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蒙学读物中，《孝经》是“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垂万世”（明太祖语）。《弟子规》被誉为“开蒙养正最上乘”，能与“三、百、千”相媲美。《增广贤文》更具有神秘色彩，相传“读了《增广》会?祷啊薄?
《孝经》是《十三经》之一，相传为孔子所作，又说为孟子或孟子门人所作。是字数最少（总字数不过一千八百馀言），内容最浅，而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著作。其宗旨，在于宣扬儒家所提倡的孝道。宋太宗御书《孝经》赐给李至，说“于文无足取，若有资于教化，莫《孝经》若也。”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由清代“国学”生员李毓秀根据宋代朱熹的《童蒙须知》改编，后经清代儒生贾存仁修订，改名《弟子规》。其内容出自《论语》、《孟子》、《礼记》、《孝经》及朱熹语录等书。其体例仿《三字经》，三言成句，合辙押韵，流传范围极广，曾被列为私塾、义学的儿童必读书。
《增广贤文》，原名《昔时贤文》，也称《古今贤文》。世多传其成书于清代中叶。同治年间，一位名叫周希陶的老学究，在教课之馀研读《增广贤文》，对其加以删节，重新修订。全书以韵文的形式，将格言排列在一起，句式灵活多变，突出了传统蒙学读物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基本格式。其内容讲述了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介绍了待人接物的经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实用性。
《孝经》是《十三经》之一，相传为孔子所作，又说为孟子或孟子门人所作。是字数最少（总字数不过一千八百馀言），内容最浅，而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著作。其宗旨，在于宣扬儒家所提倡的孝道。宋太宗御书《孝经》赐给李至，说“于文无足取，若有资于教化，莫《孝经》若也。”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由清代“国学”生员李毓秀根据宋代朱熹的《童蒙须知》改编，后经清代儒生贾存仁修订，改名《弟子规》。其内容出自《论语》、《孟子》、《礼记》、《孝经》及朱熹语录等书。其体例仿《三字经》，三言成句，合辙押韵，流传范围极广，曾被列为私塾、义学的儿童必读书。
《增广贤文》，原名《昔时贤文》，也称《古今贤文》。世多传其成书于清代中叶。同治年间，一位名叫周希陶的老学究，在教课之馀研读《增广贤文》，对其加以删节，重新修订。全书以韵文的形式，将格言排列在一起，句式灵活多变，突出了传统蒙学读物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基本格式。其内容讲述了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介绍了待人接物的经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实用性。
《宋元学案》，共100卷，最早为明末清初黄宗羲整理。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宗羲完成《明儒学案》后续修此书，仅成17卷并序而卒，其子黄百家续作，又成8卷，后由私淑弟子全祖望于乾隆十二年至二十年（1747年—1755年）补述，成 91学案，也未竟而卒，后来底稿归勤县卢氏抱经堂（人卢月船手）、残本归宿愿蒋氏。宗羲六世孙黄征、七世孙黄直垕又补充为86卷，道光年间流入浙江学政陈少宗手。道光十八年（1838年）王梓材、冯云濠受督学何凌汉委托，整认讹钟，始成100卷。成91学案，共记宋元学者超过2000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刊于浙江，却毁于鸦片战争，光绪五年（1879年）张汝霖再次主导，翻刻于长沙，成通行的100卷《宋元学案》，从草创到成书、刊印、通行，前后历经200余年。此书为初步了解宋、元二代理学家、哲学家的生平，思想大要，全书首冠《考略》，历叙成书始末，次《序录》，次学案正文。并节录了宋、元二代诸儒思想的文章。
《蒙求》是唐朝李翰编著的以介绍掌故和各科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儿童识字课本。
李翰，唐朝诗人，赵州赞皇人，李华之子生卒年不详。擢进士第，天宝中，寓居阳翟，累迁翰林学士，客死阳翟。据《新唐书艺文志》载，有文集三十卷传于世。因为《蒙求》读物始于李翰，故后世人都称“李氏蒙求”。后来人们纷纷摹仿，产生了众多的都以“蒙求”为名的读物，如《广蒙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左氏蒙求》、《十七史蒙求》、《南北史蒙求》、《三国蒙求》、《唐蒙求》、《宋蒙求》等等，于是“蒙求”在长期的封建教学中形成了一种体裁。
李翰《蒙求》全书都用四言韵文，每四个字是一个主谓结构的短句，上下两句成为对偶，各讲一个掌故，总计2484字。全书所讲的，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故事，也包括一些传说人物故事，其中有表现某种可取言行的，有带有激励劝勉意味的，有文学上脍炙人口的轶闻，如“王商止讹”、“西门投巫”、“孙敬闭户”、“屈原泽畔”、“绿珠坠楼”，其中很多成为后来《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取材的来源。如“女娲补天”、“长房缩地”、“杜康造酒”、“蔡伦造纸”等。从思想内容上看，自然难免有一些宣扬封建思想意识的东西，但跟其他许多蒙书比较，李氏《蒙求》还是属于取材较好、境界较广的一种。
后人程端礼把李氏《蒙求》与《千字文》相提并论，可见其在蒙学中流行之广，从历代注释《蒙求》者之多，以及大批蒙书都采用《蒙求》的编法和名称，可见它在社会上影响之大。根据一些记载来看，这本书大概一直流行到清初以后才渐趋湮没失传。
自李翰首创《蒙求》一千多年来，蒙书迭出，这对于封建启蒙教育起了一定的影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整齐压韵，便于诵读，即达到了识字的目的，同时又增长了儿童的知识，为下一步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它也从某些方面反映了封建时代对启蒙教育的重视程度。
李翰，唐朝诗人，赵州赞皇人，李华之子生卒年不详。擢进士第，天宝中，寓居阳翟，累迁翰林学士，客死阳翟。据《新唐书艺文志》载，有文集三十卷传于世。因为《蒙求》读物始于李翰，故后世人都称“李氏蒙求”。后来人们纷纷摹仿，产生了众多的都以“蒙求”为名的读物，如《广蒙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左氏蒙求》、《十七史蒙求》、《南北史蒙求》、《三国蒙求》、《唐蒙求》、《宋蒙求》等等，于是“蒙求”在长期的封建教学中形成了一种体裁。
李翰《蒙求》全书都用四言韵文，每四个字是一个主谓结构的短句，上下两句成为对偶，各讲一个掌故，总计2484字。全书所讲的，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故事，也包括一些传说人物故事，其中有表现某种可取言行的，有带有激励劝勉意味的，有文学上脍炙人口的轶闻，如“王商止讹”、“西门投巫”、“孙敬闭户”、“屈原泽畔”、“绿珠坠楼”，其中很多成为后来《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取材的来源。如“女娲补天”、“长房缩地”、“杜康造酒”、“蔡伦造纸”等。从思想内容上看，自然难免有一些宣扬封建思想意识的东西，但跟其他许多蒙书比较，李氏《蒙求》还是属于取材较好、境界较广的一种。
后人程端礼把李氏《蒙求》与《千字文》相提并论，可见其在蒙学中流行之广，从历代注释《蒙求》者之多，以及大批蒙书都采用《蒙求》的编法和名称，可见它在社会上影响之大。根据一些记载来看，这本书大概一直流行到清初以后才渐趋湮没失传。
自李翰首创《蒙求》一千多年来，蒙书迭出，这对于封建启蒙教育起了一定的影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整齐压韵，便于诵读，即达到了识字的目的，同时又增长了儿童的知识，为下一步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它也从某些方面反映了封建时代对启蒙教育的重视程度。
此书语言浅近，人人明白。用四言、六言、杂言（字数不得等）的语言形式，宣传一些做人的道理，其中有消极的成份，也有每个人应该具有的良好品德。
此书问世以来，很受欢迎，比较普遍的流行于民间，所以影响很大。
此书问世以来，很受欢迎，比较普遍的流行于民间，所以影响很大。
《千字文》，古人多简称其为《千文》，它在“三、百、千”中虽排在最后，但其成书时间却是最早的，也是“三、百、千”中唯一确切知道成书时间和作者的一部书。
根据史书记载，《千字文》是南朝梁武帝在位时期（502 —549 年）编成的，其编者是梁朝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梁史》中说：“上以王羲之书千字，使兴嗣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唐代的《尚书故实》对此事做了进一步的叙述，该书说：梁武帝肖衍为了教诸王书法，让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作品中拓出了一千个不同的字，每个字一张纸。然后把这些无次序的拓片交给周兴嗣，让他编成有内容的韵文。周兴嗣用了一夜时间将其编完，累得须发皆白。这件事在唐宋两代多有记载，如《刘公嘉话录》、《太平广记》等书都曾加以记录，其内容与《尚书故实》基本相同。
《千字文》每4 字一句，共250 句，一千个字。其中有一重复的字，即“洁”字，此字在文中出现两次：“女慕贞洁”、“纨扇圆洁”，一些古人曾试图加以修改，如宋人吴枋、明人郎瑛等。《千字文》通篇用韵，朗朗上口，其用韵数字是7 个。
《千字文》行文流畅，气势磅礴，辞藻华丽，内容丰富。但由于时代久远，内容已不易于理解，现依据清人汪啸尹、孙谦益的说法，对《千字文》 的内容作一大致介绍。
由汪啸尹纂辑、孙谦益参注的《千字文释义》将《千字文》分为四个部份，他们称之为四章。从第一句“天地玄黄”开始，至第三十六句“赖及万方”为第一部份；从第三十七句“盖此身发”开始，至第一百零二句“好爵自靡”为第二部份；自第一百零三句“都邑华夏”起，至第一百六十二句“严岫杳冥”为第三部份；自第一百六十三句“治本于农”起，至第二百四十八句“愚蒙等诮”为第四部份。最后还有两句“谓语助者，焉哉乎也”，没有特别含义，将其单列出来。
《千字文》第一部分从天地开辟讲起。有了天地，就有了日月、星辰、云雨、霜雾和四时寒暑的变化；也就有了孕生于大地的金玉、铁器（剑）、珍宝、果品、菜蔬，以及江河湖海，飞鸟游鱼；天地之间也就出现了人和时代的变迁。在此，《千字文》讲述了人类的早期历史和商汤、周武王时盛世的表现，即文中所说的“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育黎首，臣伏戎羌。遐迩一体，率宾归王。鸣凤在竹，白驹食场。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千字文》的第二部份重在讲述人的修养标准和原则，也就是修身工夫。指出人要孝亲，珍惜父母传给的身体，“恭惟鞠养，岂敢毁伤”，做人要“知过必改”，讲信用，保持纯真本色，树立良好的形象和信誉，“信使可覆，器欲难量。墨悲丝染，诗赞羔羊”及以下四句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接着文中对忠、孝和人的言谈举止、交友、保真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千字文》的第三部份讲述与统治有关的各方面问题。此章首言京城形胜，极力描绘都邑的壮丽，“ 宫殿盘郁，楼观飞惊”。京城之中汇集了丰富的典籍和大批的英才，“既集坟典，亦聚群英”，这是第三部份的第二层意思，重在叙述上层社会的豪华生活和他们的文治武功。这部份最后描述了国家疆域的广阔和风景的秀美：“九州禹迹，百郡秦并……旷远绵邈，岩岫杳冥。”
《千字文》第四部份主要描述恬淡的田园生活，赞美了那些甘于寂寞、不为名利羁绊的人们，对民间温馨的人情向往之至。汪啸尹、孙谦益的《千字文释义》认为这部份是讲“君子治家处身之道”，其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显得牵强，所以不加采用。《千字文》第三部份讲述上层社会，第四部份讲述民间生活，在层次上是清楚的，完全不必从“治家处身”的角度去理解。〈千字文》与“三、百”相比，基本不存在被后人反复修改增补等问题，因而版本清楚，面貌原始，这给我们的阅读，带来了许多方便。
根据史书记载，《千字文》是南朝梁武帝在位时期（502 —549 年）编成的，其编者是梁朝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梁史》中说：“上以王羲之书千字，使兴嗣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唐代的《尚书故实》对此事做了进一步的叙述，该书说：梁武帝肖衍为了教诸王书法，让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作品中拓出了一千个不同的字，每个字一张纸。然后把这些无次序的拓片交给周兴嗣，让他编成有内容的韵文。周兴嗣用了一夜时间将其编完，累得须发皆白。这件事在唐宋两代多有记载，如《刘公嘉话录》、《太平广记》等书都曾加以记录，其内容与《尚书故实》基本相同。
《千字文》每4 字一句，共250 句，一千个字。其中有一重复的字，即“洁”字，此字在文中出现两次：“女慕贞洁”、“纨扇圆洁”，一些古人曾试图加以修改，如宋人吴枋、明人郎瑛等。《千字文》通篇用韵，朗朗上口，其用韵数字是7 个。
《千字文》行文流畅，气势磅礴，辞藻华丽，内容丰富。但由于时代久远，内容已不易于理解，现依据清人汪啸尹、孙谦益的说法，对《千字文》 的内容作一大致介绍。
由汪啸尹纂辑、孙谦益参注的《千字文释义》将《千字文》分为四个部份，他们称之为四章。从第一句“天地玄黄”开始，至第三十六句“赖及万方”为第一部份；从第三十七句“盖此身发”开始，至第一百零二句“好爵自靡”为第二部份；自第一百零三句“都邑华夏”起，至第一百六十二句“严岫杳冥”为第三部份；自第一百六十三句“治本于农”起，至第二百四十八句“愚蒙等诮”为第四部份。最后还有两句“谓语助者，焉哉乎也”，没有特别含义，将其单列出来。
《千字文》第一部分从天地开辟讲起。有了天地，就有了日月、星辰、云雨、霜雾和四时寒暑的变化；也就有了孕生于大地的金玉、铁器（剑）、珍宝、果品、菜蔬，以及江河湖海，飞鸟游鱼；天地之间也就出现了人和时代的变迁。在此，《千字文》讲述了人类的早期历史和商汤、周武王时盛世的表现，即文中所说的“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育黎首，臣伏戎羌。遐迩一体，率宾归王。鸣凤在竹，白驹食场。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千字文》的第二部份重在讲述人的修养标准和原则，也就是修身工夫。指出人要孝亲，珍惜父母传给的身体，“恭惟鞠养，岂敢毁伤”，做人要“知过必改”，讲信用，保持纯真本色，树立良好的形象和信誉，“信使可覆，器欲难量。墨悲丝染，诗赞羔羊”及以下四句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接着文中对忠、孝和人的言谈举止、交友、保真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千字文》的第三部份讲述与统治有关的各方面问题。此章首言京城形胜，极力描绘都邑的壮丽，“ 宫殿盘郁，楼观飞惊”。京城之中汇集了丰富的典籍和大批的英才，“既集坟典，亦聚群英”，这是第三部份的第二层意思，重在叙述上层社会的豪华生活和他们的文治武功。这部份最后描述了国家疆域的广阔和风景的秀美：“九州禹迹，百郡秦并……旷远绵邈，岩岫杳冥。”
《千字文》第四部份主要描述恬淡的田园生活，赞美了那些甘于寂寞、不为名利羁绊的人们，对民间温馨的人情向往之至。汪啸尹、孙谦益的《千字文释义》认为这部份是讲“君子治家处身之道”，其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显得牵强，所以不加采用。《千字文》第三部份讲述上层社会，第四部份讲述民间生活，在层次上是清楚的，完全不必从“治家处身”的角度去理解。〈千字文》与“三、百”相比，基本不存在被后人反复修改增补等问题，因而版本清楚，面貌原始，这给我们的阅读，带来了许多方便。
《小学诗》是根据宋代大学者朱熹所著《小学》而改编的儿童启蒙教材，分为立教、明伦、敬身三部分，全文五字一句，每四句为一段，所用语言力求通俗、易懂。
《小学诗》沿袭了《小学》中道理中肯、语言恳切的特点，在社会上被人们给予很高的评价。
全篇依《小学》一书的篇卷次第，依次分为立教、明伦和敬身，这实际上是《小学》内篇的内容。全篇每五字一句，每四句一段，整齐押韵，颇便诵读。作者曾以它自课门徒，期于启发助学性灵。当时有人称扬它“语语刻挚，有功于世道人心。”虽是溢美之词，但它对传播和普及朱熹的《小学》，也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小学诗》沿袭了《小学》中道理中肯、语言恳切的特点，在社会上被人们给予很高的评价。
全篇依《小学》一书的篇卷次第，依次分为立教、明伦和敬身，这实际上是《小学》内篇的内容。全篇每五字一句，每四句一段，整齐押韵，颇便诵读。作者曾以它自课门徒，期于启发助学性灵。当时有人称扬它“语语刻挚，有功于世道人心。”虽是溢美之词，但它对传播和普及朱熹的《小学》，也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字经《三字经》作者
《三字经》其书作者说法大致有四种：一、明代黄佐《广州人物传》十，明末诸生屈大均《广东新语》十一，清代恽敬《大云山房记》二，都以为作者应是宋末区适子；二、清代邵晋涵诗：“读得贞黎三字训”，自注：“《三字经》，南海黎贞撰。”据此以为《三字经》为明代黎贞撰；三、或者又有区适子所撰，黎贞增广之说；四、世传王应麟撰，王应麟（1223 —1296），南宋学者，字伯厚，号深宁居士。清代夏之翰《〈小学绀珠〉序》：“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经》作者自先生（王应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该也。”清代贺兴思《〈三字经〉注解备要叙》：“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一出，海内外子弟之发蒙者，咸恭若球刀。”都明确认为《三字经》是王应麟所撰。一般来说，《三字经》作者应为王应麟。《三字经》具有识字、广见闻和灌输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即传授知识与封建政治思想教育双重功能。书中文笔自然流畅，朴实无华，深入浅出，情真意切．此书中有段仅用三百多字便概括了中华五千年历史的变迁，历来备受赞誉。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俗称“三百千”，而《三字经》后来居上。这里的“居上”殆源于数字顺序，未必便是根据三书之内容与作用的有意排列。但事实上，综其覆盖读者之广、教育作用之深以及流传时间之久观而言，《三字经》 在中国古代蒙书教材中，不能不说是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书。 巍哉，《三字经》堪称“蒙学之冠”。
《弟子规》,清代康熙时山西绛州人李毓秀所作。
全书以《论语·学而》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开篇，以三字韵语的文字形式，对儿童言语行动提出要求，教以应该怎样待人处世，通常的核心思想是孝弟仁爱。
《弟子规》浅显易懂，押韵顺口，内容又符合封建伦理，是以极有影响，清代后期成为广为流传的儿童读本和童蒙读物，此书以浅近通俗的文字、三字韵的形式阐述了学习的重要、做人的道理以及待人接物的礼貌常识等等，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
文风朴实，说理透彻，可谓谆谆教诲，循循善诱，在我国清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全书以《论语·学而》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开篇，以三字韵语的文字形式，对儿童言语行动提出要求，教以应该怎样待人处世，通常的核心思想是孝弟仁爱。
《弟子规》浅显易懂，押韵顺口，内容又符合封建伦理，是以极有影响，清代后期成为广为流传的儿童读本和童蒙读物，此书以浅近通俗的文字、三字韵的形式阐述了学习的重要、做人的道理以及待人接物的礼貌常识等等，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
文风朴实，说理透彻，可谓谆谆教诲，循循善诱，在我国清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它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该书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他判断《百家姓》“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所谓“有国”据史书记载，吴越在宋太祖开国后，还存在一段时间，至宋太宗兴国二年才率土归降。可见这本书是北宋初年问世的。
《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该书颇具实用性，熟悉它，于古于今都是有裨益的。
《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该书颇具实用性，熟悉它，于古于今都是有裨益的。
《名贤集》是我国古代对儿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蒙学教材之一，具体作者不详，从内容上分析，是南宋以后儒家学者撰辑。它汇集孔、孟以来历代名人贤士的嘉言善行，以及民间流传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治学修德等方面的格言谚语加以选择提炼而成，其中不乏洞察世事、启人心智之句。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让人凡事应从长计议；“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劝人言语之间要相互尊重；而“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则道尽了封建时代的世态炎凉。
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著作——《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年）撰。黄宗羲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创始人，对清代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章学诚赞誉“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并指出黄宗羲在学术上上承明代学者王守仁、刘宗周，下启清初史家万斯大、万斯同，为清代浙东史学开山。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该书62卷，首列《师说》一篇，作为全书总纲；以下略按时代先后和学术流别列出 17个学案，总叙明代学者210多人，每个学案前面为案序，略述该学派师承渊源、主要代表人物、学术宗旨等内容；其次是学者小传，首列学派创始人作为案主，然后按照师承或地域胪列本派学者个案；小传之后摘录传主的主要学术著作或言论之精华，编成《语录》，间或撰有案语加以评论，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出每个学案的学术风貌。
《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展演变为主线，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明代学术发展的全貌。明代前期，朝廷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但是，随着明代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维护传统伦理纲常的理学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逐渐趋于保守和沉寂。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不满于思想界的僵局，开始脱离正宗理学的束缚，酝酿着新的学术思想。到明代中叶，王守仁建立起心学理论体系，取代程朱理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后来心学体系逐渐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流派。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准确地把握了明代心学酝酿、形成、繁荣和分化的轨迹，揭示出明代学术发展的主线。他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矣。”（《姚江学案序》）
《明儒学案》注重阐明各派学术思想的宗旨，把握诸家学术的精髓。黄宗羲鉴于宋元学者《语录》荟撮简编、去取失当，使读者难窥前人学术精神的弊病，特别强调准确把握各派学术宗旨。他指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发凡》）学者讲学贵在阐明宗旨，而评价前人学术尤其需要把握其人宗旨，否则就会像汉代张骞初次赴西域联络大月氏那样无功而返。正因为他有这样明确的认识，才能于各家学术中纂要钩玄，准确揭明其学术宗旨。黄宗羲的编纂思想是阐明各家各派的自得之学，把握学术思想的真谛。他说：“学问之道，以个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发凡》）因此，黄宗羲对于每一个学派和每一个学者的学术思想，都尽量揭明其治学宗旨，让世人明了他们的学术精髓。《明儒学案》中这样的事例随处可见，例如把陈献章的治学宗旨概括为“主静”、“自得”，把王守仁的治学宗旨概括为“慎独”等等。注重各家各派学术宗旨避免了面目雷同的空论，使《明儒学案》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史著述的杰作。
《明儒学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史学上的学案体史书体裁。中国古代史学中比较著名的史书体裁是《春秋》《左传》开创的编年体裁、《史记》《汉书》开创的纪传体裁、《通典》开创的典制体裁和《通鉴纪事本末》开创的纪事本末体裁。《明儒学案》是继上述几种史书体裁之后又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适应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思想繁荣的需要。学案体裁中的“学”指学术、学派，而“案”则谓考察、按据，是叙述学派源流及其学说内容、考按学术事件而加以论断的专门史学著述形式。在黄宗羲之前，宋代朱熹作《伊洛渊源录》，明代刘元卿作《诸儒学案》、冯从吾作《元儒考略》、周汝登作《圣学宗传》，明末清初孙奇逢作《理学宗传》，虽有学术史的萌芽，但只反映学派源流，撰写学者人物传记，不能反映各家各派的学术宗旨，仍然属于纪传体史书的范畴。《明儒学案》把明代各派的学术渊源、学者传记和学术宗旨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部系统完整的学术思想史巨著。继此之后，清前期黄百家、全祖望撰《宋元学案》，清后期唐鉴撰《国朝学案小识》，民国徐世昌撰《清儒学案》，一脉相承，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罗炳良
《光明日报》2001年10月16日
《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年）撰。黄宗羲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创始人，对清代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章学诚赞誉“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并指出黄宗羲在学术上上承明代学者王守仁、刘宗周，下启清初史家万斯大、万斯同，为清代浙东史学开山。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该书62卷，首列《师说》一篇，作为全书总纲；以下略按时代先后和学术流别列出 17个学案，总叙明代学者210多人，每个学案前面为案序，略述该学派师承渊源、主要代表人物、学术宗旨等内容；其次是学者小传，首列学派创始人作为案主，然后按照师承或地域胪列本派学者个案；小传之后摘录传主的主要学术著作或言论之精华，编成《语录》，间或撰有案语加以评论，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出每个学案的学术风貌。
《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展演变为主线，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明代学术发展的全貌。明代前期，朝廷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但是，随着明代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维护传统伦理纲常的理学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逐渐趋于保守和沉寂。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不满于思想界的僵局，开始脱离正宗理学的束缚，酝酿着新的学术思想。到明代中叶，王守仁建立起心学理论体系，取代程朱理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后来心学体系逐渐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流派。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准确地把握了明代心学酝酿、形成、繁荣和分化的轨迹，揭示出明代学术发展的主线。他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矣。”（《姚江学案序》）
《明儒学案》注重阐明各派学术思想的宗旨，把握诸家学术的精髓。黄宗羲鉴于宋元学者《语录》荟撮简编、去取失当，使读者难窥前人学术精神的弊病，特别强调准确把握各派学术宗旨。他指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发凡》）学者讲学贵在阐明宗旨，而评价前人学术尤其需要把握其人宗旨，否则就会像汉代张骞初次赴西域联络大月氏那样无功而返。正因为他有这样明确的认识，才能于各家学术中纂要钩玄，准确揭明其学术宗旨。黄宗羲的编纂思想是阐明各家各派的自得之学，把握学术思想的真谛。他说：“学问之道，以个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发凡》）因此，黄宗羲对于每一个学派和每一个学者的学术思想，都尽量揭明其治学宗旨，让世人明了他们的学术精髓。《明儒学案》中这样的事例随处可见，例如把陈献章的治学宗旨概括为“主静”、“自得”，把王守仁的治学宗旨概括为“慎独”等等。注重各家各派学术宗旨避免了面目雷同的空论，使《明儒学案》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史著述的杰作。
《明儒学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史学上的学案体史书体裁。中国古代史学中比较著名的史书体裁是《春秋》《左传》开创的编年体裁、《史记》《汉书》开创的纪传体裁、《通典》开创的典制体裁和《通鉴纪事本末》开创的纪事本末体裁。《明儒学案》是继上述几种史书体裁之后又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适应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思想繁荣的需要。学案体裁中的“学”指学术、学派，而“案”则谓考察、按据，是叙述学派源流及其学说内容、考按学术事件而加以论断的专门史学著述形式。在黄宗羲之前，宋代朱熹作《伊洛渊源录》，明代刘元卿作《诸儒学案》、冯从吾作《元儒考略》、周汝登作《圣学宗传》，明末清初孙奇逢作《理学宗传》，虽有学术史的萌芽，但只反映学派源流，撰写学者人物传记，不能反映各家各派的学术宗旨，仍然属于纪传体史书的范畴。《明儒学案》把明代各派的学术渊源、学者传记和学术宗旨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部系统完整的学术思想史巨著。继此之后，清前期黄百家、全祖望撰《宋元学案》，清后期唐鉴撰《国朝学案小识》，民国徐世昌撰《清儒学案》，一脉相承，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罗炳良
《光明日报》2001年10月16日
《鉴略妥注》又称《五字鉴》是儿童读的历史课本，明代李廷机所撰。李廷机，字尔张，是晋江（今福建省泉州市）人。
《五字鉴》是一部几百年来流传较广的蒙学读物，原名为《鉴略》，李廷机根据我国古史资料所写。
据清人翻刻者邹梧桐所说：“有明李廷机先生，胸罗全史，手著《鉴略》，自皇古以乞宋元事迹，举其大纲，略其小目，俾读者开卷了然，俨与历世受命之主，赓扬一堂；更可喜者，句调叶律，有类更可喜者，句调叶律，有类诗歌，与人可诵可读，一部二十一史之要领也。”该书特点已见一斑。
此书大略是以五言诗句韵文的形式，按时代顺序将我国上自远古传说，下至元明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简单扼要的总述和概括。所以，可以说这是一部专述我国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蒙学读物。
全书仅万余字，行文言简意赅，叙事条理分明，赢得了旧时读书人的喜爱，并成为蒙馆中与《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并列的蒙学读物，且被称之为《五字鉴》。
《五字鉴》是一部几百年来流传较广的蒙学读物，原名为《鉴略》，李廷机根据我国古史资料所写。
据清人翻刻者邹梧桐所说：“有明李廷机先生，胸罗全史，手著《鉴略》，自皇古以乞宋元事迹，举其大纲，略其小目，俾读者开卷了然，俨与历世受命之主，赓扬一堂；更可喜者，句调叶律，有类更可喜者，句调叶律，有类诗歌，与人可诵可读，一部二十一史之要领也。”该书特点已见一斑。
此书大略是以五言诗句韵文的形式，按时代顺序将我国上自远古传说，下至元明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简单扼要的总述和概括。所以，可以说这是一部专述我国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蒙学读物。
全书仅万余字，行文言简意赅，叙事条理分明，赢得了旧时读书人的喜爱，并成为蒙馆中与《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并列的蒙学读物，且被称之为《五字鉴》。
车万育撰，字双亭，号鹤田，湖南邵阳人。康熙甲辰进士，官至兵科几给事中。
诗词和对联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形式，两千多年来一直薪火相传，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古代，自私塾的幼童起，就开始这种文学修养的训练，对声调、音律、格律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一些声律方面的著作也应运而生，而其中清朝康熙年间车万育所作的《声律启蒙》，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声律启蒙》是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分为上下卷。按韵分编，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属对，读起来，如唱歌般。较之其它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见韵味。这类读物，在启蒙读物中独具一格，经久不衰。明清以来，如《训蒙骈句》、《笠翁对韵》等书，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编写，并得以广泛流传。
诗词和对联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形式，两千多年来一直薪火相传，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古代，自私塾的幼童起，就开始这种文学修养的训练，对声调、音律、格律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一些声律方面的著作也应运而生，而其中清朝康熙年间车万育所作的《声律启蒙》，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声律启蒙》是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分为上下卷。按韵分编，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属对，读起来，如唱歌般。较之其它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见韵味。这类读物，在启蒙读物中独具一格，经久不衰。明清以来，如《训蒙骈句》、《笠翁对韵》等书，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编写，并得以广泛流传。
《格言联璧》一书，按儒家大学，中庸之道，以“诚意”、“正心”、“格物”、“致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主要内容为框架，收集有关这些内容的至理格言，按当时人的阅读习惯分为八类，从个人、家庭到社会、国家，凡所应有，无所不有。作者的用意在于以金科玉律之言，作暮鼓晨钟之警，即用圣贤先哲的至理格言来鞭策启迪童蒙，从小懂得做人的道理、树立远大的人生志向、努力进取、长大以后成为于国于家有用的人。该书说理之切、其举事之赅、其择辞之精、其成篇之简，皆萃古今。每一条事理内涵丰富，广博精微，言有尽而意无穷，先哲的聪明智慧和无限期望尽在这联珠妙语之中。一册在手，揣摩研读，细心体会，必能驾驭人生的真谛，游刃于生活空间，既能修身齐家，又能报效社会，不失为难得的济世良药，人生指南，因而其成书问世后即为宫廷收藏，流传民间，远播海外，成为影响深远、读者众多，历久不衰的蒙学读本。
《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
《幼学琼林》最初叫《幼学须知》，一般认为，最初的编着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也有的意见认为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在清朝的嘉靖年间由邹圣脉作了一些补充，并且更名为《幼学故事琼林》。後来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
《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
在编者看来，中国传统的蒙学读本，编得最好的，大概要数这部《幼学琼林》了。首先，相对而言，它较少封建伦理 说教，而主要以传授知识为己任；其次，它包罗了十分丰富的内 容，可以看作是全部传统知识类型的一个缩影，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百科全书；再次，正文部分就有释文，人们读起来颇党明白 晓畅，毫无滞碍，而且释文简洁允当，决不拖泥带水；最后，它 不为字数所限，不拘短长，只求偶句成对，颇便诵读。正因为如 此，此书成篇后，续作不绝，增补如缕。清人邹圣脉、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都曾一再增补。此外，还有人仿效 其体式，另行撰述，如清人谭贵球的《故事逢原》就是如此。《幼 学琼林》在整个清代乃至民国时期风行全国各地，版本甚多，名称也不尽一致，如《故事寻源》、《幼学求源》、《幼学故事珠玑》、《幼学须知句解》等。此书的作者，一般都认为是明西昌人程登吉 （字允升），也有的意见认为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三点水）。
《幼学琼林》最初叫《幼学须知》，一般认为，最初的编着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也有的意见认为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在清朝的嘉靖年间由邹圣脉作了一些补充，并且更名为《幼学故事琼林》。後来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
《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
在编者看来，中国传统的蒙学读本，编得最好的，大概要数这部《幼学琼林》了。首先，相对而言，它较少封建伦理 说教，而主要以传授知识为己任；其次，它包罗了十分丰富的内 容，可以看作是全部传统知识类型的一个缩影，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百科全书；再次，正文部分就有释文，人们读起来颇党明白 晓畅，毫无滞碍，而且释文简洁允当，决不拖泥带水；最后，它 不为字数所限，不拘短长，只求偶句成对，颇便诵读。正因为如 此，此书成篇后，续作不绝，增补如缕。清人邹圣脉、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都曾一再增补。此外，还有人仿效 其体式，另行撰述，如清人谭贵球的《故事逢原》就是如此。《幼 学琼林》在整个清代乃至民国时期风行全国各地，版本甚多，名称也不尽一致，如《故事寻源》、《幼学求源》、《幼学故事珠玑》、《幼学须知句解》等。此书的作者，一般都认为是明西昌人程登吉 （字允升），也有的意见认为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三点水）。
骈句，即骈偶句，即对仗句。两马并驾为骈，二人并处为偶，意谓两两相对。古时宫中卫队行列月仗（仪仗），仪仗两两相对，故卞偶亦称对仗。以偶句为主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上下联词语相对，平仄相对。用这种形式的四六句写成的文章，晚唐时称作“四六”，宋明沿用，至清改称骈体。对童蒙进行骈句训练，为作文作诗建立根基。
《训蒙骈句》按韵部顺次，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一段，每韵三段。此书与《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当可为吟诗作对之基，爱好诗文者，若熟而能诵，必大利于笔。
《训蒙骈句》按韵部顺次，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一段，每韵三段。此书与《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当可为吟诗作对之基，爱好诗文者，若熟而能诵，必大利于笔。
李渔(1611-1680年),原名仙侣,号天征,后改名渔,字笠翁,一字笠鸿、谪凡。 李渔祖籍在浙江兰溪下李村,生于雉皋(即今江苏如皋)。李渔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戏曲和小说作家，他仿照《声律启蒙》写的旨在作诗的韵书因此叫《笠翁对韵》。
引 言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是我国传统启蒙教育的第一书，知名度极高，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不知。其中《三字经》为首，称为“经”；《千字文》垫后称为“文”。在综合难度、知识水平、文学素养等方面，自然是《千字文》的要求高，没有一定的文字基础和文化程度，《千字文》是既读不懂，也欣赏不了。
从时间上看，《千字文》成文于六朝时期，出现得最早。《三字经》成文于南宋末年，直到元朝才开始流通，真正流传开来已经是明清时期的事情了。
从教学顺序上看，历来是《三字经》第一，《千字文》殿后。其中的道理，一是先简后繁，这很好理解；二就是“经”与“文”的根本区别。经者经舆大道，是天下车马行人经行的通衢，引伸义就是规律、原则与方法。自古以来，圣贤人的话叫做经典，因其讲述的是亘古不变的宇宙真相，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三字经》既被称为经，又被千古传颂，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千字文》是用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缀而成的一篇韵文，词藻华丽，语言优美，文学价值极高，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三字经》则不然，它“ 字有重复，词无藻彩”，即不讲究对仗，语言也不甚优美。但它朴实无华，用极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大道理。因此“三百千”中最难理解的是《三字经》，最难讲的也是《三字经》。没有扎实的功底和丰富的学识，仅仅凭借文字是无法理解经义的。相反，随着阅历的增加与人生经验的积累，对《三字经》每一句话的理解会越来越深，以至越到晚年越喜欢，这也是为什么来听《三字经》讲座的老年人很多。
与《千字文》同理，《三字经》也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文化简史。所不同的是，《三字经》不受文字限制，以通俗的文字将中国文化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真正是“淹贯三才，出入经史”。清人王晋升就称《三字经》是“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清人贺兴思称其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也”。近代的章太炎也称赞《三字经》“其启人知识，过之《急就章》与《凡将篇》之比矣。今之教科书，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
在《三字经》出现之前，几乎所有的蒙学读物都是四言的，也就是四个字一句。例如《千字文》《百家姓》都是四言，四个字读起来不上口，小孩子不容易唱颂。《三字经》则以三言形式出现，三个字一句，四句一组，读起来轻松愉快，更符合儿歌的特点，所以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
此次我们介绍《三字经》的形式，不同于《千字文》。《千字文》讲座是讲者解字说文，学者随文入观，体会文义。这次的《三字经》讲座，则是以经义为纲文句为目，纲举目张，文义也就自然现前了。
《三字经》全篇内容分为六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个独立的中心，但六个部分又合成一个整体，似江河之水风起浪涌，层层推进，在编排顺序上极有章法，体现了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这是我们在学习之中应该加以注意的。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是我国传统启蒙教育的第一书，知名度极高，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不知。其中《三字经》为首，称为“经”；《千字文》垫后称为“文”。在综合难度、知识水平、文学素养等方面，自然是《千字文》的要求高，没有一定的文字基础和文化程度，《千字文》是既读不懂，也欣赏不了。
从时间上看，《千字文》成文于六朝时期，出现得最早。《三字经》成文于南宋末年，直到元朝才开始流通，真正流传开来已经是明清时期的事情了。
从教学顺序上看，历来是《三字经》第一，《千字文》殿后。其中的道理，一是先简后繁，这很好理解；二就是“经”与“文”的根本区别。经者经舆大道，是天下车马行人经行的通衢，引伸义就是规律、原则与方法。自古以来，圣贤人的话叫做经典，因其讲述的是亘古不变的宇宙真相，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三字经》既被称为经，又被千古传颂，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千字文》是用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缀而成的一篇韵文，词藻华丽，语言优美，文学价值极高，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三字经》则不然，它“ 字有重复，词无藻彩”，即不讲究对仗，语言也不甚优美。但它朴实无华，用极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大道理。因此“三百千”中最难理解的是《三字经》，最难讲的也是《三字经》。没有扎实的功底和丰富的学识，仅仅凭借文字是无法理解经义的。相反，随着阅历的增加与人生经验的积累，对《三字经》每一句话的理解会越来越深，以至越到晚年越喜欢，这也是为什么来听《三字经》讲座的老年人很多。
与《千字文》同理，《三字经》也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文化简史。所不同的是，《三字经》不受文字限制，以通俗的文字将中国文化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真正是“淹贯三才，出入经史”。清人王晋升就称《三字经》是“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清人贺兴思称其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也”。近代的章太炎也称赞《三字经》“其启人知识，过之《急就章》与《凡将篇》之比矣。今之教科书，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
在《三字经》出现之前，几乎所有的蒙学读物都是四言的，也就是四个字一句。例如《千字文》《百家姓》都是四言，四个字读起来不上口，小孩子不容易唱颂。《三字经》则以三言形式出现，三个字一句，四句一组，读起来轻松愉快，更符合儿歌的特点，所以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
此次我们介绍《三字经》的形式，不同于《千字文》。《千字文》讲座是讲者解字说文，学者随文入观，体会文义。这次的《三字经》讲座，则是以经义为纲文句为目，纲举目张，文义也就自然现前了。
《三字经》全篇内容分为六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个独立的中心，但六个部分又合成一个整体，似江河之水风起浪涌，层层推进，在编排顺序上极有章法，体现了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这是我们在学习之中应该加以注意的。
我常将文化譬喻为“遗传基因”。生物学上，是遗传基因规定和保持着一个物种的稳定性；社会学上，则是文化传统规定和保持着一个民族的稳定性。“转基因食品”令人谈虎色变，“转基因的人”（抛弃自己文化的民族）也同样可怕，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民族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继承我们的民族文化，已成为本世纪中国人的共识。
海外华人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我讲述《千字文》的最初动机不过是想概要地介绍一下中国的文化史，但是听众们的热烈反应使我欲罢不能。继《千字文》之后又讲了《三字经》、《改造命运》、《文化与健康》等专题，大家似乎从中寻到了自己文化的根。我旅居海外，漂泊不定，案头上可供查证的资料几乎没有。演讲中只能凭借昔年私塾李锡堃恩师时的记忆，以及读书求学所得，信口讲来，意在通俗，未及深入考证。因此，这几次演讲皆谈不到有否学术价值，聊作普及宣传可也。
一个国家经济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与传统的消亡。只要有文化在，国家亡了可以复国、民族衰了可以振兴；如果文化亡了，这个民族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了。中国文化在废墟中有望再度崛起，目前国内各类“国学”现象又应运而生，但愿这不是一哄而起的“文化运动”，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扎根”。这部讲记，是根据讲演录音整理而成的。此次得以编缀为文，得到各方善心人士的大力协助，特别是我家人的鼓励与资助，特此致以诚挚的谢意。讲记中的谬误之处，由我自己文负其责，敬请方家不吝斧正，以免我自误误人。
刘宏毅
二零零五年乙酉仲夏于北京
海外华人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我讲述《千字文》的最初动机不过是想概要地介绍一下中国的文化史，但是听众们的热烈反应使我欲罢不能。继《千字文》之后又讲了《三字经》、《改造命运》、《文化与健康》等专题，大家似乎从中寻到了自己文化的根。我旅居海外，漂泊不定，案头上可供查证的资料几乎没有。演讲中只能凭借昔年私塾李锡堃恩师时的记忆，以及读书求学所得，信口讲来，意在通俗，未及深入考证。因此，这几次演讲皆谈不到有否学术价值，聊作普及宣传可也。
一个国家经济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与传统的消亡。只要有文化在，国家亡了可以复国、民族衰了可以振兴；如果文化亡了，这个民族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了。中国文化在废墟中有望再度崛起，目前国内各类“国学”现象又应运而生，但愿这不是一哄而起的“文化运动”，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扎根”。这部讲记，是根据讲演录音整理而成的。此次得以编缀为文，得到各方善心人士的大力协助，特别是我家人的鼓励与资助，特此致以诚挚的谢意。讲记中的谬误之处，由我自己文负其责，敬请方家不吝斧正，以免我自误误人。
刘宏毅
二零零五年乙酉仲夏于北京
《二十四孝》，元代郭居敬编，内容是辑录古代所传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后来的印本都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是旧时宣扬封建孝道的通俗读物。
本书乃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的最新作品，汇聚了先生历年来关于北大的文章，对于北大，北大人，北大精神，北大传统的思考，涉及的面很宽，问题意识相当尖锐，产生的影响弥足深远。而为泣血之论，激切之语。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如是，方可体会先生辛辣文字背后的热诚与温情。本书虽说论的是北大，但又不止于北大；所谓北大者，当是中国一象征耳。
卡尔•威特是19世纪德国著名天才。他的成长得益于他的父亲老卡尔•威特教育有方。从出生开始，老卡尔就给了小卡尔以及时和适当的教育。老卡尔把这些珍贵的方法整理成了此书。200年前的教育方法如何与今天的家庭教育结合起来？今天中国的父母如何体会200年前老卡尔的教育理念的精髓？这就是两位导读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本书导读结合当今中国的现实，利用近代以来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成果，很好地梳理了老卡尔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让老卡尔的教子智慧更适合中国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