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一位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曾写过一部名叫《苦闷的象征》的书。他说，艺术是苦闷的表现，文艺是苦闷的象征。当然，这种看法不无偏颇之处。如果说苦闷对艺术创造是相当重要的，也不是毫无道理。这点，对曹禺来说，倒多少有点真实性。他曾对我说，“你要写我的传，应该把我的心情苦闷写出来。”
的确，曹禺从小就有着不少的苦闷，好像生来就是一粒苦闷的种子。他上中学时，才不过十几岁，他的父亲就对他说：“你小小的年纪，哪里来的这么多苦闷？”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能理解儿子的内心苦闷，说来都会使局外人感到奇怪。
从曹禺的家境来说，他从小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住的是小洋房。家里有各种佣人：拉车的、做饭的、看门的、打杂的，还有保姆等等。生活优裕得很。按理说是不该有什么可愁的可苦闷的；但是，他偏偏却有着许多苦闷。他对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会有那么多苦闷，可那时我的确是苦闷的啊！”家庭生活的优裕，不但没有给他增添欢乐，反而成为他痛苦的渊薮了。
也许有人会说，可能曹禺先天就带有忧郁的血质，以致从小就忧心忡忡，心怀苦恼。这自然是说不通的。尽管曹禺的父亲不能理解儿子的苦闷，但要理解曹禺的苦闷，还得从曹禺的父亲的苦闷谈起。原来，曹禺的父亲也是一个苦闷盈胸的人。
曹禺在戏剧创作上是个天才。可是，你要从他那里去了解他的父亲，了解他的家世，他却不能给你一个详细的回答。似乎他很健忘，他说不清楚他祖先的事情。他对他父亲的脾气和性格，有很深的了解，但他却说不清楚他父亲的确切履历，这也多少反映了曹禺的个性。他对他家的有些事是漫不经心的，甚至是很生疏的。并不是家里人未曾对他讲过万家的家族史，而是他从不记忆这些“家庭琐事”。他不是故意不记，而是他的大脑不储存这些信息。因此，当人们问起他的家世时，有许多事他说不清楚，讲不出个来龙去脉，年月更是模糊不清；或者是不知道。对于这种尴尬的场面，他总是摇着头，喟叹一番，而终于说不出一个究竟来。有时，这使来访者格外扫兴，这确是无可奈何的。譬如他童年时代曾有一段十分重要的经历，他说他六七岁或者八九岁曾随父亲到过宣化，但究竟是几岁，他始终不能说出个究竟来。除非你调查来一些事实材料，再问他，那也许会从他的记忆库存中又引起一些回忆，但也不是每件事都能说个明白的。要么，他就干脆说，这件事你去问某某吧。但是，有的事他的记忆却十分清晰，连细节都记得十分真切具体。他念过的书，有的至今都能倒背如流，如美国总统林肯在葛特斯堡的演说，他还能用英文背下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说起曹禺的家世，得亏还有几篇资料，还有他的同族的一位长辈万枚子的回忆记录，使我们对他的家族史有个粗略的了解。这对了解曹禺，特别是了解他的父亲是很有帮助的。曹禺的父亲，名叫万德尊，字宗石，原籍湖北省潜江县人。他一辈子都梦想光宗耀祖，实现万家祖辈代代相传的理想。但是，他闯荡一生，却没有实现祖宗的理想和愿望而恨恨死去了。知道了万家的家世，就懂得万德尊的苦闷了。
据说，在明朝的万历年间，江西省南昌府九龙街石门限万庄，有个叫万邦的武官，因为当时天下扰攘不安，他便宦游到今天的湖北省潜江县定居下来。这样，万邦就成为万氏的支脉在潜江的始祖了。万邦娶妻杨氏，万家的子孙便在这块土地上一代一代地繁衍生长。最初的几代没有什么可考的事迹。到了万邦的八世孙万廷琇出生，其时正是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万家开始有些起色。嘉庆五年（１８００），廷琇的长子时叙出生，时叙字蔼五，号珏田。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廷琇恩贡，候选州判。时叙不如父亲，只做了郡禀生，后来又做了私塾先生。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十一月间，时叙给一个病人看病，大概是误诊了，造成死亡事故，遂自缢身死。从万廷琇开始了万家的奋斗史，那就是靠读书而入仕途。但是，这条道总不能如意，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名落孙山，依然不能振兴门庭。这样，万家的奋斗史就成为失败史。
时叙的儿子际云是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十月八日出生的。际云榜名骏，字祥五，娶妻魏氏
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私塾先生在乡村表面上受人尊敬，实际上却是地位寒微，生活贫困自不待言，也为官宦财主人家所不齿，饱尝着世态炎凉的苦涩酸辛。这样，一代又一代苦读而不得发迹的家族命运，使万德尊从小就深刻地体验着一个贫穷人家的艰难和耻辱，万家的失败史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因此，他从小就下定决心，凭着苦读进入仕途，光宗耀祖，振兴家业。在乡里，德尊有“神童之誉”。天资聪颖，又很用功，１５岁便考中秀才，一时传为佳话。稍后，便毅然离开家乡，到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求学。德尊一面刻苦攻读，一面养家餬口。书院每月发四两银子的津贴，他省出一半来寄给父亲，接济家用。他常说他是“窭人之子”，“窭人”是湖北潜江土话，就是穷人。他是多么想摆脱“窭人”的命运啊！
贫苦的家境，光宗耀祖的思想促使德尊探寻一条发迹的道路。那时，可走的路有两条：一条是读书应试的科举道路。这条路，他家一代一代的人走过了，这是一条风波险恶而希望渺茫的路。到头来都碰了壁，还得去做私塾先生，真是太令人辛酸了。一条是靠亲友的介绍去当学徒，去经商，去做幕友。但是，万家没有得力亲朋故旧可攀。这条路实际上是被堵塞了。清朝末年，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留学外国之风也开始兴起。留学外国似乎是一条新路，但这是一条陌生而令人生畏的道路。突然，这样的机遇摆在德尊面前了。面对这样一个前程未卜，不知吉凶福祸的机会，使他踌躇起来。在那时的人们看来，出国学洋务是很不光彩的。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洋人，是一条歪门邪路。生活是逼人的。一个人走什么道路，有时并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德尊看到科举道路的渺茫，经商又无门径的时候，他以为学洋务也许是个机会，能够实现夙愿。于是，便下定决心到国外去闯荡一番，去争得一个好前程。好在还有他的舅舅与他作伴同行，也多少增添了他的勇气。
光绪十年（１９０４）六月，万德尊以清国官费留学生的身份抵达日本东京。先入日本振武学校就读，毕业后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陆军学校是很有些名气的，在日本也算是较老的军官学校了。和德尊一起的中国同学有后来成为军阀的阎锡山，还有黄国梁等。①鲁迅是光绪八年（１９０２年）东渡日本留学的，鲁迅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②万德尊也是在这种“又要维新”的潮流中去日本的。
万德尊于１９０９年初学成回国。回国后，便被委以军职。不过，他没有再回到湖北，而是到了天津。据说，当时直隶总督端方对德尊颇为器重，任命他为直隶卫队的标统。标统，按现在的军职来说，相当一个团长。从万家的家谱来看，他的官位也不算高，但终于跻身于官僚行列之中，较之当私塾先生不知要强了多少倍。按说，他该心满意足了吧？不，他总觉得他不该当武官，也许他就不该去习武。他那文人的习性改不过来，他喜欢舞文弄墨。因之，他当了标统不但未能使他如愿以偿，反而常有怀才不遇之感，在内心深处交织着苦恼和忧郁。
万德尊当官的年代，正是满清政府面临覆灭的前夜。种种腐败相已暴露无遗。１９０９年１月，清改年号为宣统。载沣玩弄假立宪之手段，命令各省成立咨议局，以维持垂死的封建统治，镇压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掠夺侵吞，清政府媚外卖国，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两湖一带发生旱灾水灾，米价飞涨，饿殍遍野，不断发生抢米抗捐风潮，只１９０９年全国各地群众反抗斗争就达１３０多起。直到１９１１年初，全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先有震惊全国的广州起义，继有全国的保路风潮，而终于１０月１０日爆发了辛亥革命。在这次民主革命的大动荡中，万德尊并没有被革命赶下台，当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得大总统的职位后，他也随之成为中华民国的武将，而且不久，还被授于陆军中将的军衔，一度被派到宣化任镇守使，相当一个师长。
民国之后，万德尊之所以能够不断升迁，颇得力于黎元洪的提携。黎元洪当大总统时，他还做过黎元洪的秘书。但好景不长，随着黎元洪的下野，他也只好弃官避居天津，从此赋闲在家，一蹶不振，直到死去。在民国初年军阀混乱的年代，各派军阀犹如走马灯一样，轮番上台表演，成者为王败则为寇。因此，有的军阀铤而走险青云直上，也有的很快跌下马来。万德尊不走运，他被混战挤轧出来，便再无心去挣扎了。其实，他并不是没有机会，没有可攀的关系，他也不是不能去做事了，阎锡山就曾邀请他出来，但是，他不愿再干了。他没有再出去做事，也许他厌倦了军阀混战的乱世，也许他觉得自己不是那种人，就像他的老同学阎锡山那样盘踞一方成为军阀，他不愿去冒那种风险。曹禺说：“我父亲做官不得意，他说他做了一辈子官是做错了，坚决反对我去做官。虽然，他做的是武官，可他从来没有打过仗，他不是那种秉性黩武之徒。”①相反，曹禺说：“在我的记忆里，他又有些软弱、善感。他有一手好文笔，能作诗也能写对联。有时又满腹牢骚，像一个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他这一方面的性格，后来影响我在《北京人》里所写的几个人物，譬如曾皓、曾文清、江泰。”②他在天津当起寓公，抽上鸦片，那种没落文人的习性倒使他苦闷异常，那光宗耀祖的愿望也化为泡影了，他被打败了。不是万德尊一个人，而是像他那样的一批人为历史所淘汰了。他有时不甘心，可他又不愿像有些军阀那样在乱世中去投机，去冒险，加之，他没有冒险家的胆量，这就不能不使他内心常有一种莫名的烦恼和苦闷。他才４０岁，就觉得老之将至，潦倒不堪。或成日和几个朋友一起饮酒赋诗，或躺在烟灯前面，在烟雾缭绕中麻醉着自己。他发脾气，骂大街，摔东西，打下人。似乎什么他都看不顺眼，他内心苦闷极了。但是，他不懂得他的苦闷又给他的家庭带来多么沉闷而抑压的空气。曹禺是这样回忆他的父亲和家庭的：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但我不喜欢我的家。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我父亲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气很坏。有一段时间我很怕他。他对我哥哥很凶很凶，动不动就发火。我总是害怕和他在一起吃饭，他常常在饭桌上就训斥起子弟来。
我父亲这个人自命清高，“望子成龙”的思想很重。可是，我的哥哥就是同他合不来。哥哥３０多岁就死去了，到现在我还不大明了他。他们父子两个人仇恨很深很深。父亲总是挑剔他。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父亲，只不过不同母罢了。但是，哥哥恨透了父亲。家中空气是非常不调和的。我父亲４０岁就赋闲了。从早到晚，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抽鸦片烟。到我上了中学，每天早晨去学校，下午四点回家时，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傍晚才起床。每次我回到家里，整个楼房没有一点动静。其实家里人并不少，一个厨师，一个帮厨，一个拉洋车的，还有佣人和保姆。但是，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十分可怕。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常常在吃饭时骂厨师。有时，他一看菜不满意就把厨师喊来骂一通。有时，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骂人。我母亲说他，他就更抑制不住，大发脾气。真是个沉闷的家庭啊！①每当曹禺向别人谈起他的父亲、他的家庭，都是这样说的。一个如此沉闷而令人窒息的家庭，又怎么能指望曹禺有一个心情欢悦的童年生活呢？
万德尊确实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赋闲在家，经常约些朋友一起饮酒赋诗。他结识的朋友也多半是些闲人。曹禺曾对我说：“当时和我父亲交往的有一位周七爷（又叫周七猴），他是周叔皘的叔叔。还有一位叫饶汉祥。还有一位方先生，我称他叫大方先生，曾做过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的老师，扬州人。他专门搜集各种古代钱币，把它围在腰中。他还教过我几天书。他干涉我家的事，鼓动我大哥逃走。”①这里说的周七爷，他家是天津一个著名的封建买办官僚的大家族。他的哥哥是周学熙，１９１２年在袁世凯的政府里做过财政总长，曾经参加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借款２５００万镑的卖国借款合同，但没有多久就下台了。周学熙依恃和利用袁世凯的势力进行工业投资，在河北省乃至天津形成了一个以周学熙为首的工业财团，如唐山的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耀华玻璃厂，直到天津的华新、中天等厂，都属于这个官僚买办财团的控制范围。万德尊因为和周七爷的过往关系，也把自己的钱存到这个财团的银行里，因此曹禺从小也有许多机会接触和观察周家这个官僚买办家庭的生活，了解这个大家族的许多人和事，甚至熟悉这个财团的兴衰荣枯的变迁。曹禺说：“周家和我家是世交，我到他们家去过。周家的摆设很气派，《雷雨》的布景就有周家的印象在内。周七爷和我父亲诗文唱和，喝酒。这个人非常之可爱，但我没写过他，现在要写他都可以写出来。他一边骑驴一面做诗，有时还骑到北京去。我父亲死后，只有母亲一个人。还有一个周九爷，他那时对我家里帮助不少，我家才能过下去。”②
万德尊把平时写的诗文和对联都汇集在一个册子里，并给它起名曰《杂货铺》。曹禺说：“最可惜的是，我父亲的《杂货铺》丢失了。有十几本，他起这么个名字，说明他颇有些幽默感的。他的诗词写得很好。父亲不做事了，就靠利息和房租收入，我们有两所楼房，就前后紧挨着，把靠街的一所出租给别人，房租收入是主要的。《杂货铺》里有他的东西，也有别人的东西，如大方先生，就是个才子，是个名士派。这个人很有意思，身体很结实，冬天很冷，可他家里从不生火。他教我念书时，念他自己写的《项羽论》。他是经常在我家吃饭的。《杂货铺》里也有周七爷的东西。可惜再也找不到这个《杂货铺》了。我大学毕业时已经知道它的价值了，但是再也找不到了。从这个《杂货铺》可以看到我父亲的思想。”①万德尊并不是个完全守旧的人。平时，他还订阅《东方杂志》等报刊看。他对列宁十分佩服。他曾对曹禺说过：“列宁了不起，是个巨人，是个伟大的人物。”帝俄很穷，政治腐败，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又振兴起来，这点，颇使德尊感慨万分。旧中国的腐朽的现实也常使他痛心。但当曹禺向他透露对旧社会的不满情绪时，他们就又谈不拢了。他总是叮嘱曹禺：“凭着良心去做事！”不赞成曹禺陷入混浊的世事中去。他可能以为自己在乱世中不得意，就不愿意儿子再从中受到伤害。
最使曹禺莫名其妙的，也是使他最难以忘记的，是他父亲常对他说：“家宝，你不能忘记，你可是个‘窭人之子’啊！”当时的家境虽没有大富豪大军阀那么阔绰，但也不是什么穷苦之家。他对儿子讲这些话时，是那么认真而严肃，似乎其中又有殷切的期待。那么，为什么万德尊要让曹禺记住自己是“窭人之子”呢？恐怕在他内心深处还没有摆脱万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那种贫穷度日的记忆，也还没有实现光宗耀祖的愿望，还没有改变“窭人”的地位。所以，叫儿子记住这点，是期望他们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去奋斗去挣扎，他是多么望子成龙啊！正因此，尽管他自己抽大烟，却不满意长子万家修抽大烟。他恨家修不争气，不止一次训斥家修，甚至破口大骂，但家修仍不能改其恶习。有一次，当他又看见家修偷偷吸鸦片时，就干脆跪在儿子面前，乞求儿子不要再抽了。他痛心疾首地哀求儿子：“我给你跪下，你是父亲，我是儿子。我请你不要抽，我给你磕响头，求你不——”由此，也可看出万德尊内心交织着多么错综复杂的痛苦。在他临死前几年，他还是叨念着，要外出干一番，把家业振兴一下。但他不过是说说而已，再也没有力量振起他的翅子，他已经成为一个废物。
这样一个父亲，这样一个家庭！那像铅块一样沉重的家庭气氛，那像坟墓一样的窒息环境，注入曹禺童年心灵里的是忧郁是苦闷。他怕，他躲避着；他恨，他逃脱着，他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他逃到自己的心里。家里房子很多，一座两层的小洋楼，有八间房子，他有自己的房间。这卧室就成为他避难的巢穴。他躲到房间里读书，他更躲到自己心里活着，把心封闭起来，他是孤独而寂寞的。
曹禺的性格是孤僻的，从小就是这样。只要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下他童年的生活，就更懂得他为什么是这样孤寂和苦闷了。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万家的人刚忙过中秋节，就又紧张地忙碌起来，全家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原来是德尊的夫人就要生产了。
德尊正在天津任直隶卫队的标统，公馆就在天津小白楼的一个胡同里。如今早已找不到它的踪迹了。那时，小白楼还不像今天这样繁华，没有楼房，没有起士林，也没有音乐厅，还是普通的老式平房、院落。万家自己一个院子，院落整洁，倒也幽静。出胡同不远就是海河，不时传来火轮船的汽笛声。
正是金风送爽的季节。海河里煞是热闹，船只往来如梭。吐着滚滚浓烟的火轮驶过，船头激起雪白的浪花，搅起满河的浪头向两岸涌去，小船又猛地颠簸起来。码头上停泊着的都是外国轮船，米字旗，太阳旗，五颜六色，在秋风中飘扬，显示着威严。
海河北衔子牙、南运河；往南又分为卫运、滏阳、滹沱河；往西往北分为大清河、北运河和永定河。人们常说天津是三岔河口，九河下梢，七十二道关沟，像枝蔓一样伸张开去，深深扎根在太行山中。如今，这里不但成为沟通华北地区的大商埠，更成为交通外洋的港口。北宁铁路、津浦铁路都从这里通过，它正由一个老式商埠向着一个半殖民地城市演变着。
万德尊的原配夫人，是同乡的燕氏，曾生下一男一女。长女家瑛，小名珍珠。长子家修，字少石。万德尊从日本学成回国后，就又在湖北武昌娶商人薛氏女为妻，这就是眼下就要生产的薛夫人。他们结婚不久，夫妻恩爱和睦，德尊虽有一男一女，却仍盼着再生贵子。德尊不信神，但也暗暗祈祷上苍，祝愿妻子平平安安生产，祝愿一个儿子降临万家。阴历八月二十一日，阳历９月２５日，也就是中秋节过后的第六天，一个婴儿在万家呱呱坠地了。老祖母早就盼着一个小孙子，眼看生下的这个胖娃娃，乐得她合不起嘴。她为这刚出世的孙子取名家宝。家宝，家宝，万家之宝。这个名字象征着大吉大利大富大贵。小名，是请一个阴阳先生给起的，看了八字，就起名添甲。添甲这个小名也是有讲究的。甲者，天干之第一位也。添甲，显然也取其独占鳌头、前程似锦之意。
正当万家沉浸在欢乐之中，薛夫人产后却觉得身体不适。起始，也没有注意。先是发烧，腹痛，过了一天，不但没有退烧，反而更加厉害。腰疼得剧烈难忍。这就急坏了德尊，到处求医讨药。到第三天，凡是能够请到的医生都请了，能用的药都用了，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可是仍然高烧不退，呼吸短促，饮食不进，终于不治身亡。薛夫人得的是产褥热，今天看来是不难治愈的，而在那时却是一大难症。这样，全家便从极度喜庆又陡然跌入极度悲痛之中。最难过最痛心的是德尊。他们结婚不久，感情甚笃，妻子突然亡故，这对他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出于对爱妻的怜爱，使他对小添甲格外地疼爱。从小，他就喜欢这个孩子，直到曹禺长大成人，他仍然对曹禺怀有很深很深的爱。
家宝的母亲死后，德尊怕别人带不好孩子，就特地把小姨从武昌接来帮忙。家宝的姨叫薛园南，同家宝的生母是孪生姐妹。这姐俩长相酷似。不久，德尊便同薛园南结婚。继母对家宝十分疼爱，自己姐姐的孩子，就像自己亲生的一样。虽说有保姆，可她总是放心不下。凡是家宝的饮食起居，她都亲自动手料理。她爱家宝，是一刻也舍不得离开的。园南一生没有生过孩子，曹禺就是她的儿子了。曹禺说：“我这个继母待我很不错，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我非常怀念她。解放后，她死在天津了，我还记得她对我的嘱咐。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①薛夫人的亡故，对万德尊固然是个打击；但是，谁又料到她的死对曹禺的童年却带来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呢？每当曹禺同别人谈起生下他三天便失去亲生母亲的事，便有说不出的难过。他常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②直到他自己成为７０老人，一提到生身母亲仍然是无限怀念和伤痛。生母的死，是造成他童年孤独苦闷的一大原因。
为什么曹禺还在童年时代就知道他生母的事情呢？
在万家这样的封建官僚家庭里，是什么事都会发生的。万德尊卸职后，把一个随身的马弁刘门君带回天津家里，留作贴身的仆人。添甲出生后没有奶吃，便由刘门军的妻子刘氏作了奶妈。这样的仆人在主子家的地位很特殊，有时是连主人也惹不起的。有一次，继母同奶妈刘氏吵起来，大概是奶妈又朝继母要什么钱物，继母没有答应，便大吵大闹。想不到，奶妈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她把小添甲叫到跟前，悄悄地对他说：“添甲，你知道你的亲妈吗？这个妈不是你的亲妈，你的亲妈生你三天便得病死去了。”这时，曹禺才五六岁。对一般孩子来说，这消息也许不会产生什么深刻影响。而他生性聪慧，加之又是个情感型的，这消息就犹如晴天霹雳了。他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来，但经奶妈点破，这不幸的消息便深深地刺激了他，在心灵中渗透着、浸延着，使他萌生着失去生母的悲哀和痛苦。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失去生母的孤独感和寂寞感不但未曾减少，反而成为苦闷的酵素蔓延着、扩展着，凝聚在心灵的深处。
添甲是个早熟的孩子。他不像那些在外界的侮辱和饥寒交迫中成长起来的穷人儿童，父亲疼爱他，继母疼爱他，家里人都疼爱他。但是，这些疼爱却不能化为春雨，滋润他幼小的心灵。本来他就有了失去生母的心灵创伤，同时，又承受着像坟墓一样沉闷的家庭氛围的重压，天天看着父亲那发怒的脸色过日子。这样，他那种难以忍受日益积压的情感压力和心中积郁的苦闷是莫名的，但又是很深很深的。
曹禺的童年确是苦闷而又悲伤的。
的确，曹禺从小就有着不少的苦闷，好像生来就是一粒苦闷的种子。他上中学时，才不过十几岁，他的父亲就对他说：“你小小的年纪，哪里来的这么多苦闷？”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能理解儿子的内心苦闷，说来都会使局外人感到奇怪。
从曹禺的家境来说，他从小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住的是小洋房。家里有各种佣人：拉车的、做饭的、看门的、打杂的，还有保姆等等。生活优裕得很。按理说是不该有什么可愁的可苦闷的；但是，他偏偏却有着许多苦闷。他对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会有那么多苦闷，可那时我的确是苦闷的啊！”家庭生活的优裕，不但没有给他增添欢乐，反而成为他痛苦的渊薮了。
也许有人会说，可能曹禺先天就带有忧郁的血质，以致从小就忧心忡忡，心怀苦恼。这自然是说不通的。尽管曹禺的父亲不能理解儿子的苦闷，但要理解曹禺的苦闷，还得从曹禺的父亲的苦闷谈起。原来，曹禺的父亲也是一个苦闷盈胸的人。
曹禺在戏剧创作上是个天才。可是，你要从他那里去了解他的父亲，了解他的家世，他却不能给你一个详细的回答。似乎他很健忘，他说不清楚他祖先的事情。他对他父亲的脾气和性格，有很深的了解，但他却说不清楚他父亲的确切履历，这也多少反映了曹禺的个性。他对他家的有些事是漫不经心的，甚至是很生疏的。并不是家里人未曾对他讲过万家的家族史，而是他从不记忆这些“家庭琐事”。他不是故意不记，而是他的大脑不储存这些信息。因此，当人们问起他的家世时，有许多事他说不清楚，讲不出个来龙去脉，年月更是模糊不清；或者是不知道。对于这种尴尬的场面，他总是摇着头，喟叹一番，而终于说不出一个究竟来。有时，这使来访者格外扫兴，这确是无可奈何的。譬如他童年时代曾有一段十分重要的经历，他说他六七岁或者八九岁曾随父亲到过宣化，但究竟是几岁，他始终不能说出个究竟来。除非你调查来一些事实材料，再问他，那也许会从他的记忆库存中又引起一些回忆，但也不是每件事都能说个明白的。要么，他就干脆说，这件事你去问某某吧。但是，有的事他的记忆却十分清晰，连细节都记得十分真切具体。他念过的书，有的至今都能倒背如流，如美国总统林肯在葛特斯堡的演说，他还能用英文背下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说起曹禺的家世，得亏还有几篇资料，还有他的同族的一位长辈万枚子的回忆记录，使我们对他的家族史有个粗略的了解。这对了解曹禺，特别是了解他的父亲是很有帮助的。曹禺的父亲，名叫万德尊，字宗石，原籍湖北省潜江县人。他一辈子都梦想光宗耀祖，实现万家祖辈代代相传的理想。但是，他闯荡一生，却没有实现祖宗的理想和愿望而恨恨死去了。知道了万家的家世，就懂得万德尊的苦闷了。
据说，在明朝的万历年间，江西省南昌府九龙街石门限万庄，有个叫万邦的武官，因为当时天下扰攘不安，他便宦游到今天的湖北省潜江县定居下来。这样，万邦就成为万氏的支脉在潜江的始祖了。万邦娶妻杨氏，万家的子孙便在这块土地上一代一代地繁衍生长。最初的几代没有什么可考的事迹。到了万邦的八世孙万廷琇出生，其时正是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万家开始有些起色。嘉庆五年（１８００），廷琇的长子时叙出生，时叙字蔼五，号珏田。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廷琇恩贡，候选州判。时叙不如父亲，只做了郡禀生，后来又做了私塾先生。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十一月间，时叙给一个病人看病，大概是误诊了，造成死亡事故，遂自缢身死。从万廷琇开始了万家的奋斗史，那就是靠读书而入仕途。但是，这条道总不能如意，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名落孙山，依然不能振兴门庭。这样，万家的奋斗史就成为失败史。
时叙的儿子际云是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十月八日出生的。际云榜名骏，字祥五，娶妻魏氏
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私塾先生在乡村表面上受人尊敬，实际上却是地位寒微，生活贫困自不待言，也为官宦财主人家所不齿，饱尝着世态炎凉的苦涩酸辛。这样，一代又一代苦读而不得发迹的家族命运，使万德尊从小就深刻地体验着一个贫穷人家的艰难和耻辱，万家的失败史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因此，他从小就下定决心，凭着苦读进入仕途，光宗耀祖，振兴家业。在乡里，德尊有“神童之誉”。天资聪颖，又很用功，１５岁便考中秀才，一时传为佳话。稍后，便毅然离开家乡，到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求学。德尊一面刻苦攻读，一面养家餬口。书院每月发四两银子的津贴，他省出一半来寄给父亲，接济家用。他常说他是“窭人之子”，“窭人”是湖北潜江土话，就是穷人。他是多么想摆脱“窭人”的命运啊！
贫苦的家境，光宗耀祖的思想促使德尊探寻一条发迹的道路。那时，可走的路有两条：一条是读书应试的科举道路。这条路，他家一代一代的人走过了，这是一条风波险恶而希望渺茫的路。到头来都碰了壁，还得去做私塾先生，真是太令人辛酸了。一条是靠亲友的介绍去当学徒，去经商，去做幕友。但是，万家没有得力亲朋故旧可攀。这条路实际上是被堵塞了。清朝末年，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留学外国之风也开始兴起。留学外国似乎是一条新路，但这是一条陌生而令人生畏的道路。突然，这样的机遇摆在德尊面前了。面对这样一个前程未卜，不知吉凶福祸的机会，使他踌躇起来。在那时的人们看来，出国学洋务是很不光彩的。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洋人，是一条歪门邪路。生活是逼人的。一个人走什么道路，有时并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德尊看到科举道路的渺茫，经商又无门径的时候，他以为学洋务也许是个机会，能够实现夙愿。于是，便下定决心到国外去闯荡一番，去争得一个好前程。好在还有他的舅舅与他作伴同行，也多少增添了他的勇气。
光绪十年（１９０４）六月，万德尊以清国官费留学生的身份抵达日本东京。先入日本振武学校就读，毕业后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陆军学校是很有些名气的，在日本也算是较老的军官学校了。和德尊一起的中国同学有后来成为军阀的阎锡山，还有黄国梁等。①鲁迅是光绪八年（１９０２年）东渡日本留学的，鲁迅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②万德尊也是在这种“又要维新”的潮流中去日本的。
万德尊于１９０９年初学成回国。回国后，便被委以军职。不过，他没有再回到湖北，而是到了天津。据说，当时直隶总督端方对德尊颇为器重，任命他为直隶卫队的标统。标统，按现在的军职来说，相当一个团长。从万家的家谱来看，他的官位也不算高，但终于跻身于官僚行列之中，较之当私塾先生不知要强了多少倍。按说，他该心满意足了吧？不，他总觉得他不该当武官，也许他就不该去习武。他那文人的习性改不过来，他喜欢舞文弄墨。因之，他当了标统不但未能使他如愿以偿，反而常有怀才不遇之感，在内心深处交织着苦恼和忧郁。
万德尊当官的年代，正是满清政府面临覆灭的前夜。种种腐败相已暴露无遗。１９０９年１月，清改年号为宣统。载沣玩弄假立宪之手段，命令各省成立咨议局，以维持垂死的封建统治，镇压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掠夺侵吞，清政府媚外卖国，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两湖一带发生旱灾水灾，米价飞涨，饿殍遍野，不断发生抢米抗捐风潮，只１９０９年全国各地群众反抗斗争就达１３０多起。直到１９１１年初，全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先有震惊全国的广州起义，继有全国的保路风潮，而终于１０月１０日爆发了辛亥革命。在这次民主革命的大动荡中，万德尊并没有被革命赶下台，当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得大总统的职位后，他也随之成为中华民国的武将，而且不久，还被授于陆军中将的军衔，一度被派到宣化任镇守使，相当一个师长。
民国之后，万德尊之所以能够不断升迁，颇得力于黎元洪的提携。黎元洪当大总统时，他还做过黎元洪的秘书。但好景不长，随着黎元洪的下野，他也只好弃官避居天津，从此赋闲在家，一蹶不振，直到死去。在民国初年军阀混乱的年代，各派军阀犹如走马灯一样，轮番上台表演，成者为王败则为寇。因此，有的军阀铤而走险青云直上，也有的很快跌下马来。万德尊不走运，他被混战挤轧出来，便再无心去挣扎了。其实，他并不是没有机会，没有可攀的关系，他也不是不能去做事了，阎锡山就曾邀请他出来，但是，他不愿再干了。他没有再出去做事，也许他厌倦了军阀混战的乱世，也许他觉得自己不是那种人，就像他的老同学阎锡山那样盘踞一方成为军阀，他不愿去冒那种风险。曹禺说：“我父亲做官不得意，他说他做了一辈子官是做错了，坚决反对我去做官。虽然，他做的是武官，可他从来没有打过仗，他不是那种秉性黩武之徒。”①相反，曹禺说：“在我的记忆里，他又有些软弱、善感。他有一手好文笔，能作诗也能写对联。有时又满腹牢骚，像一个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他这一方面的性格，后来影响我在《北京人》里所写的几个人物，譬如曾皓、曾文清、江泰。”②他在天津当起寓公，抽上鸦片，那种没落文人的习性倒使他苦闷异常，那光宗耀祖的愿望也化为泡影了，他被打败了。不是万德尊一个人，而是像他那样的一批人为历史所淘汰了。他有时不甘心，可他又不愿像有些军阀那样在乱世中去投机，去冒险，加之，他没有冒险家的胆量，这就不能不使他内心常有一种莫名的烦恼和苦闷。他才４０岁，就觉得老之将至，潦倒不堪。或成日和几个朋友一起饮酒赋诗，或躺在烟灯前面，在烟雾缭绕中麻醉着自己。他发脾气，骂大街，摔东西，打下人。似乎什么他都看不顺眼，他内心苦闷极了。但是，他不懂得他的苦闷又给他的家庭带来多么沉闷而抑压的空气。曹禺是这样回忆他的父亲和家庭的：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但我不喜欢我的家。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我父亲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气很坏。有一段时间我很怕他。他对我哥哥很凶很凶，动不动就发火。我总是害怕和他在一起吃饭，他常常在饭桌上就训斥起子弟来。
我父亲这个人自命清高，“望子成龙”的思想很重。可是，我的哥哥就是同他合不来。哥哥３０多岁就死去了，到现在我还不大明了他。他们父子两个人仇恨很深很深。父亲总是挑剔他。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父亲，只不过不同母罢了。但是，哥哥恨透了父亲。家中空气是非常不调和的。我父亲４０岁就赋闲了。从早到晚，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抽鸦片烟。到我上了中学，每天早晨去学校，下午四点回家时，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傍晚才起床。每次我回到家里，整个楼房没有一点动静。其实家里人并不少，一个厨师，一个帮厨，一个拉洋车的，还有佣人和保姆。但是，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十分可怕。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常常在吃饭时骂厨师。有时，他一看菜不满意就把厨师喊来骂一通。有时，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骂人。我母亲说他，他就更抑制不住，大发脾气。真是个沉闷的家庭啊！①每当曹禺向别人谈起他的父亲、他的家庭，都是这样说的。一个如此沉闷而令人窒息的家庭，又怎么能指望曹禺有一个心情欢悦的童年生活呢？
万德尊确实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赋闲在家，经常约些朋友一起饮酒赋诗。他结识的朋友也多半是些闲人。曹禺曾对我说：“当时和我父亲交往的有一位周七爷（又叫周七猴），他是周叔皘的叔叔。还有一位叫饶汉祥。还有一位方先生，我称他叫大方先生，曾做过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的老师，扬州人。他专门搜集各种古代钱币，把它围在腰中。他还教过我几天书。他干涉我家的事，鼓动我大哥逃走。”①这里说的周七爷，他家是天津一个著名的封建买办官僚的大家族。他的哥哥是周学熙，１９１２年在袁世凯的政府里做过财政总长，曾经参加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借款２５００万镑的卖国借款合同，但没有多久就下台了。周学熙依恃和利用袁世凯的势力进行工业投资，在河北省乃至天津形成了一个以周学熙为首的工业财团，如唐山的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耀华玻璃厂，直到天津的华新、中天等厂，都属于这个官僚买办财团的控制范围。万德尊因为和周七爷的过往关系，也把自己的钱存到这个财团的银行里，因此曹禺从小也有许多机会接触和观察周家这个官僚买办家庭的生活，了解这个大家族的许多人和事，甚至熟悉这个财团的兴衰荣枯的变迁。曹禺说：“周家和我家是世交，我到他们家去过。周家的摆设很气派，《雷雨》的布景就有周家的印象在内。周七爷和我父亲诗文唱和，喝酒。这个人非常之可爱，但我没写过他，现在要写他都可以写出来。他一边骑驴一面做诗，有时还骑到北京去。我父亲死后，只有母亲一个人。还有一个周九爷，他那时对我家里帮助不少，我家才能过下去。”②
万德尊把平时写的诗文和对联都汇集在一个册子里，并给它起名曰《杂货铺》。曹禺说：“最可惜的是，我父亲的《杂货铺》丢失了。有十几本，他起这么个名字，说明他颇有些幽默感的。他的诗词写得很好。父亲不做事了，就靠利息和房租收入，我们有两所楼房，就前后紧挨着，把靠街的一所出租给别人，房租收入是主要的。《杂货铺》里有他的东西，也有别人的东西，如大方先生，就是个才子，是个名士派。这个人很有意思，身体很结实，冬天很冷，可他家里从不生火。他教我念书时，念他自己写的《项羽论》。他是经常在我家吃饭的。《杂货铺》里也有周七爷的东西。可惜再也找不到这个《杂货铺》了。我大学毕业时已经知道它的价值了，但是再也找不到了。从这个《杂货铺》可以看到我父亲的思想。”①万德尊并不是个完全守旧的人。平时，他还订阅《东方杂志》等报刊看。他对列宁十分佩服。他曾对曹禺说过：“列宁了不起，是个巨人，是个伟大的人物。”帝俄很穷，政治腐败，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又振兴起来，这点，颇使德尊感慨万分。旧中国的腐朽的现实也常使他痛心。但当曹禺向他透露对旧社会的不满情绪时，他们就又谈不拢了。他总是叮嘱曹禺：“凭着良心去做事！”不赞成曹禺陷入混浊的世事中去。他可能以为自己在乱世中不得意，就不愿意儿子再从中受到伤害。
最使曹禺莫名其妙的，也是使他最难以忘记的，是他父亲常对他说：“家宝，你不能忘记，你可是个‘窭人之子’啊！”当时的家境虽没有大富豪大军阀那么阔绰，但也不是什么穷苦之家。他对儿子讲这些话时，是那么认真而严肃，似乎其中又有殷切的期待。那么，为什么万德尊要让曹禺记住自己是“窭人之子”呢？恐怕在他内心深处还没有摆脱万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那种贫穷度日的记忆，也还没有实现光宗耀祖的愿望，还没有改变“窭人”的地位。所以，叫儿子记住这点，是期望他们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去奋斗去挣扎，他是多么望子成龙啊！正因此，尽管他自己抽大烟，却不满意长子万家修抽大烟。他恨家修不争气，不止一次训斥家修，甚至破口大骂，但家修仍不能改其恶习。有一次，当他又看见家修偷偷吸鸦片时，就干脆跪在儿子面前，乞求儿子不要再抽了。他痛心疾首地哀求儿子：“我给你跪下，你是父亲，我是儿子。我请你不要抽，我给你磕响头，求你不——”由此，也可看出万德尊内心交织着多么错综复杂的痛苦。在他临死前几年，他还是叨念着，要外出干一番，把家业振兴一下。但他不过是说说而已，再也没有力量振起他的翅子，他已经成为一个废物。
这样一个父亲，这样一个家庭！那像铅块一样沉重的家庭气氛，那像坟墓一样的窒息环境，注入曹禺童年心灵里的是忧郁是苦闷。他怕，他躲避着；他恨，他逃脱着，他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他逃到自己的心里。家里房子很多，一座两层的小洋楼，有八间房子，他有自己的房间。这卧室就成为他避难的巢穴。他躲到房间里读书，他更躲到自己心里活着，把心封闭起来，他是孤独而寂寞的。
曹禺的性格是孤僻的，从小就是这样。只要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下他童年的生活，就更懂得他为什么是这样孤寂和苦闷了。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万家的人刚忙过中秋节，就又紧张地忙碌起来，全家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原来是德尊的夫人就要生产了。
德尊正在天津任直隶卫队的标统，公馆就在天津小白楼的一个胡同里。如今早已找不到它的踪迹了。那时，小白楼还不像今天这样繁华，没有楼房，没有起士林，也没有音乐厅，还是普通的老式平房、院落。万家自己一个院子，院落整洁，倒也幽静。出胡同不远就是海河，不时传来火轮船的汽笛声。
正是金风送爽的季节。海河里煞是热闹，船只往来如梭。吐着滚滚浓烟的火轮驶过，船头激起雪白的浪花，搅起满河的浪头向两岸涌去，小船又猛地颠簸起来。码头上停泊着的都是外国轮船，米字旗，太阳旗，五颜六色，在秋风中飘扬，显示着威严。
海河北衔子牙、南运河；往南又分为卫运、滏阳、滹沱河；往西往北分为大清河、北运河和永定河。人们常说天津是三岔河口，九河下梢，七十二道关沟，像枝蔓一样伸张开去，深深扎根在太行山中。如今，这里不但成为沟通华北地区的大商埠，更成为交通外洋的港口。北宁铁路、津浦铁路都从这里通过，它正由一个老式商埠向着一个半殖民地城市演变着。
万德尊的原配夫人，是同乡的燕氏，曾生下一男一女。长女家瑛，小名珍珠。长子家修，字少石。万德尊从日本学成回国后，就又在湖北武昌娶商人薛氏女为妻，这就是眼下就要生产的薛夫人。他们结婚不久，夫妻恩爱和睦，德尊虽有一男一女，却仍盼着再生贵子。德尊不信神，但也暗暗祈祷上苍，祝愿妻子平平安安生产，祝愿一个儿子降临万家。阴历八月二十一日，阳历９月２５日，也就是中秋节过后的第六天，一个婴儿在万家呱呱坠地了。老祖母早就盼着一个小孙子，眼看生下的这个胖娃娃，乐得她合不起嘴。她为这刚出世的孙子取名家宝。家宝，家宝，万家之宝。这个名字象征着大吉大利大富大贵。小名，是请一个阴阳先生给起的，看了八字，就起名添甲。添甲这个小名也是有讲究的。甲者，天干之第一位也。添甲，显然也取其独占鳌头、前程似锦之意。
正当万家沉浸在欢乐之中，薛夫人产后却觉得身体不适。起始，也没有注意。先是发烧，腹痛，过了一天，不但没有退烧，反而更加厉害。腰疼得剧烈难忍。这就急坏了德尊，到处求医讨药。到第三天，凡是能够请到的医生都请了，能用的药都用了，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可是仍然高烧不退，呼吸短促，饮食不进，终于不治身亡。薛夫人得的是产褥热，今天看来是不难治愈的，而在那时却是一大难症。这样，全家便从极度喜庆又陡然跌入极度悲痛之中。最难过最痛心的是德尊。他们结婚不久，感情甚笃，妻子突然亡故，这对他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出于对爱妻的怜爱，使他对小添甲格外地疼爱。从小，他就喜欢这个孩子，直到曹禺长大成人，他仍然对曹禺怀有很深很深的爱。
家宝的母亲死后，德尊怕别人带不好孩子，就特地把小姨从武昌接来帮忙。家宝的姨叫薛园南，同家宝的生母是孪生姐妹。这姐俩长相酷似。不久，德尊便同薛园南结婚。继母对家宝十分疼爱，自己姐姐的孩子，就像自己亲生的一样。虽说有保姆，可她总是放心不下。凡是家宝的饮食起居，她都亲自动手料理。她爱家宝，是一刻也舍不得离开的。园南一生没有生过孩子，曹禺就是她的儿子了。曹禺说：“我这个继母待我很不错，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我非常怀念她。解放后，她死在天津了，我还记得她对我的嘱咐。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①薛夫人的亡故，对万德尊固然是个打击；但是，谁又料到她的死对曹禺的童年却带来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呢？每当曹禺同别人谈起生下他三天便失去亲生母亲的事，便有说不出的难过。他常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②直到他自己成为７０老人，一提到生身母亲仍然是无限怀念和伤痛。生母的死，是造成他童年孤独苦闷的一大原因。
为什么曹禺还在童年时代就知道他生母的事情呢？
在万家这样的封建官僚家庭里，是什么事都会发生的。万德尊卸职后，把一个随身的马弁刘门君带回天津家里，留作贴身的仆人。添甲出生后没有奶吃，便由刘门军的妻子刘氏作了奶妈。这样的仆人在主子家的地位很特殊，有时是连主人也惹不起的。有一次，继母同奶妈刘氏吵起来，大概是奶妈又朝继母要什么钱物，继母没有答应，便大吵大闹。想不到，奶妈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她把小添甲叫到跟前，悄悄地对他说：“添甲，你知道你的亲妈吗？这个妈不是你的亲妈，你的亲妈生你三天便得病死去了。”这时，曹禺才五六岁。对一般孩子来说，这消息也许不会产生什么深刻影响。而他生性聪慧，加之又是个情感型的，这消息就犹如晴天霹雳了。他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来，但经奶妈点破，这不幸的消息便深深地刺激了他，在心灵中渗透着、浸延着，使他萌生着失去生母的悲哀和痛苦。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失去生母的孤独感和寂寞感不但未曾减少，反而成为苦闷的酵素蔓延着、扩展着，凝聚在心灵的深处。
添甲是个早熟的孩子。他不像那些在外界的侮辱和饥寒交迫中成长起来的穷人儿童，父亲疼爱他，继母疼爱他，家里人都疼爱他。但是，这些疼爱却不能化为春雨，滋润他幼小的心灵。本来他就有了失去生母的心灵创伤，同时，又承受着像坟墓一样沉闷的家庭氛围的重压，天天看着父亲那发怒的脸色过日子。这样，他那种难以忍受日益积压的情感压力和心中积郁的苦闷是莫名的，但又是很深很深的。
曹禺的童年确是苦闷而又悲伤的。
前面谈到，万德尊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作为清政府的一名武官，不但没有受到革命的冲击，反而官运颇佳。本来辛亥革命就不彻底，在“咸与维新”的声浪中，许多清政府文武官员都摇身一变而成为民国要员；像万德尊这样留学日本、经过新式军事训练的人才，加上他又有一手好文笔，在民国成立之后得以升迁就不奇怪了。自不必说，家境也较前富裕起来。这时，万家的公馆从小白楼的平房迁到意租界二马路３６号。
万家的新公馆坐落在今天的河东区，这是一个僻静的所在。一幢具有意大利建筑风格的两层小洋楼，从远处看去显得严整而精致。临近都是各有特色的楼房，这里是高等华人和洋人的街区。老龙头车站就在附近，不时传来火车“突吐突吐”的声音，和着汽笛的长鸣。每当夜阑人静，或当着风顺的时候，还可听到海河那面法国教堂的钟声。
德尊每月都有２００两银子的薪俸。他从小过惯了穷日子，不是那种肆意挥霍的人，把月薪都储蓄起来。他每月另有２０两银子的车马费，只此一项就足够全家开销了。后来，继母常对家宝说：“添甲，你出去做事情，就放心地去做，该做就去做，什么都不要怕。你父亲没有干过缺德的事。家里的钱都是他的薪水积蓄下来的。他没有杀过人，害过人，你放心吧！你胆小，要胆大一点，心肠要放宽一点。”①这些话给曹禺印象很深。
虽然不能说万公馆每日高朋满座，但也是宾客盈门。德尊的同僚部下不时来访，好不热闹！大概这是万家最鼎盛的岁月了。
小添甲越长越聪明，胖乎乎的小脸，特别是一对明亮的大眼睛，格外精神，讨人喜爱。两周岁的时候，继母特地为他买了瓷马观音，作为护神和玩物，成为添甲最心爱的东西。继母细心守护着这根苗，暗暗地祝福他长命百岁、前程远大。似乎，她把自己的命运也系在可爱的儿子身上。
父亲更是把添甲视为掌上明珠，一到添甲要睡觉的时候，他就亲着他，背着他，在房间来回踱着，嘴里还哼着催眠的小调，直到添甲睡着了，才放下心来。另外，就是带着添甲去澡堂洗澡，这对德尊来说也是一件极为惬意的事。添甲袒露着身体，白胖胖的，他为儿子抹上肥皂，轻轻地搓洗着，看着他在池中嬉水。此刻，德尊心中美滋滋的，这大概就是那种天伦之乐吧！直到曹禺上中学了，他还是坚守着这个习惯，带着儿子去洗澡。曹禺说：“父亲从小就带着我去澡堂洗澡，总是找最讲究的澡堂，那怕家里很拮据的时候，也要去最好的澡堂。我记得，我都１６岁了，还带我去澡堂。洗过澡，我就躺在那里睡着了。他为我穿好衣服，还背着我回家，我有时恨他、怕他，但又忘不了他。他很喜欢我，他和《雷雨》中的周朴园有些相似，外厉内荏。”②
添甲四五岁的时候，大姐万家瑛、大哥万家修从湖北省潜江县老家来了。家里顿时热闹起来。家瑛较继母小七八岁，家修比继母小一轮。虽说这样，而继母却很知礼，殷勤地接待她们。大姐格外喜欢这个同父异母的小弟弟，常抱他、亲他，形影不离。继母也很疼爱家瑛，知道她爱吃水果，就经常买下水果给她吃，生怕委屈了她。而家瑛却把最好的水果和糖留起来给小弟弟吃。家瑛还是添甲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她第一个教他识字的。她为小弟准备下字块，“添甲，姐姐教你识字好吗？”添甲对姐姐是百依百顺，姐姐让他做什么，他都心甘情愿的。教他识字，他高兴极了。第一次教的是人、手、足、刀、尺……他很快就记住了。姐姐教得认真，添甲记得也快，姐姐乐坏了，更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弟弟。多少年过去了，曹禺都不能忘怀姐姐的爱，这给他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德尊对添甲的教育是下了本钱的。那时，已经有了洋学堂，也有私塾，可是，德尊不放心让添甲到学校里去上学，也不愿意他进私塾。他特地把自己的外甥刘其珂请来作家庭教师。刘其珂的学问并不见得多么渊博，但旧学的根基尚好，加之又是近亲，德尊就觉得让他教更靠实，不会耽误儿子的学业。
刘其珂的教学也没有什么新办法，依然是从《三字经》、《百家姓》教起，让学生死记硬背。添甲一念起这些枯燥无味的书，就像鸟儿进了笼子，闷极了。虽说还有一两个邻居的小朋友一起就伴，但天天念那些“诗曰子云”的书是很乏味的。一放学，他就和小朋友跑出去玩耍。添甲最高兴去的地方是老龙头车站，眼看着喷吐着浓烟的火车从面前风驰电掣般飞驶过去，一直看到火车消失在远方。这时，他就凝神伫望着那闪光的双轨，向远方延伸着，似乎伸到天边外。他朦朦胧胧地感到那远方有一种神秘的诱惑，陷入一种莫名的憧憬之中。直到小朋友喊他，他才从这境界里醒过来。他在课间休息时，跑到二楼的小平台上，去听海河那面教堂传来的钟声，悠扬沉实的钟声也常常使他伫立凝思。曹禺说：“那时和我一起读书的小朋友，他叫王傻子，很可爱的。他父亲是个买办，不收他的学费，他有时拿两袋棒子渣来，作为给老师的礼物。我俩经常到铁路旁边去玩，还一起坐车到光明电影院去看无声电影。那时，就有连续片，至今我还记得一部叫做《玛瑞匹克夫》的片子，这个片名不一定准确，那也是很吸引人的。”①德尊经常把添甲喊来，让他背诵诗文，背下来他就很高兴，奖励一番。添甲是经常受到父亲的好评的。有一天，德尊一进家门，添甲就迎上去，高兴地喊着“阿爹，阿爹！”他原以为平时喜欢他的阿爹也会报以笑脸，谁知今天却是满脸怒气，大概是在外边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了。德尊把添甲叫到跟前，又让他背书，添甲看着阿爹的脸，吓得都忘光了，怎么也背不上来。不容添甲思索，啪的一声，就挨了德尊一巴掌，这是曹禺记得的唯一一次挨父亲的巴掌，可能是打得太没有道理了，曹禺记忆很深。他说：“父亲这个人真是让我非常不理解他，他这一巴掌，常使我联想起《朝花夕拾》中，鲁迅写的《父亲的病》中那种扼杀儿童心灵的情景。”②其间，大方先生也曾应德尊邀请为添甲教学。这位颇有才气的名士派，看添甲天资聪慧，格外欣赏，竟把他自己写的《项羽论》拿来教添甲。他念起自己的文章铿铿锵锵，讲起来津津有味。他在德尊面前把添甲夸奖一番，信口便念出一首赠诗来：
年少才气不可当，双目炯炯使人狂。
相逢每欲加诸膝，默祝他年姓字香。
在这样的家塾教育中，添甲陆续地读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左传》、《史记》，甚至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和难懂的《易经》等。背诵这些书，当然是一件痛苦的事，真好像受刑罚一样。但是，这样的生记硬背也并非全然徒劳无益，那些传统文化思想就在背诵中慢慢渗进他的心灵。曹禺说：“甚至几千年前的书，像《左传》、《春秋》和孔夫子的书，还有《古文观止》上的一些文章，也给我打开了一个宽广的世界，使我眼界开阔起来。《左传》、《史记》里的人物故事，读起来是很有兴趣的。”①像鸿门宴、窃符救赵这些故事，曲折动人，人物也写得有声有色，至今曹禺还牢记在心，赞不绝口。还有孔孟的书，他也从中获益匪浅。他曾这样说：“小时候读《论语》、《孟子》，其中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的话，我记得很牢，影响也不小。此外，‘贫贱不能移’，讲穷人要有志气，这种思想在旧小说里或者其它书里也有。孔夫子有个徒弟叫颜回，我小时候印象也很深，孔夫子对颜回喜欢得不得了：‘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虽然贫穷但不改其志，不改其乐。还有士可杀不可辱啦，士，就是穷的读书人，杀脑袋可以，受侮辱却不可容忍。这套东西，小时候，就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就知道有钱人不是好东西。”①
但是，对曹禺影响更为深远的却是那些“闲书”。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父亲，还有他的继母。父亲和继母都不算是十分顽固保守的。添甲能自己看书了，他们就让他到书房里去挑自己爱看的书来读。最有意思的，是父亲和继母抽足了鸦片烟，过够了烟瘾，这时，闲情逸致便油然而生，变得兴致勃勃了。于是，便把添甲喊到床前，听他们背诵古诗词，让添甲也跟着背。继母爱看《红搂梦》，她把黛玉的《葬花词》背得滚瓜烂熟，也颇能体会其中韵味，便操着湖北口音朗诵起来：“……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念到此处，继母的声音都似乎带上哭泣的调子。添甲自然听不懂词意，但从继母的朗诵语调中，却感受到其中悲凉伤感的味道。随着父母的领读，他也学会背诵了，那《葬花词》的悲凉也渗入他的情感之中。从小，就受着这样的熏陶，使他对古典诗词有颇深的领悟。
添甲的性格是内向的，加上他的聪明，一旦钻进书本的境界，他就展开想象的翅膀而自由翱翔了。在书中所描绘的情景中遨游，在书本描绘之外的想象中驰骋。读书，也是他躲避外间干扰的妙策，这样，他就可以把自己封闭起来，暂时割断同沉闷家庭的联系，忘却孤独，忘却寂寞。读书成为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读书给他带来无限的乐趣。凡是曹禺的同学，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的同学，都知道他是个“书呆子”。当他还没有进入中学时，他就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镜花缘》、《西游记》，连《红楼梦》都读过了。读这些小说，为他打开了一个生动而广阔的天地，使他知道在他家小楼外边还有这么多令人悲伤和欢乐的故事，懂得人间还有那么多不平的事。看《水浒传》，他喜欢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和行者武松。他们疾恶如仇，打抱不平，个个都是硬朗朗的铁汉子。他说：“小时候读《红楼梦》给我的影响，并不是叫人羡慕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对贾琏之类就很憎恶，越有钱有势越不叫你羡慕，反而觉得倪二讲义气，还有焦大，他骂得痛快极了。非常同情晴雯之死，还为那些丫头的不幸暗暗流过眼泪。”①还是童年时代，他就读了这么多小说，可以说从小就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也特别喜欢读开明书店出版的《少年》杂志。八九岁的时候，便成为它的忠实读者。《少年》的内容丰富多彩，童话故事、科学小品、散文等都有，这些新的少年读物，更能激起他的想象和兴趣。添甲的气质有点罗曼蒂克，他耽于幻想，经常在读书中陷入冥想。他耳朵不聋，有时家里人喊他，对他说话，他都没有听进去，他正在想着自己心里的事。他很喜欢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一个人坐在那里，或者找个什么地方便遐想起来。他读《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在荒岛上挣扎生存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他便浮想联翩，幻想到海上去冒险，在那无边无际的大海里飘泊，在惊涛骇浪里搏击，在万顷碧波上航行。他还想当一个发明家，发明一艘飞快的船，装上机器，冲开海浪、风驰电掣。为此，他苦思苦想，设计出一艘快艇，画好了一张蓝图、把它藏在继母送给他的瓷娃娃的肚子里。读书给他以知识，更激扬他的想象力，幻化出许多美的形象，憧憬着一个美的世界。
外国的小说，他也读过一些，主要是读林纾翻译的说部丛书，像《巴黎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等。但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都德的《最后一课》。这篇小说虽然很短，但在阿尔萨斯一所小学的最后一堂法文课里，却凝结着法国人民沦为异族奴隶的痛苦，那向祖国人民告别的仪式，使添甲份外感动，他忘不了哈迈尔先生的惨白脸色，也忘不了小弗朗茨的形象。
继母是个戏迷，没有她不爱看的戏，什么京戏，评戏，河北梆子，山西梆子，京韵大鼓，文明戏……她都爱看。
添甲才３岁，她就抱着他到戏院里，坐在姆妈的怀里看戏。稍大些，就跟着继母站在凳子上看。一阵锣鼓声后，在悠扬的胡琴旋律中，大花脸出来了，俊美的青衣出来了。紧张的对打，令人目眩神摇，看得他目瞪口呆。再长大些，他也可以坐着看戏了。好热闹的戏园子，熙熙攘攘，卖糖的，卖豆的，倒茶的，甩手巾把的。这一切都不能干扰他，他真的入了戏了。不但看，而且看完戏回来，就和小伙伴王傻子在一起扮演起来。添甲的模仿力很强，学着戏里的动作和人物的唱腔，甚至有时就自己编个故事来演。他在继母的熏陶下也成了个小戏迷。
那时，天津荟萃了不少著名演员。谭鑫培、刘鸿声、龚云甫、陈德霖、杨小楼的戏，他都看过。谭鑫培已近７０高龄，还登台演出。继母常说，“小叫天”的嗓音是“云遮月”，悠扬婉转。谭鑫培的武生形象形神毕肖，他唱起来，颇带一种感伤味道，抒情性很浓，演孔明有儒家气派，演黄忠有老将风度。在曹禺的朦胧记忆中，还留下谭鑫培在《李陵碑》中所扮演的杨继业悲愤苍凉的声音。添甲７岁那年，谭鑫培因病去世，一时成为继母谈话的内容，谁不惋惜这样一个名角的死去呢？后来，曹禺才知道，谭鑫培是被广西军阀害死的。１９１７年，广西军阀陆荣廷到京，北洋军阀为了招待陆荣廷，硬是逼着年事已高的谭鑫培参加堂会演出。演出《洪洋洞》后便心情抑郁，终于含愤而亡。刘鸿声的演出也给曹禺留下美好的印象，刘鸿声在《四郎探母》中扮演杨延辉，在《辕门斩子》中扮杨延昭，唱工单绝。曹禺说，他不善做工，但是他却能把人物性格，特别是内心感情唱出来。龚云甫专攻老旦，是李多奎的师傅。他演《钓金龟》，一声“叫张义我的儿”，就能换来满堂彩。曹禺说，龚云甫的嗓音可谓绝妙，清脆苍劲，唱腔刚柔相济，缠绵蕴藉，艺术分寸感也很强。添甲格外喜欢余淑岩，他后来上中学时演出《南天门》，就有余派的味道。在这种艺术薰陶之中，民族艺术的审美特性，不知不觉地渗入他那童稚的心灵之中，使他悟出：“戏原来是这样一个美妙迷人的东西！”他迷上了家里的《戏考》，里面的折子戏，他反复看，唱词也拿来背，整段整段的唱词都能背出来，也能唱出来。他把一本一本的《戏考》都翻烂了。后来，曹禺回忆起童年看戏的情景，不胜感慨地说：我从小时候就看旧戏，那是入了迷的。到了大学时代，我和靳以经常到广和楼看戏。杨小楼、余叔岩都是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谭鑫培的戏还是小时候母亲抱着看的。杨小楼的戏看得最多，他演黄天霸演得好。黄天霸武艺高强，非常狡猾又非常凶狠。同时，他又是忠于朝廷的。杨小楼把黄天霸的一副奴才相演得活灵活现。还有一个刘鸿声，他演的《失空斩》等，把诸葛亮是演活了的。从这些旧戏里能学到写性格的本领，每个人物的性格都是异常鲜明的。有聪明的，笨的；有滑头的，阴险的；有凶狠的，软弱的。《三国演义》从小就读过了，三国戏很多，几乎曹操的戏我都看过，是各种各样的曹操，曹操也是在舞台演活了。三国戏里的人物性格，也都刻画得十分出色，什么诸葛亮智慧喽，周瑜气量狭小喽，曹操欺诈喽。旧戏刻画人物，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各种人物相率而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色，而且戏的故事也相当曲折动人。我很喜欢听故事，听唱。中国这些旧戏旧小说是写得很活的，《聊斋志异》是很难读的，但看起来很有兴趣，慢慢地读进去就读出味道来了。《聊斋》中人物很多，性格多种多样，故事曲折，引人入胜。还有昆曲，韩世昌的《林冲夜奔》演得真好。四十分钟，一个人在台上，唱做都很出色。一个人的艺术修养是很广阔的，除了读书，对各种艺术的欣赏，是相当重要的，我也很喜欢听说书。有一个刘宝全，唱京韵大鼓，我听起来也是入迷的。这些兴趣，小时候就有了。这和我的母亲有关系。①在曹禺的童年生活中，看文明戏，大概是他最富有历史意味的事了。
当小添甲出生的时候，如果以春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作为中国话剧史的开端，中国话剧才只有４年的历史。那时，把它叫做文明戏。可以说，曹禺差不多是同中国话剧史同龄的。添甲正在襁褓之中，天津曾发生一件震惊文明戏界的事件：著名的文明戏演员王钟声被杀害了。王钟声，字熙普，浙江省绍兴人，他是新剧的倡导者，先办通鉴学校，继而创办春阳社。他不但是个演员，而且是个革命志士。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抛弃了粉墨生涯，投笔从戎，上海攻打高昌庙制造局的一夜，他也加入冲锋的行列。就在这一夜的１２点，他到丹桂戏院后台，借了一身军装，一把指挥刀，出发到南市去作战。他演的戏，有《爱海波》、《秋瑾》、《波兰亡国惨》等，都是悲天悯人、洋溢爱国激情的新剧本。上海光复后，他得到陈英士的一笔钱，委托他去光复天津。他和几个同伴一起北上，到天津后，便找到他的连襟著名演员汪笑侬。他拿出身边的手枪、子弹给汪笑侬看，并说：“此番我到天津来，目的是要起义。”他哪里知道，此刻汪笑侬家正躺着一个大烟鬼，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他这样的粗心，当夜就被捕了，为天津市警察局长杨以德所杀害，尸首投在一口井中。王钟声死难的故事，曹禺小时候就已有所闻了；不过，他那时还不会想到，他会登上新剧的舞台。
添甲对文明戏也很感兴趣。他看过连台本的文明戏，演的都是皇帝的事情，还有加官晋爵的故事，而更多的是哀艳的爱情戏。而这时的文明戏已经处于它的衰落期了，演的是《西太后》、《火浣衫》、《狸猫换太子》、《武松与潘金莲》、《唐伯虎点秋香》等，其中充满封建迷信、恐怖、低级趣味。当时实行幕表制，根本没有脚本，在后台墙上贴出幕表，规定好，这出戏共多少场，有多少人物，每一场都演些什么内容，都有哪些人物上场。头天晚上，演员们商量好了，第二天就登台表演。参加演出的都是男演员。曹禺回忆当时看文明戏的情形，曾这样说：文明戏中有一种“言论正生”，专门在台上发表激昂慷慨、愤世嫉俗的言论，都是即兴的言论，一套一套的。往往他演说完了，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小生，是专门讲爱情的角色。一般言情、哀艳的戏都是旧套子。例如，一个女孩子爱上了一位书生，但是，这个女孩子却被父亲卖了，或者被迫嫁给一个富人。过了若干年，她又和这位书生见面了，于是就演出一段非常香艳哀痛的戏。他们见面被女孩子的父母发现了，大骂他们。这时，书生的朋友就出场了。这位朋友就是由言论正生扮演的。于是他就劝书生，借机发表一通言论，说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是如何如何啦，国家是怎样的风雨飘摇喽，政府是如何坏啦，官吏又是如何腐败喽。你作为一个血性男儿，应该有志气，要抛头颅洒热血喽！这一番正面的演说结束后，观众就拼命鼓掌。这位书生终于醒悟了，和女的道别；女的舍不得他走，又是一番哀艳的表演，讲上半个小时的爱情。什么我是如何苦喽，我在婆家被人看不起啦等等，有腔有调地流着眼泪，说出一套套悲恸欲绝的感伤活。给我印象深的是中国观众十分善感，像言论正生演说过后观众那样热烈的欢迎，那种热烈鼓掌的情景；男女洒泪告别时，台下也有妇女一片呜咽，擦湿了手帕。可以说，观众和舞台演出打成一片，真叫交流了！那些有本事的文明戏演员们，的确是有一套使当时的观众神魂颠倒的本领。①这样善感的观众，这样富于鼓动的演员，这样的演出效果，不免对添甲产生一种诱惑力。当然，诸如京剧之类，演员和观众之间也有着交流，但是，文明戏的演员，并不靠着优美的唱腔，也没有特有的舞蹈动作，只凭着他们的台词，就使观众神魂颠倒，这确是文明戏特有的功能，也是文明戏演员特有的本领。添甲亲自看过秦哈哈的演出，这个文明戏演员，长得一副令人发笑的怪模样，演起戏来，声音洪亮，格外动人，他的绝妙的演技和才能给添甲留下深刻的印象。
童年时代的看戏生活，在添甲的年幼的心灵中就播下了戏剧的种子！他多么想当一个演员啊！
万家的新公馆坐落在今天的河东区，这是一个僻静的所在。一幢具有意大利建筑风格的两层小洋楼，从远处看去显得严整而精致。临近都是各有特色的楼房，这里是高等华人和洋人的街区。老龙头车站就在附近，不时传来火车“突吐突吐”的声音，和着汽笛的长鸣。每当夜阑人静，或当着风顺的时候，还可听到海河那面法国教堂的钟声。
德尊每月都有２００两银子的薪俸。他从小过惯了穷日子，不是那种肆意挥霍的人，把月薪都储蓄起来。他每月另有２０两银子的车马费，只此一项就足够全家开销了。后来，继母常对家宝说：“添甲，你出去做事情，就放心地去做，该做就去做，什么都不要怕。你父亲没有干过缺德的事。家里的钱都是他的薪水积蓄下来的。他没有杀过人，害过人，你放心吧！你胆小，要胆大一点，心肠要放宽一点。”①这些话给曹禺印象很深。
虽然不能说万公馆每日高朋满座，但也是宾客盈门。德尊的同僚部下不时来访，好不热闹！大概这是万家最鼎盛的岁月了。
小添甲越长越聪明，胖乎乎的小脸，特别是一对明亮的大眼睛，格外精神，讨人喜爱。两周岁的时候，继母特地为他买了瓷马观音，作为护神和玩物，成为添甲最心爱的东西。继母细心守护着这根苗，暗暗地祝福他长命百岁、前程远大。似乎，她把自己的命运也系在可爱的儿子身上。
父亲更是把添甲视为掌上明珠，一到添甲要睡觉的时候，他就亲着他，背着他，在房间来回踱着，嘴里还哼着催眠的小调，直到添甲睡着了，才放下心来。另外，就是带着添甲去澡堂洗澡，这对德尊来说也是一件极为惬意的事。添甲袒露着身体，白胖胖的，他为儿子抹上肥皂，轻轻地搓洗着，看着他在池中嬉水。此刻，德尊心中美滋滋的，这大概就是那种天伦之乐吧！直到曹禺上中学了，他还是坚守着这个习惯，带着儿子去洗澡。曹禺说：“父亲从小就带着我去澡堂洗澡，总是找最讲究的澡堂，那怕家里很拮据的时候，也要去最好的澡堂。我记得，我都１６岁了，还带我去澡堂。洗过澡，我就躺在那里睡着了。他为我穿好衣服，还背着我回家，我有时恨他、怕他，但又忘不了他。他很喜欢我，他和《雷雨》中的周朴园有些相似，外厉内荏。”②
添甲四五岁的时候，大姐万家瑛、大哥万家修从湖北省潜江县老家来了。家里顿时热闹起来。家瑛较继母小七八岁，家修比继母小一轮。虽说这样，而继母却很知礼，殷勤地接待她们。大姐格外喜欢这个同父异母的小弟弟，常抱他、亲他，形影不离。继母也很疼爱家瑛，知道她爱吃水果，就经常买下水果给她吃，生怕委屈了她。而家瑛却把最好的水果和糖留起来给小弟弟吃。家瑛还是添甲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她第一个教他识字的。她为小弟准备下字块，“添甲，姐姐教你识字好吗？”添甲对姐姐是百依百顺，姐姐让他做什么，他都心甘情愿的。教他识字，他高兴极了。第一次教的是人、手、足、刀、尺……他很快就记住了。姐姐教得认真，添甲记得也快，姐姐乐坏了，更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弟弟。多少年过去了，曹禺都不能忘怀姐姐的爱，这给他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德尊对添甲的教育是下了本钱的。那时，已经有了洋学堂，也有私塾，可是，德尊不放心让添甲到学校里去上学，也不愿意他进私塾。他特地把自己的外甥刘其珂请来作家庭教师。刘其珂的学问并不见得多么渊博，但旧学的根基尚好，加之又是近亲，德尊就觉得让他教更靠实，不会耽误儿子的学业。
刘其珂的教学也没有什么新办法，依然是从《三字经》、《百家姓》教起，让学生死记硬背。添甲一念起这些枯燥无味的书，就像鸟儿进了笼子，闷极了。虽说还有一两个邻居的小朋友一起就伴，但天天念那些“诗曰子云”的书是很乏味的。一放学，他就和小朋友跑出去玩耍。添甲最高兴去的地方是老龙头车站，眼看着喷吐着浓烟的火车从面前风驰电掣般飞驶过去，一直看到火车消失在远方。这时，他就凝神伫望着那闪光的双轨，向远方延伸着，似乎伸到天边外。他朦朦胧胧地感到那远方有一种神秘的诱惑，陷入一种莫名的憧憬之中。直到小朋友喊他，他才从这境界里醒过来。他在课间休息时，跑到二楼的小平台上，去听海河那面教堂传来的钟声，悠扬沉实的钟声也常常使他伫立凝思。曹禺说：“那时和我一起读书的小朋友，他叫王傻子，很可爱的。他父亲是个买办，不收他的学费，他有时拿两袋棒子渣来，作为给老师的礼物。我俩经常到铁路旁边去玩，还一起坐车到光明电影院去看无声电影。那时，就有连续片，至今我还记得一部叫做《玛瑞匹克夫》的片子，这个片名不一定准确，那也是很吸引人的。”①德尊经常把添甲喊来，让他背诵诗文，背下来他就很高兴，奖励一番。添甲是经常受到父亲的好评的。有一天，德尊一进家门，添甲就迎上去，高兴地喊着“阿爹，阿爹！”他原以为平时喜欢他的阿爹也会报以笑脸，谁知今天却是满脸怒气，大概是在外边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了。德尊把添甲叫到跟前，又让他背书，添甲看着阿爹的脸，吓得都忘光了，怎么也背不上来。不容添甲思索，啪的一声，就挨了德尊一巴掌，这是曹禺记得的唯一一次挨父亲的巴掌，可能是打得太没有道理了，曹禺记忆很深。他说：“父亲这个人真是让我非常不理解他，他这一巴掌，常使我联想起《朝花夕拾》中，鲁迅写的《父亲的病》中那种扼杀儿童心灵的情景。”②其间，大方先生也曾应德尊邀请为添甲教学。这位颇有才气的名士派，看添甲天资聪慧，格外欣赏，竟把他自己写的《项羽论》拿来教添甲。他念起自己的文章铿铿锵锵，讲起来津津有味。他在德尊面前把添甲夸奖一番，信口便念出一首赠诗来：
年少才气不可当，双目炯炯使人狂。
相逢每欲加诸膝，默祝他年姓字香。
在这样的家塾教育中，添甲陆续地读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左传》、《史记》，甚至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和难懂的《易经》等。背诵这些书，当然是一件痛苦的事，真好像受刑罚一样。但是，这样的生记硬背也并非全然徒劳无益，那些传统文化思想就在背诵中慢慢渗进他的心灵。曹禺说：“甚至几千年前的书，像《左传》、《春秋》和孔夫子的书，还有《古文观止》上的一些文章，也给我打开了一个宽广的世界，使我眼界开阔起来。《左传》、《史记》里的人物故事，读起来是很有兴趣的。”①像鸿门宴、窃符救赵这些故事，曲折动人，人物也写得有声有色，至今曹禺还牢记在心，赞不绝口。还有孔孟的书，他也从中获益匪浅。他曾这样说：“小时候读《论语》、《孟子》，其中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的话，我记得很牢，影响也不小。此外，‘贫贱不能移’，讲穷人要有志气，这种思想在旧小说里或者其它书里也有。孔夫子有个徒弟叫颜回，我小时候印象也很深，孔夫子对颜回喜欢得不得了：‘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虽然贫穷但不改其志，不改其乐。还有士可杀不可辱啦，士，就是穷的读书人，杀脑袋可以，受侮辱却不可容忍。这套东西，小时候，就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就知道有钱人不是好东西。”①
但是，对曹禺影响更为深远的却是那些“闲书”。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父亲，还有他的继母。父亲和继母都不算是十分顽固保守的。添甲能自己看书了，他们就让他到书房里去挑自己爱看的书来读。最有意思的，是父亲和继母抽足了鸦片烟，过够了烟瘾，这时，闲情逸致便油然而生，变得兴致勃勃了。于是，便把添甲喊到床前，听他们背诵古诗词，让添甲也跟着背。继母爱看《红搂梦》，她把黛玉的《葬花词》背得滚瓜烂熟，也颇能体会其中韵味，便操着湖北口音朗诵起来：“……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念到此处，继母的声音都似乎带上哭泣的调子。添甲自然听不懂词意，但从继母的朗诵语调中，却感受到其中悲凉伤感的味道。随着父母的领读，他也学会背诵了，那《葬花词》的悲凉也渗入他的情感之中。从小，就受着这样的熏陶，使他对古典诗词有颇深的领悟。
添甲的性格是内向的，加上他的聪明，一旦钻进书本的境界，他就展开想象的翅膀而自由翱翔了。在书中所描绘的情景中遨游，在书本描绘之外的想象中驰骋。读书，也是他躲避外间干扰的妙策，这样，他就可以把自己封闭起来，暂时割断同沉闷家庭的联系，忘却孤独，忘却寂寞。读书成为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读书给他带来无限的乐趣。凡是曹禺的同学，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的同学，都知道他是个“书呆子”。当他还没有进入中学时，他就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镜花缘》、《西游记》，连《红楼梦》都读过了。读这些小说，为他打开了一个生动而广阔的天地，使他知道在他家小楼外边还有这么多令人悲伤和欢乐的故事，懂得人间还有那么多不平的事。看《水浒传》，他喜欢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和行者武松。他们疾恶如仇，打抱不平，个个都是硬朗朗的铁汉子。他说：“小时候读《红楼梦》给我的影响，并不是叫人羡慕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对贾琏之类就很憎恶，越有钱有势越不叫你羡慕，反而觉得倪二讲义气，还有焦大，他骂得痛快极了。非常同情晴雯之死，还为那些丫头的不幸暗暗流过眼泪。”①还是童年时代，他就读了这么多小说，可以说从小就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也特别喜欢读开明书店出版的《少年》杂志。八九岁的时候，便成为它的忠实读者。《少年》的内容丰富多彩，童话故事、科学小品、散文等都有，这些新的少年读物，更能激起他的想象和兴趣。添甲的气质有点罗曼蒂克，他耽于幻想，经常在读书中陷入冥想。他耳朵不聋，有时家里人喊他，对他说话，他都没有听进去，他正在想着自己心里的事。他很喜欢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一个人坐在那里，或者找个什么地方便遐想起来。他读《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在荒岛上挣扎生存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他便浮想联翩，幻想到海上去冒险，在那无边无际的大海里飘泊，在惊涛骇浪里搏击，在万顷碧波上航行。他还想当一个发明家，发明一艘飞快的船，装上机器，冲开海浪、风驰电掣。为此，他苦思苦想，设计出一艘快艇，画好了一张蓝图、把它藏在继母送给他的瓷娃娃的肚子里。读书给他以知识，更激扬他的想象力，幻化出许多美的形象，憧憬着一个美的世界。
外国的小说，他也读过一些，主要是读林纾翻译的说部丛书，像《巴黎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等。但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都德的《最后一课》。这篇小说虽然很短，但在阿尔萨斯一所小学的最后一堂法文课里，却凝结着法国人民沦为异族奴隶的痛苦，那向祖国人民告别的仪式，使添甲份外感动，他忘不了哈迈尔先生的惨白脸色，也忘不了小弗朗茨的形象。
继母是个戏迷，没有她不爱看的戏，什么京戏，评戏，河北梆子，山西梆子，京韵大鼓，文明戏……她都爱看。
添甲才３岁，她就抱着他到戏院里，坐在姆妈的怀里看戏。稍大些，就跟着继母站在凳子上看。一阵锣鼓声后，在悠扬的胡琴旋律中，大花脸出来了，俊美的青衣出来了。紧张的对打，令人目眩神摇，看得他目瞪口呆。再长大些，他也可以坐着看戏了。好热闹的戏园子，熙熙攘攘，卖糖的，卖豆的，倒茶的，甩手巾把的。这一切都不能干扰他，他真的入了戏了。不但看，而且看完戏回来，就和小伙伴王傻子在一起扮演起来。添甲的模仿力很强，学着戏里的动作和人物的唱腔，甚至有时就自己编个故事来演。他在继母的熏陶下也成了个小戏迷。
那时，天津荟萃了不少著名演员。谭鑫培、刘鸿声、龚云甫、陈德霖、杨小楼的戏，他都看过。谭鑫培已近７０高龄，还登台演出。继母常说，“小叫天”的嗓音是“云遮月”，悠扬婉转。谭鑫培的武生形象形神毕肖，他唱起来，颇带一种感伤味道，抒情性很浓，演孔明有儒家气派，演黄忠有老将风度。在曹禺的朦胧记忆中，还留下谭鑫培在《李陵碑》中所扮演的杨继业悲愤苍凉的声音。添甲７岁那年，谭鑫培因病去世，一时成为继母谈话的内容，谁不惋惜这样一个名角的死去呢？后来，曹禺才知道，谭鑫培是被广西军阀害死的。１９１７年，广西军阀陆荣廷到京，北洋军阀为了招待陆荣廷，硬是逼着年事已高的谭鑫培参加堂会演出。演出《洪洋洞》后便心情抑郁，终于含愤而亡。刘鸿声的演出也给曹禺留下美好的印象，刘鸿声在《四郎探母》中扮演杨延辉，在《辕门斩子》中扮杨延昭，唱工单绝。曹禺说，他不善做工，但是他却能把人物性格，特别是内心感情唱出来。龚云甫专攻老旦，是李多奎的师傅。他演《钓金龟》，一声“叫张义我的儿”，就能换来满堂彩。曹禺说，龚云甫的嗓音可谓绝妙，清脆苍劲，唱腔刚柔相济，缠绵蕴藉，艺术分寸感也很强。添甲格外喜欢余淑岩，他后来上中学时演出《南天门》，就有余派的味道。在这种艺术薰陶之中，民族艺术的审美特性，不知不觉地渗入他那童稚的心灵之中，使他悟出：“戏原来是这样一个美妙迷人的东西！”他迷上了家里的《戏考》，里面的折子戏，他反复看，唱词也拿来背，整段整段的唱词都能背出来，也能唱出来。他把一本一本的《戏考》都翻烂了。后来，曹禺回忆起童年看戏的情景，不胜感慨地说：我从小时候就看旧戏，那是入了迷的。到了大学时代，我和靳以经常到广和楼看戏。杨小楼、余叔岩都是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谭鑫培的戏还是小时候母亲抱着看的。杨小楼的戏看得最多，他演黄天霸演得好。黄天霸武艺高强，非常狡猾又非常凶狠。同时，他又是忠于朝廷的。杨小楼把黄天霸的一副奴才相演得活灵活现。还有一个刘鸿声，他演的《失空斩》等，把诸葛亮是演活了的。从这些旧戏里能学到写性格的本领，每个人物的性格都是异常鲜明的。有聪明的，笨的；有滑头的，阴险的；有凶狠的，软弱的。《三国演义》从小就读过了，三国戏很多，几乎曹操的戏我都看过，是各种各样的曹操，曹操也是在舞台演活了。三国戏里的人物性格，也都刻画得十分出色，什么诸葛亮智慧喽，周瑜气量狭小喽，曹操欺诈喽。旧戏刻画人物，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各种人物相率而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色，而且戏的故事也相当曲折动人。我很喜欢听故事，听唱。中国这些旧戏旧小说是写得很活的，《聊斋志异》是很难读的，但看起来很有兴趣，慢慢地读进去就读出味道来了。《聊斋》中人物很多，性格多种多样，故事曲折，引人入胜。还有昆曲，韩世昌的《林冲夜奔》演得真好。四十分钟，一个人在台上，唱做都很出色。一个人的艺术修养是很广阔的，除了读书，对各种艺术的欣赏，是相当重要的，我也很喜欢听说书。有一个刘宝全，唱京韵大鼓，我听起来也是入迷的。这些兴趣，小时候就有了。这和我的母亲有关系。①在曹禺的童年生活中，看文明戏，大概是他最富有历史意味的事了。
当小添甲出生的时候，如果以春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作为中国话剧史的开端，中国话剧才只有４年的历史。那时，把它叫做文明戏。可以说，曹禺差不多是同中国话剧史同龄的。添甲正在襁褓之中，天津曾发生一件震惊文明戏界的事件：著名的文明戏演员王钟声被杀害了。王钟声，字熙普，浙江省绍兴人，他是新剧的倡导者，先办通鉴学校，继而创办春阳社。他不但是个演员，而且是个革命志士。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抛弃了粉墨生涯，投笔从戎，上海攻打高昌庙制造局的一夜，他也加入冲锋的行列。就在这一夜的１２点，他到丹桂戏院后台，借了一身军装，一把指挥刀，出发到南市去作战。他演的戏，有《爱海波》、《秋瑾》、《波兰亡国惨》等，都是悲天悯人、洋溢爱国激情的新剧本。上海光复后，他得到陈英士的一笔钱，委托他去光复天津。他和几个同伴一起北上，到天津后，便找到他的连襟著名演员汪笑侬。他拿出身边的手枪、子弹给汪笑侬看，并说：“此番我到天津来，目的是要起义。”他哪里知道，此刻汪笑侬家正躺着一个大烟鬼，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他这样的粗心，当夜就被捕了，为天津市警察局长杨以德所杀害，尸首投在一口井中。王钟声死难的故事，曹禺小时候就已有所闻了；不过，他那时还不会想到，他会登上新剧的舞台。
添甲对文明戏也很感兴趣。他看过连台本的文明戏，演的都是皇帝的事情，还有加官晋爵的故事，而更多的是哀艳的爱情戏。而这时的文明戏已经处于它的衰落期了，演的是《西太后》、《火浣衫》、《狸猫换太子》、《武松与潘金莲》、《唐伯虎点秋香》等，其中充满封建迷信、恐怖、低级趣味。当时实行幕表制，根本没有脚本，在后台墙上贴出幕表，规定好，这出戏共多少场，有多少人物，每一场都演些什么内容，都有哪些人物上场。头天晚上，演员们商量好了，第二天就登台表演。参加演出的都是男演员。曹禺回忆当时看文明戏的情形，曾这样说：文明戏中有一种“言论正生”，专门在台上发表激昂慷慨、愤世嫉俗的言论，都是即兴的言论，一套一套的。往往他演说完了，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小生，是专门讲爱情的角色。一般言情、哀艳的戏都是旧套子。例如，一个女孩子爱上了一位书生，但是，这个女孩子却被父亲卖了，或者被迫嫁给一个富人。过了若干年，她又和这位书生见面了，于是就演出一段非常香艳哀痛的戏。他们见面被女孩子的父母发现了，大骂他们。这时，书生的朋友就出场了。这位朋友就是由言论正生扮演的。于是他就劝书生，借机发表一通言论，说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是如何如何啦，国家是怎样的风雨飘摇喽，政府是如何坏啦，官吏又是如何腐败喽。你作为一个血性男儿，应该有志气，要抛头颅洒热血喽！这一番正面的演说结束后，观众就拼命鼓掌。这位书生终于醒悟了，和女的道别；女的舍不得他走，又是一番哀艳的表演，讲上半个小时的爱情。什么我是如何苦喽，我在婆家被人看不起啦等等，有腔有调地流着眼泪，说出一套套悲恸欲绝的感伤活。给我印象深的是中国观众十分善感，像言论正生演说过后观众那样热烈的欢迎，那种热烈鼓掌的情景；男女洒泪告别时，台下也有妇女一片呜咽，擦湿了手帕。可以说，观众和舞台演出打成一片，真叫交流了！那些有本事的文明戏演员们，的确是有一套使当时的观众神魂颠倒的本领。①这样善感的观众，这样富于鼓动的演员，这样的演出效果，不免对添甲产生一种诱惑力。当然，诸如京剧之类，演员和观众之间也有着交流，但是，文明戏的演员，并不靠着优美的唱腔，也没有特有的舞蹈动作，只凭着他们的台词，就使观众神魂颠倒，这确是文明戏特有的功能，也是文明戏演员特有的本领。添甲亲自看过秦哈哈的演出，这个文明戏演员，长得一副令人发笑的怪模样，演起戏来，声音洪亮，格外动人，他的绝妙的演技和才能给添甲留下深刻的印象。
童年时代的看戏生活，在添甲的年幼的心灵中就播下了戏剧的种子！他多么想当一个演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