的信》中:“‘美’的定义是容易下的,‘它是使人失望的东西’,但是应该庆幸这种失望,它使你醒悟,它照亮你,而且,像高乃依的剧中人老奥拉斯所说的,它拯救你。”⑤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这个细节,还是有着些微的惊讶,像是生活的预设,瓦雷里的这一段话今天竟然被我借用到了冯新伟身上。那个时间新伟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艰难困苦的生活伴随的是情绪上的无奈、无聊。基督上说,人到世上来就是为了含辛茹苦,但新伟的苦已然不同于众人的苦。我不知道新伟的困顿期有多长,或许是5年或许是10年……生活是最现实的问题。孙文波谈论过这一矛盾,他在一篇命名为《生活,写作的前提》中说:“本来,社会似乎有责任为诗人们提供一个相对好一些的生存空间,使我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去,但却没有这样,相反,还由于各种原因在生存问题上创造了不少障碍……只是凭借对诗歌的热爱,不少诗人才坚持下来,我们的写作硬是在一种十分困难的处境下得到了发展。……仅就中国当代诗人在写作中面对困难处境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就应该获得尊重。”⑥孙文波访谈中这个感慨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不堪的是,时间过了将近三十年我们还为此感慨着。这是一种诗与生活相悖论的话题。显在的一个现象是,冯新伟又比众多的诗人还要多出更多的困苦。但冯新伟对诗歌的热忱是恒定的,诗对他来说似乎就是在“化苦”,如《夏日之书》:
哭有什么用?别让泪水示弱, 既然属蝉的是笼子,听不进箴言 那就离开县城,去西山打坐,守住风景 打着云朵那把遮阳伞到柏拉图家散心 或继续波浪板的夏日之书
这首诗写于2006年7月,诗人要守住的“风景”是什么?显然是柏拉图的乌有国,也可以说是诗人的一个诗歌意志。怎样的意志将生活的苦化为明净的风景?作为诗人的冯新伟很清楚“取得汉语的信任”是艰难的,并且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因此他在一首纪念自己41岁生日的诗里喻指这是“神圣的工作”,并为此而坚持、坚守,让诗成为风景。到2010年他在窗帘一诗中归结自己的写作:“三十年如一日地……让自己移居”。移居,也是建构,一种内在的精神世界,一种带着幻象的生活方式,一种真正存在的诗的生命。在冯新伟这里,他所坚持的甚至不是为日常的生活找到出路,确切地说是在追寻一种史蒂文斯说的“我们自己必须在诗中就位”。他的“移居”一词,如此看来还真是有着触目惊心的决绝,几乎是从日常向精神的一个漫长甚至倾其一生的“移居”。耿占春说:“写作始终是对一种个人的道路和一种拯救方式的探索。”⑦由此可以说,或许在冯新伟看来,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他已“移居”到一种存在的无可名状的精神核心,那里有一个灵性的自我。
3 诗在完成一个真正的灵性自我。或曰,诗即重生。在那篇根性写作的文章里,我说到,一种生命意识在冯新伟这里,简约为《混凝土或雪》,他的诗有着结实的存在和灵动薄羽。北洼在哪里?从他的叙述中知道也就是下洼的所在地,诗人冯新伟至今还在这个村子生活,三间平房,一个独立的院子,构成了他的“城堡”。在《北洼》一诗中,冯新伟说,“许多次,我穿过铁路下的涵洞,/在这片种植麦子的洼地散步。/沿着缓坡,起伏的坟墓,密集地/坐落在绿色麦田间……”这就是他的生活,仿佛一个悠闲的人。但他的困顿也在这个悠闲里。他把这种困顿变成了诗——
……在这里,我默数过 从旁边驰过的火车的次数, 以及移动的每一节车厢和窗口。 并想象:我就坐在窗内向外张望
一种渴望一直在抓住他。他在这里“铲雪”、建造一个人的“城堡”——“我略感满足地走回屋,翻开《城堡》”。其实,诗就是诗人的城堡。而很多时候诗人也在眺望,偶尔也有极短暂又不远的漫游。他写过许多关于雪的诗,但他自己在《雪》那首诗的结尾写道:“雪花里怎能藏身”。他的一首《礼拜六的小雪》神奇地述说了雪赐予的“安抚”,“一共有三片雪花落到我的指缝和手心”。一种平静与明亮的氛围里有一种隐忍的痛。这首诗同样写到“火车”,并准确地说出在“五百米外的焦柳线上疾驰而过”,空间感在诗人这里一再被他拉大,还延伸到过去时间,“七十年代下过的几场大雪”。这是冯新伟的时间,正如他后来在《重读马丁-海德格尔》一诗中所写:“熟悉的目所能及的世界/沉思蓝灰色的天空,存在与时间”。雪的沁凉滋润,短暂地代替了生活的焦虑。一个诗人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他的瞭望或许是焦渴的。我就曾经写过一首《小峨眉山下——给臧棣》的诗:“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失去假想的列车,//命运赋予一座山而不是另外的山神秘……”。我因此更为理解冯新伟那种瞭望的神态:心往,而又紧蹙着眉。这大概就是诗人冯新伟很多次写到火车的显在动因。一个地方,像冯新伟诗中生存并不断产生异想的地方,涵盖了生活的各种可能,包括善恶、美丑、冷暖,以及温情、孤独等另外的情绪,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也难以避开的生命过程,但对于诗人来说,需要一个真正的路径让诗成为诗。冯新伟所作的仅以一种单纯至简的心性。譬如,他欣慰于这个地方的温情,写父母与子女,2004年那年《为冯蝶生日而作》,《周末的晚上》还以儿子冯蝶的一句话“我觉得我在做梦……”作为题记勾画出一幅“微暖”的夜景图像。譬如,他不回避这个地方带给自己的孤独:“突然我想哭,想随便/找个女人。但过分的静/刺得我冷,我头疼。”(《为四十三岁生日而作》)这首诗正值他的中年,直到2010年他直接写出对孤独无奈的疑问:
孤独不是诗人的专利,但为什么他不能成为一个集体主义者…………并被驱逐到孤独的中心披着诗歌那件棉衣
他写出的是一种真性情,但所带来的情绪和事物像是雨后的植被,有一种天然的明净。我要说的是,这种自然的心性,是冯新伟所拥有的诗歌路径。也正因这个心性,在他的诗中赋予物以灵性。关于灵性,中世纪的神学有学说,灵性的存在如同天使给予的物质,既是幻象又是具体,是灵与肉的统一。帕斯说,一个诗人说出的真是比真实更多的现实。一种现实如同冯新伟最后写到的《孤独》,“路伸向远处,路旁有一座上锁的木屋”。这时一个孤独的人,似乎除了宿醉,再无他路。“火车”的出现,像是一种奇迹。隐喻了诗人内心隐隐的冲动、激情,和希望。这里不妨例举他的诗中关于火车的一些句子——
眺望村后,几家积雪的房顶上疾驰而过的火车,说不准哪天我真会离家出走…… ——《铲雪》在广阔的田野上,呼啸并瞭望百里之外,移动的亮灯的车窗。 ——《看火车》一千只蛙鸣,给我鼓舞但又不让我欢呼只允许:用头顶的眼睛看,和听一列列快车在午夜潜行 ——《北窗》亮灯的火车从村后驶过最亮的车厢一定是餐车我望着的地方又剩下空虚 ——《屋顶散步》夜行火车从涵洞上驶过有人在亮灯的车窗后数着星星 ——《新月》在明亮的车厢平静地坐着头抵着玻璃看月下的村庄 ——《夜行客》火车像小蜥蜴钻进山东……全国的小麦都跑来半岛铺陈 ——《去烟台》火车驶出火车还是火车吗?我认为完全可以在玄学里另凿一条隧道 ——《八行诗》
这些“火车”——按照冯新伟诗歌时间的先后顺序——从1996年那种火车“遥想”,到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几年灯光一般的“眺望”,以至于终于坐上火车驶向远方“秀色可餐”的风光以及夜空的行星……。这完全是诗的一个心迹:一种出离感,一种漫游,一种抵达远方的诗意。有一年的秋天,应该是2008年,我和耿占春、王东东等诗人一起有过到南阳、鲁山等地长达一周的一次漫游,我们到南阳白河岸时,冯新伟也在,说是他暂时去了南阳在诗人张永伟处居住,两三天的南阳相聚有一种“诗酒趁年华”之感,有意思的是,及至我们一行带了张永伟驱车鲁山的时候,新伟竟然未跟了来,据说他还要在南阳住几日……类似的碰面在洛阳也有过两次,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冯新伟出行的不易和远离的意义。最近读到有关法国诗人安德烈·威尔泰的诗及相关评论文章,不由想到法国从前的另一位诗人菲利普·雅各泰。雅各泰是栖居一隅的诗人,而威尔泰是“在路上”的诗人。二者不同的诗意存在,各得其所,各自拥有一个灵性的自我。威尔泰,一个溯光而上的人,在理查德·布林的评论中,对他不断的远离以这样的理由:“……他不断逃离封闭世界的需要;离开把自我解脱出来,将坐而论道者极其狭隘的世界远远地抛在身后的需要。需要为离开而离开,去找寻让言说更准确,或者能让一切有所改观的地方。需要到达没有边际的空间,需要将自己交给偶然,需要恢复和‘前方’力量的联系。”⑧这是威尔泰的诗歌路径,几乎也是所有诗人出离游历的意义所在。作为诗人的冯新伟是深知这一层的,对他来说不仅是诗,也是生活的一个契机。他的火车或许一直在他的潜意识里并给他一道光束。但他最后写到火车时,不再是眺望,而是一种疑问:“火车驶出火车还是火车吗?”而且,更是一种清醒:另凿的一条隧道。对于冯新伟来说,生活没有另外的契机,唯有诗。他也愤慨地写到《远离》,在诗中决绝地离开一切,并似有归属地说——
到一个幽静的无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做一个幸福的正常人教书、种植,或养鱼
在这首《远离》的诗中,火车已不复存在,一切都不必要了,唯有逃离抑或说回归——重生一样。而事实上重生的只有诗。如《完整的自由》所写,“我终于成为自己/为了更完整的自由”付出和承受都不再在乎。灵知主义那个教人开悟的真理如是说:“使我们自由的知识是知道我们本来是谁,现在成了什么;我们本来在何处,现在被扔到了何处;我们奔向何方,又从何处被拯救;什么是生,什么是重生。”⑨事实上,没有超自然的诺斯,只有建立在诗性之上的诗,是诗人可见的灵性自我;只有在自己的现实中的体验,是诗重构的生命,和另一种历史。由此不必再对着夜空“向谁问鸟的命运,鸟梦到了什么?”(《宿鸟》)对于冯新伟来说,“火车”是向远的一种瞭望,“宿鸟”或是一个人的宿命。火车还在疾驰,鸟的夜照常来临,但诗的光辉在,一切就在。 2023年12月于平顶山
注释:
①森子《阵地简史》。见《阵地诗丛》每册附录,2010年,河南文艺出版社。
②帕斯《弓与琴》P157,赵振江译,2014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③帕斯《弓与琴》P158,赵振江译,2014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④Spatantike and christentum,Carssten Carsten Coplc等编,Berlin,Akademie Verlag,1992,P37。
⑤《国际诗坛》1988年1月第1版,漓江出版社。
⑥《阵地》第5期,P51。
⑦耿占春《观察者的幻象》P306,200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⑧理查德·布林《威尔泰式的生命或真正的路径》,宇舒译。《世界文学》2023.2。P278。
⑨《灵知主义与现代性》P51,刘小枫编,约纳斯文,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簡介:
高春林,当代诗人。主要著作有诗集《夜的狐步舞》《时间的外遇》《漫游者》《神农山诗篇》等,和随笔集《此心安处》。有诗歌译介国外。主编有诗歌选本《21世纪中国诗歌档案》。曾获第三届河南省文学奖、诗东西诗歌奖等。《水灯纪事》获第二届(2017)十大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