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个桔核 The Five Orange Pips
当我粗略地看了一遍我积存的一八八二年至一○年间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笔记和记录时，我发觉摆在我眼前离奇有趣的材料浩如烟海，实在太多了，竟不知如何取舍是好。有些案件通过报纸已经广为流传，但是也有些案件缺乏可供我的朋友尽情发挥其出类拔萃的才能的余地，而我的朋友的这种卓越才能正是那些报纸亟想报道的主要题材。还有些案件使得他的擅长于分析的本领无法施展，正象有些故事一样，成为有头无尾的了。又有一些案件，他仅搞清楚了一部分，对其情节的剖析只是出于推测或臆断，而不是以我的朋友所珍视的、准确无误的逻辑论证为依据。在上述最后一类案件中，有一个案件情节异常、结局离破，使我不禁要有所叙述，尽管与这桩案子有关的一些是从未弄明白过，而且也许是永远弄不明白的。
一八八七年我们经手过一系列颇为有趣和趣味不大的案件，有关这些案件的记录，我都保留着。在这一年的十二个月的记录的标题中，有关于如下各案的记载："帕拉多尔大厦案"；“业余乞丐团案"，这个业余乞丐团在一个家具店库房的地下室拥有一个穷奢极侈的俱乐部；“美国帆船'索菲·安德森'号失事案"；“格赖斯·彼得森在乌法岛上的破案"；还有"坎伯韦尔放毒案"。记得在最后一案里，当歇洛克·福尔摩斯给死者的表上发条时，发现该表在两小时前曾被上紧了发条，从而证明在那段时间里死者业已上床就寝。这一推论对于廓清案情至关重要。所有这些案件，我有朝一日也许会略述其梗概，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案件比我现在就要执笔描述的有着一连串扑朔迷离的情节的案件更加怪诞不经。
那时正值九月下旬，秋分时节的暴风雨猛烈异常。一整天狂风怒号，苦雨击窗，甚至在这伟大的人类用双手建造起来的伦敦城内，我们在这时刻，也失去了从事日常工作的心情，而不得不承认伟大的自然界威力的存在。它犹如铁笼里未经驯服的猛兽，透过人类文明的栅栏向人类怒吼。随着夜幕的降临，暴风骤雨也更为猛烈。风时而大声呼啸，时而低沉饮泣，颇似从壁炉烟囱里发出来的婴儿哭泣声。福尔摩斯坐在壁炉的一端，心情忧郁，正在编制罪案记录互见索引；而我则坐在另一端，埋头于阅读一本克拉克·拉塞尔著的精采的有关海洋的小说。这时屋外狂风咆哮，瓢泼大雨渐渐变成海浪似的冲击，仿佛和小说的主题互相呼应，混成一体了。我的妻子那时正回娘家省亲，所以几天来我又成为我那贝克街故居的旧客了。
“嘿，"我说，抬头望了望我的同伴，“确实是门铃响。今夜谁还能来？也许是你的哪位朋友吧？”
“除了你，我哪里还有什么朋友？"他回答道。“我并不鼓励人们来访。”
“那末，是位委托人吧？”
“如果是委托人，案情一定很严重。如果不严重，此时此刻谁还肯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人更可能是咱们房东太太的亲密朋友。”
福尔摩斯猜错了，因为过道上响起了脚步声，接着有人在敲门。他伸出长臂把照亮他自己的那盏灯转向那张客人一定会在那里就座的空椅子一边，然后说：“进来吧。”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人，外貌大约二十二岁左右，穿着考究，服饰整洁，举止大方，彬彬有礼。他手中的雨伞水泄如注，身上的长雨衣闪烁发亮，这些都说明他一路上所经历的风吹雨打。他在灯光下焦急地向四周打量了一下。这时我看出他的脸色苍白，双目低垂。一个被某种巨大的忧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的神情往往如此。
“我应当向您道歉，"他边说边将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戴上。
"我希望我不致打扰您！我担心我已经把从暴风雨里带来的泥水玷污了您的整洁的房间。”
“把您的雨衣和伞都给我，"福尔摩斯说，“把它们挂在钩子上，一会儿就会干的。我看，您是从西南来的吧。”
“是的，从霍尔舍姆来的。”
“从粘在您鞋尖上混合在一起的粘土和白垩上，我就很清楚地看出您是从那里来的。”
“我是专诚来向您请求指教的。”
“这我很容易做到。”
“并且还要请您帮助哩。”
“那可就不总是那么容易了。”
“我已久闻大名，福尔摩斯先生。我听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说过，您是怎样把他从坦克维尔俱乐部丑闻案件中拯救出来的。”
“啊！不错。人家诬告他用假牌行骗。”
“他说您能解决任何问题。”
“他说得太过分了。”
“他还说您是常胜将军。”
“我曾失败过四次——三次败于几个男人，一次败于一个女人。”
“可是，这同您无数次的胜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错，一般地说，我还是成功的。”
“那么，对于我的事，您可能也会成功的。”
“请您把椅子挪近壁炉一些，讲一讲您这件案子的一些细节。”
“这决不是一个寻常的案子。”
“到我这里来谈的案子都是不寻常的。我这里成了最高上诉法院。”
“可是，先生，我想问您，在您的经验中，有没有听说过比我家族中所发生的一连串更为神秘、更难解释的事故？”
“您说的使我极感兴趣，"福尔摩斯说道。"请您首先告诉我们一些主要事实，我随后会把我认为最关紧要的细节提出来问您。”
那年轻人朝前挪动了一下椅子，把两只穿着潮湿鞋子的脚伸向炉火边。
他说：“我名叫约翰·奥彭肖。据我的理解，我自己本身同这一可怕的事件没有多大关系。那是上一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因此，为了使您对这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必须从这一事件的开端谈起。
“您要晓得，我的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的伯父伊莱亚斯和我的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康文特里开设一座小工厂，在发明自行车期间，他扩展了这个工厂，并享有奥彭肖防破车胎的专利权，因而生意十分兴隆，这就使他后来能够将工厂出让，而依靠一笔巨款过着富裕的退休生活。
“我的伯父伊莱亚斯年轻时侨居美国，成了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种植园主。据说他经营得很不错。南北战争期间，他在杰克逊麾下作战，后来隶属胡德部下，升任上校。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后，他解甲归田，重返他的种植园，在那里又住了三、四年。大约在一八六九或一八七○年，他回到欧洲，在苏塞克斯郡霍尔舍姆附近购置了一小块地产。他在美国曾发过大财，他之所以离美返英，是因为他厌恶黑人，也不喜欢共和党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政策。他是个很怪癖的人，凶狠急躁，发怒时言语粗鄙，性情极为孤僻。自从他定居霍尔舍姆以来的这些年月里，他深居简出，我不知道他曾否涉足城镇。他拥有一座花园，房子周围有两三块田地，他可以在那里锻炼身体，可是他却往往几个星期都一直足不出户。他狂饮白兰地酒，而且烟瘾极大，但他不喜欢社交，不要任何朋友，甚至和自己的胞弟也不相往来。
“他并不关心我；实际上，他还是喜欢我的，因为他初见我时，我不过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那是一八七八年，他已回国八、九年了。他央求我父亲让我同他一起住，他以他自己的方式来疼爱我。当他清醒不醉时，喜欢同我一起斗双陆、①玩象棋。他还让我代表他跟佣人和一些生意人打交道。所以到我十六岁时，已俨然成为一个小当家的了。我掌管所有的钥匙，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到我想去的任何地方，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只要不打扰他的隐居生活即可。不过，也有一个破特的例外，那就是，在阁楼那一层有着许多房间，而唯独其中一间堆存破旧杂物的房间，常年加锁，无论是我或其他任何人，他都严禁入内。我曾经怀着一个男孩子的好破心，从钥匙孔向屋内窥视。可是除了预料中在这样一间屋子里会堆存着的一大堆破旧箱笼和大小包袱之外，就别无其他了。
“有一天，那是在一八八三年三月，一封贴有外国邮票的信放在上校的餐盘前面。对他来说，一封来信却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因为他的帐单都用现款支付，他不管什么样的朋友都没有一个。‘从印度来的！'他一边拿起信来，一边诧异地说道，'本地治里的邮戳！这是怎么回事？'在他急忙拆开信封的时候，忽地蹦出五个又干又小的桔核嗒嗒地落在盘子里。我正待张嘴发笑，一看他的脸，我的笑容顿时从我的唇边消失了。只见他咧着嘴唇，双眼突出，面如死灰，直瞪瞪地瞧着颤抖的手中仍旧拿着的那个信封。'K．K．K．！'他尖叫了起来，接着喊道，‘天哪，天哪，罪孽难逃呀！'
“我叫道：‘伯伯，怎么啦？'
①又称十五子游戏，是一种双方各有十五枚棋子，掷骰子决定棋格数的游戏。——译者注
“‘死亡！'他说着，从桌旁站起身来，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剩下我在那里怕得心惊肉跳。我拿起了那信封，发现信封口盖的里层，也就是涂胶水的上端，有三个用红墨水潦草地写的Ｋ字。此外，除了那五个干瘪的桔核，别无他物。是什么原因使他吓得魂飞魄散呢？我离开那早餐的桌子上楼时，正好碰见他走下楼来，一手拿着一只旧得生了锈的钥匙——这一定是楼顶专用的了，另一手里却是一个象钱盒似的小黄铜匣。
“‘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我仍将战胜他们。'他发誓赌咒地说道，“叫玛丽今天给我房间里的壁炉升火，再派人去请霍尔舍姆的福德姆律师来！’
“我照他的吩咐办了。律师来到时，我被召唤到他的房间里。炉火熊熊，在壁炉的炉栅里有一堆黑色蓬松的纸灰烬。那黄铜箱匣放在一旁，敞着盖，里面空空如也。我瞧了那匣子一眼，大吃一惊，因为那匣子盖上印着我上午在信封上所见到的那样的三个Ｋ字。
“‘约翰，我希望你，'我伯父说道，‘作我的遗嘱见证人。我把我的产业，连带它的一切有利和不利之处，留给我的兄弟——也就是你的父亲。无疑以后从你父亲那里又会遗留给你的。如果你能平安无事地享有它们，自然是好；不过，如果你发觉不能，那末，孩子，我劝你把它留给你的死敌。我很遗憾给你留下这样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东西，但是我也真说不上事情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请你按照福德姆律师在遗嘱上指给你的地方签上你的名字吧。’
“我照律师所指之处签了名，律师就将遗嘱带走了。您可以想见，这件破特的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我反复思量，多方揣摩，还是无法明白其中奥秘。可是这件事留下来的模模糊糊的恐怖感觉却始终难于摆脱，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不安之感逐渐缓和，而且也没有发生任何干扰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尽管如此，我仍能看出我的伯父从此举止异常。他酗酒狂饮更甚于往日，并且更加不愿意置身于任何社交场所。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他自己的深室之内，而且室内门上还上了锁；但是他有时又象酒后发狂，从屋子里一冲而出，手握左轮手枪，在花园中狂奔乱跑，尖声叫喊，说什么他谁也不怕，还说不管是人是鬼，谁也不能把他象绵羊似地圈禁起来。等到这阵激烈的突然发作过去以后，他又心慌意乱地急急跑回房间里去，把门锁了起来，还插上门闩，好象一个内心深处渗透了恐惧的人，无颜再虚张声势地装下去那样。在这种时刻，我见到他的脸，即使在寒冬腊月，也是冷汗涔涔、湿漉漉的，似乎刚从洗脸盆里抬起头来。
“噢，福尔摩斯先生，现在说说此事的结局吧，不能再辜负您的耐性了。有一夜，他又撒了一回那样的酒疯，突然跑出去，可是这一回，却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去寻找他时，发现他面朝下摔跌在花园一端的一个泛着绿色的污水坑里。并未发现施行任何暴力的迹象，坑水也不过两英尺深，因此，陪审团鉴于他平日的古怪行径，断定为'自杀'事件。可是我素来知道他是个怕死的人，总觉得难于相信他竟会跑出去自寻短见。尽管如此，事过境迁。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地产，以及他存放在银行的大约一万四千镑存款。”
“等一等，"福尔摩斯插言道，“我预料您所说的这案情将是我所听到的一件最出破的案子。请把您的伯父接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的被信以为真的自杀日期告诉我。”
“收到来信的日期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日。他的死是在七个星期后的五月二日。”
“谢谢您。请说下去。”
“当我父亲接收了那座霍尔舍姆房产时，他应我的建议，仔细检查了长年累月挂上了锁的阁楼。我们发现那个黄铜匣子仍在那里，虽然匣内的东西已经被毁掉了。匣盖的里面有个纸标签写着ＫＫＫ．．．三个大写字母。下边还写有'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认为：这表明了奥彭肖上校所销毁的文件的性质。除了许多散乱的文件和记有我伯父在美洲的生活情况的笔记本外，顶楼上其余的东西都无关紧要。
这些散乱的东西，有些是关于战争时期的情况和他恪尽职守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记述；还有些是关于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大多与有关的记录，显然我伯父当时曾积极参加反对那些由北方派来的随身只带着一只旅行手提包进行搜刮的政客。
“唉，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时，正值一八八四年初，直到一八八五年元月，一切都称心如意。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我们大家围着桌子坐在一起吃早餐时，我的父亲忽然一声惊叫，只见他坐在那里，一手举着一个刚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手的五指伸开的掌心上有五个干瘪的桔核。他平日总嘲笑我所说伯父的遭遇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一旦他自己碰上了同样的事，却也吓得大惊失色，神志恍惚。
“‘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的心变成一块铅似地沉重。'这是ＫＫＫ．．．，'我说。
“他看看信封的内层。'不错，'他叫了起来，‘就是这几个字母。这上面又写着什么？’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从他肩膀背后望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道。
“‘花园里的日晷仪，别处没有，'我说，‘文件一定是被毁掉的那些。’
“‘呸！'他壮着胆子说。'我们这里是文明世界，不容许有这种蠢事发生！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从敦提来的，'我看了一下邮戳回答说。
“‘一个荒唐的恶作剧，'他说，‘我和日晷仪啦、文件啦，有什么关系？对这种无聊的事我不屑一顾。’
“‘要是我的话，就一定报告，'我说。
“‘这样，我痛苦，却让他们讥笑，我不干。’
“‘那末让我去报告吧？’
“‘不，也不许你去。我不愿为这种荒唐事庸人自扰。’
“与他争辩是徒劳的，因为他是个非常顽固的人。我只好走开，心里惴惴不安，充满大祸将临的预感。
“接到来信以后的第三天，我父亲离家去看望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他现在是朴次当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
我为他的出访而感到高兴，在我看来，仿佛他离开了家倒可避开危险。可是我想错了。他出门的第二天，我接到少校拍来一封电报，要我立即赶赴他那里。我父亲摔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这种矿坑在这附近地区是很多的。他摔碎了头骨，躺在里边不省人事。我急切地跑去看他，可是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从此与世长辞了。显而易见，他是在黄昏前从费尔哈姆回家，由于乡间道路不熟，白垩坑又无栏杆遮挡，验尸官便毫不迟疑地作出了'由于意外致死'的判断。我审慎地检查了每一与他死因有所关联的事情，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含有谋杀意图的事实。现场没有暴力行动的迹象，没有脚印，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关于看见路上有陌生人出现的记录。可是我不说您也知道，我的心情是非常不平静的。我几乎可以确定：一定有人在他的周围策划了某种卑鄙的阴谋。
“在这种不祥的情况下，我继承了遗产。您会问我为什么不把它卖掉。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深信，我们家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种意外事故所决定的，所以不管是在这所房子里，还是在另一所房子里，祸事必将同样紧平地威胁着我们。
“我父亲是在一八八五年一月惨遭不幸的，至今倏已两年八个月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在霍尔舍姆的生活还是幸福的。
我已开始抱着这种希望：灾祸业已远离我家，它已与我的上一代人一起告终了。谁知我这样的还为时过早。昨天早上，灾祸又临门了，情况和我父亲当年经历的一模一样。”
那年轻人从背心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了的信封，走向桌旁，他摇落在桌上五个又小又干的桔核。
“这就是那个信封，"他继续说道，“邮戳盖的是伦敦东区。
信封里还是我父亲接到的最后一封信里的几个字：'K.K．K'。
然后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您采取了什么措施没有？"福尔摩斯问道。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说实话，"他低下头去，用消瘦苍白的双手捂着脸，“我觉得毫无办法。我觉得自己象一只可怜的兔子面临着一条蜿蜒前来的毒蛇。我好象陷入一种不可抗拒和残酷无情的恶魔的魔爪之中，而这魔爪是任何预见、任何预防措施都无法防范的。”
“喷！喷！"福尔摩斯嚷道。"您一定要采取行动啊，先生。
否则，您可就完了！现在除了振作精神以外，没有别的什么能够挽救您的了。可没有唉声叹气的闲工夫啊！”
“我去找过了。”
“啊！”
“但是他们听我诉说以后，仅仅付之一笑。我相信那巡官已经形成固定的看法，认为那些信纯属恶作剧，我的两位亲人之死正如验尸官所说的，完全是出于意外，因此不必和那些前兆联系到一起。”
福尔摩斯挥舞着他紧握的双拳，喊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
“可是他们答应派一名，同我一起留在那房子里。”
“今晚同您一起出来了没有？”
“没有。他奉命只呆在房子里。”
福尔摩斯又愤怒得挥舞起拳头来。
“那么，为什么您来找我？"他叫道，“再说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您不一开始就来找我？”
“我不知道啊。只是到了今天，我向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谈了我的困境，他才劝我来找您的。”
“您接到了信已经整整过了两天。我们应当在此之前采取行动。我估计您除了那些已经向我提供的情节以外，没有更进一步的凭证——没有什么可以对我们有用的带有启发性的细节了吧。”
“有一件，"约翰·奥彭肖说。他在上衣口袋里翻找了一番以后，掏出了一张褪色的蓝纸，摊开放在桌上。“我有些记得，”他说，“那一天，我的伯父在焚烧文件的时候，我看见纸灰堆里有一些小的没有烧着的文件的纸边是这种特殊的颜色的。我在我伯父的屋子里的地板上发现这张纸。我倾向于这样的想法：它是从一叠纸里掉下来的，所以没被焚烧掉。纸上除了提到桔核之外，恐怕它对我们帮助不大。我想它也许是私人日记里的一页，字迹毫无疑问是我伯父的。”
福尔摩斯把灯移动了一下，我们两人弯来观看那张纸。纸边参差不齐，的确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上端写有"一八六九年三月"字样，下面是一些莫明其妙的记载，内容如下：四日：赫德森来。抱着同样的旧政见。
七日：把桔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和约翰·斯温。
九日：麦考利已清除。
十日：约翰·斯温已清除。
十二日：访问帕拉米诺。一切顺利。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同时把那张纸折叠起来还给了客人。"现在您连一分钟都不能再耽搁了。我们甚至没有时间来讨论您告诉我的情况。您必须马上回家，开始行动。”
“我应该怎么做呢？”
“只有一件事要做。而且一定要刻不容缓立即就办。您必须把给我们看过的这张纸放进您说过的那个黄铜匣子里去。
还要放进一张便条，说明所有其它文件都已被您的伯父烧掉了，这是仅剩的一张。您一定要用使他们能够确信无疑的措词。做完这一切以后，您必须马上就把黄铜匣子按信封上所说的放在日晷仪上。您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了。”
“现在不要想报仇之类的事。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来达到那目的。既然他们已经布下了罗网，我们也应该采取相应措施。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消除威胁您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其次才是揭穿秘密，惩处罪恶的集团。”
“谢谢您，"那年轻人说着站起身来，穿上雨衣，“您给了我新的生命和希望。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点去做。”
“您必须分秒必争。与此同时，您首先必须照顾好您自己，因为我认为，毫无疑问有一种非常现实和气近的危险正在威胁着您。您怎样回去呢？”
“从滑铁卢车站乘火车回去。”
“现在还不到九点钟。街上人还很多，所以我相信您也许能平安无事。不过，您无论怎样严加小心都不会过分。”
“我有武器在身。”
“那就好。明天我就开始办您这案子。”
“那末，我就在霍尔舍姆等着您？”
“不，您这案件的奥秘在伦敦。我将在伦敦寻找线索。”
“那末我过一天，或者两天，再来看您，告诉您关于那铜匣子和文件的消息。我将遵照您的指点逐一去办。"他和我们握手告别。门外狂风依旧呼啸不已。大雨瓢泼，簌簌不停地敲打着窗户。这个离破、凶险的故事似乎是随着狂风暴雨而来到我们这里的——它仿佛是强风中掉落在我们身上的一片落叶——现在又被暴风雨卷走了。
福尔摩斯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头向前倾，目光凝注在壁炉的红彤彤的火焰上。随后他点燃了烟斗，背靠坐椅，望着蓝色烟圈一个跟着一个地袅袅升向天花板。
“华生，我想我们经历的所有案件中没有一件比这个更为稀破古怪的了。"他终于做出了一个判断。
“除了'四签名'案外，也许是这样。”
“嗯，对了。除此之外，也许是这样。可是在我看来，这个约翰·奥彭肖似乎是正在面临着比舒尔托更大的危险。”
“但是，你对这是什么样的危险是否有了任何明确的看法？"我问道。
“它们的性质是没有疑问的了，"他回答说。
“那末，它们是怎么回事？谁是这个ＫＫＫ．．．？为什么他要一直纠缠着这个不幸的家庭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闭上了眼睛，两肘靠在椅子的扶手上，指尖合拢在一起，说道，“对于一个理想的推理家来说，一旦有人向他指明一个事实的一个方面以后，他就能从这一个方面不仅推断出导致这个事实的各个方面，而且能够推断出由此将会产生的一切后果。正如居维叶，经过深思默想就能根据①一块骨头准确地描绘出一头完整的动物一样。一个观察家，既已彻底了解一系列事件中的一环，就应能正确地说明前前后后的所有其它的环节。我们还没有掌握唯有理性才能获得的结果。问题只有通过研究才能获得解决，企图凭借直觉解决问题的人是会失败的。不过，要使这种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推理家就必须善于利用他已经掌握的所有事实，这是你不难理解的，其本身就意味着要掌握一切知识。而要做到这一点，即使在有了免费教育和百科全书的今天，多少也还是一种难得的成就。一个人要掌握对他工作可能有用的全部知识，倒也未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本身就一直在作此努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我们结交之初，你曾有一次十分精确地指出了我的局限性。”
“对，"我回答道，不禁笑了。"那是一张怪有趣的记录表。
我记得：哲学、天文学、学，打了零分；植物学，说不准；地质学，就伦敦五十英里以内任何地区的泥迹而言，算得造诣很深；化学，很独特；解剖学，没有系统；关于惊险文学和罪行记录是无与伦比的；是小提琴音乐家、拳击手、剑术运动员、律师；是服用可卡因和吸烟的自我毒害者。我想，那些都是我分析的要点。”
①ＧｅｏｒｇｅｓＣｕｖｉｅｒ，１７６９—１８３２，法国动物、古生物学家。——译者注
福尔摩斯听到最后一项，嘻嘻地笑了。"嗯，"他说，“就象我过去说的一样，我现在还是要说：一个人应当给他自己头脑的小小阁楼里装满他可能需要使用的一切。其余的东西可以放到他的藏书室里去，需要的时候，随时取用即可。现在，为了今晚我们接受的这样一桩案件，我们肯定需要把我们所有的资料都集中起来。劳驾把你身边书架上的美国百科全书里Ｋ字部的那一册递给我。谢谢你！让我们考虑一下形势，看看从中可能作出什么样的推论。首先，我们可以从一个有充分根据的假定开始——奥彭肖上校是由于某种有力的原因而离开美国的。到了他那样年纪的人是不会改变他全部的习惯的，他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佛罗里达的宜人的气候而回到英国来过乡镇的寂寥生活的。他对英国的孤独生活那样极为罕见的喜爱暗示着他心中惧怕某人、某事，因此我们不妨作出一个可用的假设，认为他是出于对某人、某事的恐惧离开美国的。
至于他所怕的是什么，我们只能其他和他的几个继承人所接到的那几次可怕的信件来推断。你注意到那几封信的邮戳了没有？”
“第一封是从本地治里寄出的，第二封是敦提，第三封是伦敦。”
“从伦敦东区寄出。你据此能推断出什么来呢？”
“那些地方都是海港。写信的人是在船上。”
“好极了，我们有了一条线索了。毫无疑问，很可能——极其可能——写信的人当时一定是在一条船上。现在我们再考虑第二点。就本地治里来说，从收到恐吓信起到出事时止，前后经过七个星期。至于敦提，仅仅经过大约三、四天。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前者路程较远。”
“可是信件也要经过较远的路程呀？”
“那我就不懂了。”
“至少可以这样假设：那个人或那一伙人乘坐的是一条帆船。看来好象他们破特的警告或信号总是在他们出发肇事以前发出的。你瞧，信号从敦提来后，紧接着事情就发生了，你说有多快。如果他们是从本地治里乘轮船来的，那他们会同那信同时到达。但是，事实上，过了七个星期才出事。我想那七个星期代表的是信件是由邮轮运来的，而写信的人是乘帆船来的这一时差。”
“大有可能。”
“不仅可能，而且大概就是这样。现在可以看出这桩新案子的极端紧迫性和为什么我极力告诫小奥彭肖要提高警惕。
灾祸总是在发信人旅程终了之后来临的。可是这一回是从伦敦来的，所以我们就刻不容缓了。”
“天哪！"我叫起来了。“这意味着什么？这种无情的！”
“奥彭肖所带的那个文件显然对于帆船里的一个人或一伙人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我想情况很清楚，他们一定不止一个人。单独一人不可能接连使得两人死于非命，而所用的手段则竟然瞒过了验尸陪审团。这里面必然有同伙数人，他们还一定是有勇有谋的人。他们非要把文件弄到手不可，不管是藏在谁那里。因此，你可以看出，．．．已不再是一个人的名ＫＫＫ字缩写，而是一个团体的标志。”
“是什么样团体的标志呢？”
“你没有——"福尔摩斯说道，一面俯身向前放低声音，"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三Ｋ党吗？”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福尔摩斯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放在他膝盖上的书。"瞧这儿，"随后他念道："克尤·克拉克斯·克兰，是一个名字。它来源于想①象中那种酷似扳起枪的击铁的声音。这个可怕的秘密团体是南方各州的前联邦士兵在南北战争以后组成的，并迅即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分会。其中在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卡罗来纳、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各州尤为引人注目。它的势力被用于实现其目的，主要是对黑人选民使用恐怖手段，谋杀或驱逐反对他们观点的人们出国。他们将施加暴行时通常是，先寄给受到敌视的人某种形状破怪但尚可辨的东西，例如，一小根带叶的橡树叶、几粒西瓜籽，或几个桔核，作为警告。受到敌视的人接到警告以后，可以公开宣布放平原有观点，或逃奔国外。如果置之不理，则必将遭受杀害，而且往往出于某种破怪的和意料不到的方式。那个团体的组织是如此严密，所使用的方法又是如此有系统，竟致在有案可稽的案件中，几乎从未见有哪个与之抗衡的人能够幸免于祸，也从未能追查到暴行的作案人。尽管美国政府和南方上层社会的努力阻止，这个团体在几年时间里还是到处蔓延滋长。最后，到了一八六九年，这个三Ｋ党运动竟突然垮台，虽然此后还不时发生这类暴行。”
福尔摩斯放下手中的书，说道：“你一定会看出，那个团体的突然垮台是和奥彭肖带着文件逃出美国同时发生的。两件事很可能互为因果。难怪奥彭肖和他的一家人，总有一些死对头在追踪他们。你一定能理解，这个记录和日记牵涉到美国南方的某些头面人物。再则，还会有不少人不重新找到这些东西是连觉都睡不踏实的。”
①即英文ＫｕＫｌｕｘＫｌａｎ——三Ｋ党。——译者注
“那末，我们看见过的那一页……”
“正如我们所料想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上面写着'送桔核给ＡＢ、和Ｃ。'那就是把团体的警告送给他们。然后，又接着写道：和ＡＢ已清除，或者已出国；最后还说访问过Ｃ；我担心这会给Ｃ带来不祥的后果。喂，医生，我想，我们可以让这个黑暗的地方获得一线光明，我相信，在这同一时间里，小奥彭肖的唯一机会就是按照我告诉他的去做。今天夜里，没有什么更多可说、更多可做的了。请你把小提琴递给我！让我们把这恼人的天气和我们同胞的不幸遭遇暂时置之脑后半个小时吧。”
清晨，天已放晴，太阳透过笼罩在这伟大城市上空的朦胧云雾闪耀着柔和的光芒。我下楼时，福尔摩斯已经在吃早餐了。
“你会原谅我没有等你吧，"他说，“我估计，我将要为小奥彭肖的案子忙碌一整天。”
“你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我问道。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初步调查的结果了。总之，我也许不得不去霍尔舍姆一趟。”
“你不先去那里吗？”
“不，我得从城里开始，只要拉拉铃，女佣人就会给你端杯咖啡来的。”
我在等待咖啡的时候，拿起了桌上还没有打开的报纸浏览了一下。我的目光停在一个标题上，心里打了一个冷战。
“福尔摩斯，"我叫了起来，“你晚了！”
“啊！"他放下了杯子答道，“我担心的正是这样。这是怎么搞的？"显然他说的时候很平静，但我已看出他内心很激动。
奥彭肖的名字和"滑铁卢桥畔的悲剧"这一标题吸引住了我的注意力。这个报道的内容如下：昨晚九时至十时之间，八班警士库克于滑铁卢桥附近值勤，忽闻有人呼救及落水之声。是夜伸手不见五指，又值狂风暴雨肆虐，故虽有过路者数人援助，亦无法营救。然而警报当即发出，经水上协同努力，终于捞获尸体一具。
验明该尸乃一名青年绅士。从其衣袋取出之信封，得知此人之姓名为约翰·奥彭肖，生前居住于霍尔舍姆附近。据推测，渠可能急于赶搭从滑铁卢车站开出之末班火车，匆忙间于一片漆黑中迷途，误踩一轮渡小码头之边缘而失足落水。尸体未见有任何暴力之痕迹。无疑死者乃因意外不幸而遇难，此事适足以唤起市政当局注意河滨码头之情况云云。
我们默默地坐了几分钟，福尔摩斯意气沮丧，深受震惊的神情是我从未见过的。
“这件事伤了我的自尊心，华生，"他终于开口说道，“虽然这是一种偏狭的感情，但它是伤了我的自尊心。现在这成为我个人的事了。如上帝假我以天年，我就要亲手解决这帮家伙。
他跑来向我求救，而我竟然把他打发走去送死……！"他从椅子里一跃而起，在房中踱来踱去，情绪激动，难以抑制。他深陷的双颊上浮现赧颜，两只瘦长的手不安地一会儿手指交叉着紧握在一起，一会儿又松开。
最后，他大声说道：“他们这帮魔鬼真是狡猾透了，他们怎么能够把他骗到那儿去的呢？那堤岸并不在直达车站的路线上呀！对于达到他们的目的来说，即使在这样一个黑夜，在那座桥上无疑也是人太多了。唉，华生，咱们瞧着吧，看谁最后取得胜利！我现在就要出去了！”
“去找吗？”
“不，我自己来当。等我结好了网，就可以来捕捉苍蝇了。可是要在结好网之后捕捉。”
这一整天我忙于我的医务工作，入暮很晚我才返回贝克街。福尔摩斯还没有回来。一直到快要十点钟了，他才面色苍白，精疲力尽地走了进来。他跑到碗柜旁边，撕下一大块面包，狼吞虎咽地嚼着，喝了一大杯水把它冲下去。
“你饿了，"我说。
“饿极啦！一直忘记吃东西了，早餐后就什么也没吃。”
“没吃东西？”
“一点也没吃，没功夫想到它。”
“进展如何？”
“不错。”
“有线索了吗？”
“他们在我的掌握之中了。小奥彭肖的仇不会报不了的。
嘿，华生，让咱们以仆人之道，还治仆人之身。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从碗柜里拿出一只桔子来，掰成几瓣儿，把桔核挤出来，放在桌上，从中选了五个，装到一个信封里面。在那信封口盖的反面，他写上"Ｓ．Ｈ．代Ｊ．Ｏ．"。①他封上信封，在上面写上"美国，佐治亚洲，萨凡纳，‘孤星号'三桅帆船，詹姆斯·卡尔霍恩船长收"等字样。
“当他进港时这封信已经在等着他了，"他得意地笑着说，"这封信会使他夜不安眠。他还会发觉这封信肯定是他死亡的预兆，正如奥彭肖从前所遭遇到的情况一样。”
“这个卡尔霍恩船长是什么人？”
“那帮家伙的头头。我还要搞其它几个人，不过先搞他。”
“那末，你怎样追查出来的呢？”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大张纸来，上面尽是些日期和姓名。
“我花了一整天的功夫，"他说，“用在查阅劳埃德船登记簿和旧文件的卷宗，追查一八八三年一、二月在本地治里港停靠过的每艘船在离港以后的航程。从登记上看，在这两个月里，到达那里吨位较大的船共有三十六艘。其中一艘叫做'孤星号'，它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这艘船虽然登记的是在伦敦结关的，但是却用了美国的一个州的名称来命名的。”
①即歇洛克·福尔摩斯（ＳｈｅｒｌｏｃｋＨｏｌｍｅｓ）代约翰·奥彭肖（ＪｏｈｎＯｐｅｎFｓｈａｗ）之意。——译者注“我想，是得克萨斯州。”
“是哪一州，我原来弄不清，现在也说不准；不过我知道它原先一定是艘美国船。”
“以后又怎样呢？”
“我查阅了敦提的记录。当我看到一八八五年一月三桅帆船'孤星号'抵达那里的记录时，我心里的猜想就变为确信无疑的了。我接着就对目前停泊在伦敦港内的船只的情况进行了查询。”
“结果呢？”
“那'孤星号'上星期到达这里。我跑到艾伯特船坞，查明这船今天早晨已趁着早潮顺流而下，返航萨瓦纳港去了。我发电报给格雷夫森德，得知这船已经在不久前驶过去了。由于风向是朝东的，我确信：这船此刻已开过古德温斯，离怀特岛不远。”
“那末，你想干什么呢？”
“我要去逮住他！他和那两个副手，据我所知，是那船上仅有的美国人。其余的是芬兰人和德国人。我还了解到他们三人昨晚曾离船上岸。这消息是当时正在给他们装货的码头工人说的。等到他们的这艘帆船到达萨瓦纳时，邮船也已经把这封信带到那地方了，同时海底电报则已经通知了萨瓦纳的，说明这三位先生是这里正在通缉中的被控犯有谋杀罪的人犯。”
然而，人谋布下的罗网纵极工巧，终不能没有丝毫漏洞。
谋杀约翰·奥彭肖的凶手竟然再也收不到那几个桔核了，而那几个桔核是会使他们知道世界上另外还有一个和他们同样狡猾、同样坚决的人正在追捕着他们。那年秋分时的暴风刮得久，刮得猛。我们等了很长时间，想得到萨瓦纳"孤星号"的消息，却一直杳无音信。终于我们听说：在远远的大西洋某处，有人看到在一次海浪的退潮中漂泊着一块破碎的船尾柱，上面刻着"Ｌ．Ｓ．"①两个字母，而我们所能知道的关于"孤星号"的命运仅此而已。
①"孤星号"原文为ｌｏｎｅＳｔａｒ，缩写为ＬＳ．．。——译者注
The year '87 furnished us with a long series of cases of greater or less interest, of which I retain the records. Among my headings under this one twelve months I find an account of the adventure of the Paradol Chamber, of the Amateur Mendicant Society, who held a luxurious club in the lower vault of a furniture warehouse, of the facts connected with the loss of the British barque "Sophy Anderson", of the singular adventures of the Grice Patersons in the island of Uffa, and finally of the Camberwell poisoning case. In the latter, as may be remembered, Sherlock Holmes was able, by winding up the dead man's watch, to prove that it had been wound up two hours before, and that therefore the deceased had gone to bed within that time--a deduction which was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in clearing up the case. All these I may sketch out at some future date, but none of them present such singular features as the strange train of circumstances which I have now taken up my pen to describe.
It was in the latter days of September, and the equinoctial gales had set in with exceptional violence. All day the wind had screamed and the rain had beaten against the windows, so that even here in the heart of great, hand-made London we were forced to raise our minds for the instant from the routine of life and to recognise the presence of those great elemental forces which shriek at mankind through the bars of his civilisation, like untamed beasts in a cage. As evening drew in, the storm grew higher and louder, and the wind cried and sobbed like a child in the chimney. Sherlock Holmes sat moodily at one side of the fireplace cross-indexing his records of crime, while I at the other was deep in one of Clark Russell's fine sea-stories until the howl of the gale from without seemed to blend with the text, and the splash of the rain to lengthen out into the long swash of the sea waves. My wife was on a visit to her mother's, and for a few days I was a dweller once more in my old quarters at Baker Street.
"Why," said I, glancing up at my companion, "that was surely the bell. Who could come to-night? Some friend of yours, perhaps?"
"Except yourself I have none," he answered. "I do not encourage visitors."
"A client, then?"
"If so, it is a serious case. Nothing less would bring a man out on such a day and at such an hour. But I take it that it is more likely to be some crony of the landlady's."
Sherlock Holmes was wrong in his conjecture, however, for there came a step in the passage and a tapping at the door. He stretched out his long arm to turn the lamp away from himself and towards the vacant chair upon which a newcomer must sit.
"Come in!" said he.
The man who entered was young, some two-and-twenty at the outside, well-groomed and trimly clad, with something of refinement and delicacy in his bearing. The streaming umbrella which he held in his hand, and his long shining waterproof told of the fierce weather through which he had come. He looked about him anxiously in the glare of the lamp, and I could see that his face was pale and his eyes heavy, like those of a man who is weighed down with some great anxiety.
"I owe you an apology," he said, raising his golden pince-nez to his eyes. "I trust that I am not intruding. I fear that I have brought some traces of the storm and rain into your snug chamber."
"Give me your coat and umbrella," said Holmes. "They may rest here on the hook and will be dry presently. You have come up from the south-west, I see."
"Yes, from Horsham."
"That clay and chalk mixture which I see upon your toe caps is quite distinctive."
"I have come for advice."
"That is easily got."
"And help."
"That is not always so easy."
"I have heard of you, Mr. Holmes. I heard from Major Prendergast how you saved him in the Tankerville Club scandal."
"Ah, of course. He was wrongfully accused of cheating at cards."
"He said that you could solve anything."
"He said too much."
"That you are never beaten."
"I have been beaten four times--three times by men, and once by a woman."
"But what i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number of your successes?"
"It is true that I have been generally successful."
"Then you may be so with me."
"I beg that you will draw your chair up to the fire and favour me with some details as to your case."
"It is no ordinary one."
"None of those which come to me are. I am the last court of appeal."
"And yet I question, sir, whether, in all your experience, you have ever listened to a more mysterious and inexplicable chain of events than those which have happened in my own family."
"You fill me with interest," said Holmes. "Pray give us the essential facts from the commencement, and I can afterwards question you as to those details which seem to me to be most important."
The young man pulled his chair up and pushed his wet feet out towards the blaze.
"My name," said he, "is John Openshaw, but my own affairs have, as far as I can understand, little to do with this awful business. It is a hereditary matter; so in order to give you an idea of the facts, I must go back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ffair.
"You must know that my grandfather had two sons--my uncle Elias and my father Joseph. My father had a small factory at Coventry, which he enlarged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 of bicycling. He was a patentee of the Openshaw unbreakable tire, and his business met with such success that he was able to sell it and to retire upon a handsome competence.
"My uncle Elias emigrated to America when he was a young man and became a planter in Florida, where he was reported to have done very well. At the time of the war he fought in Jackson's army, and afterwards under Hood, where he rose to be a colonel. When Lee laid down his arms my uncle returned to his plantation, where he remained for three or four years. About 1869 or 1870 he came back to Europe and took a small estate in Sussex, near Horsham. He had made a very considerable fortune in the States, and his reason for leaving them was his aversion to the negroes, and his dislike of the Republican policy in extending the franchise to them. He was a singular man, fierce and quick-tempered, very foul-mouthed when he was angry, and of a most retiring disposition. During all the years that he lived at Horsham, I doubt if ever he set foot in the town. He had a garden and two or three fields round his house, and there he would take his exercise, though very often for weeks on end he would never leave his room. He drank a great deal of brandy and smoked very heavily, but he would see no society and did not want any friends, not even his own brother.
"He didn't mind me; in fact, he took a fancy to me, for at the time when he saw me first I was a youngster of twelve or so. This would be in the year 1878, after he had been eight or nine years in England. He begged my father to let me live with him and he was very kind to me in his way. When he was sober he used to be fond of playing backgammon and draughts with me, and he would make me his representative both with the servants and with the tradespeople, so that by the time that I was sixteen I was quite master of the house. I kept all the keys and could go where I liked and do what I liked, so long as I did not disturb him in his privacy. There was one singular exception, however, for he had a single room, a lumber-room up among the attics, which was invariably locked, and which he would never permit either me or anyone else to enter. With a boy's curiosity I have peeped through the keyhole, but I was never able to see more than such a collection of old trunks and bundles as would be expected in such a room.
"One day--it was in March, 1883--a letter with a foreign stamp lay upon the table in front of the colonel's plate. It was not a common thing for him to receive letters, for his bills were all paid in ready money, and he had no friends of any sort. 'From India!' said he as he took it up, 'Pondicherry postmark! What can this be?' Opening it hurriedly, out there jumped five little dried orange pips, which pattered down upon his plate. I began to laugh at this, but the laugh was struck from my lips at the sight of his face. His lip had fallen, his eyes were protruding, his skin the colour of putty, and he glared at the envelope which he still held in his trembling hand, 'K. K. K.!' he shrieked, and then, 'My God, my God, my sins have overtaken me!'
"'What is it, uncle?' I cried.
"'Death,' said he, and rising from the table he retired to his room, leaving me palpitating with horror. I took up the envelope and saw scrawled in red ink upon the inner flap, just above the gum, the letter K three times repeated. There was nothing else save the five dried pips. What could be the reason of his overpowering terror? I left the breakfast-table, and as I ascended the stair I met him coming down with an old rusty key, which must have belonged to the attic, in one hand, and a small brass box, like a cashbox, in the other.
"'They may do what they like, but I'll checkmate them still,' said he with an oath. 'Tell Mary that I shall want a fire in my room to-day, and send down to Fordham, the Horsham lawyer.'
"I did as he ordered, and when the lawyer arrived I was asked to step up to the room. The fire was burning brightly, and in the grate there was a mass of black, fluffy ashes, as of burned paper, while the brass box stood open and empty beside it. As I glanced at the box I noticed, with a start, that upon the lid was printed the treble K which I had read in the morning upon the envelope.
"'I wish you, John,' said my uncle, 'to witness my will. I leave my estate, with all its advantages and all its disadvantages, to my brother, your father, whence it will, no doubt, descend to you. If you can enjoy it in peace, well and good! If you find you cannot, take my advice, my boy, and leave it to your deadliest enemy. I am sorry to give you such a two-edged thing, but I can't say what turn things are going to take. Kindly sign the paper where Mr. Fordham shows you.'
"I signed the paper as directed, and the lawyer took it away with him. The singular incident made, as you may think, the deepest impression upon me, and I pondered over it and turned it every way in my mind without being able to make anything of it. Yet I could not shake off the vague feeling of dread which it left behind, though the sensation grew less keen as the weeks passed and nothing happened to disturb the usual routine of our lives. I could see a change in my uncle, however. He drank more than ever, and he was less inclined for any sort of society. Most of his time he would spend in his room, with the door locked upon the inside, but sometimes he would emerge in a sort of drunken frenzy and would burst out of the house and tear about the garden with a revolver in his hand, screaming out that he was afraid of no man, and that he was not to be cooped up, like a sheep in a pen, by man or devil. When these hot fits were over, however, he would rush tumultuously in at the door and lock and bar it behind him, like a man who can brazen it out no longer against the terror which lies at the roots of his soul. At such times I have seen his face, even on a cold day, glisten with moisture, as though it were new raised from a basin.
"Well, to come to an end of the matter, Mr. Holmes, and not to abuse your patience, there came a night when he made one of those drunken sallies from which he never came back. We found him, when we went to search for him, face downward in a little green-scummed pool, which lay at the foot of the garden. There was no sign of any violence, and the water was but two feet deep, so that the jury, having regard to his known eccentricity, brought in a verdict of 'suicide.' But I, who knew how he winced from the very thought of death, had much ado to persuade myself that he had gone out of his way to meet it. The matter passed, however, and my father entered into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nd of some 14,000 pounds, which lay to his credit at the bank."
"One moment," Holmes interposed, "your statement is, I foresee,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to which I have ever listened. Let me have the date of the reception by your uncle of the letter, and the date of his supposed suicide."
"The letter arrived on March 10, 1883. His death was seven weeks later, upon the night of May 2nd."
"Thank you. Pray proceed."
"When my father took over the Horsham property, he, at my request, made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attic, which had been always locked up. We found the brass box there, although its contents had been destroyed. On the inside of the cover was a paper label, with the initials of K. K. K. repeated upon it, and 'Letters, memoranda, receipts, and a register' written beneath. These, we presume, indicated the nature of the papers which had been destroyed by Colonel Openshaw. For the rest, there was nothing of much importance in the attic save a great many scattered papers and note-books bearing upon my uncle's life in America. Some of them were of the war time and showed that he had done his duty well and had borne the repute of a brave soldier. Others were of a date dur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ern states, and were mostly concerned with politics, for he had evidently taken a strong part in opposing the carpet-bag politicians who had been sent down from the North.
"Well,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84 when my father came to live at Horsham, and all went as well as possible with us until the January of '85. On the fourth day after the new year I heard my father give a sharp cry of surprise as we sat together at the breakfast-table. There he was, sitting with a newly opened envelope in one hand and five dried orange pips in the outstretched palm of the other one. He had always laughed at what he called my cock-and-bull story about the colonel, but he looked very scared and puzzled now that the same thing had come upon himself.
"'Why, what on earth does this mean, John?' he stammered.
"My heart had turned to lead. 'It is K. K. K.,' said I.
"He looked inside the envelope. 'So it is,' he cried. 'Here are the very letters. But what is this written above them?'
"'Put the papers on the sundial,' I read, peeping over his shoulder.
"'What papers? What sundial?' he asked.
"'The sundial in the garden. There is no other,' said I; 'but the papers must be those that are destroyed.'
"'Pooh!' said he, gripping hard at his courage. 'We are in a civilised land here, and we can't have tomfoolery of this kind. Where does the thing come from?'
"'From Dundee,' I answered, glancing at the postmark.
"'Some preposterous practical joke,' said he. 'What have I to do with sundials and papers? I shall take no notice of such nonsense.'
"'I should certainly speak to the police,' I said.
"'And be laughed at for my pains. Nothing of the sort.'
"'Then let me do so?'
"'No, I forbid you. I won't have a fuss made about such nonsense.'
"It was in vain to argue with him, for he was a very obstinate man. I went about, however, with a heart which was full of forebodings.
"On the third day after the coming of the letter my father went from home to visit an old friend of his, Major Freebody, who is in command of one of the forts upon Portsdown Hill. I was glad that he should go, for it seemed to me that he was farther from danger when he was away from home. In that, however, I was in error. Upon the second day of his absence I received a telegram from the major, imploring me to come at once. My father had fallen over one of the deep chalk-pits which abound in the neighbourhood, and was lying senseless, with a shattered skull. I hurried to him, but he passed away without having ever recovered his consciousness. He had, as it appears, been returning from Fareham in the twilight, and as the country was unknown to him, and the chalk-pit unfenced, the jury had no hesitation in bringing in a verdict of 'death from accidental causes.' Carefully as I examined every fact connected with his death, I was unable to find anything which could suggest the idea of murder. There were no signs of violence, no footmarks, no robbery, no record of strangers having been seen upon the roads. And yet I need not tell you that my mind was far from at ease, and that I was well-nigh certain that some foul plot had been woven round him.
"In this sinister way I came into my inheritance. You will ask me why I did not dispose of it? I answer, because I was well convinced that our troubles were in some way dependent upon an incident in my uncle's life, and that the danger would be as pressing in one house as in another.
"It was in January, '85, that my poor father met his end, and two years and eight months have elapsed since then. During that time I have lived happily at Horsham, and I had begun to hope that this curse had passed away from the family, and that it had ended with the last generation. I had begun to take comfort too soon, however; yesterday morning the blow fell in the very shape in which it had come upon my father."
The young man took from his waistcoat a crumpled envelope, and turning to the table he shook out upon it five little dried orange pips.
"This is the envelope," he continued. "The postmark is London--eastern division. Within are the very words which were upon my father's last message: 'K. K. K.'; and then 'Put the papers on the sundial.'"
"What have you done?" asked Holmes.
"Nothing."
"Nothing?"
"To tell the truth"--he sank his face into his thin, white hands--"I have felt helpless. I have felt like one of those poor rabbits when the snake is writhing towards it. I seem to be in the grasp of some resistless, inexorable evil, which no foresight and no precautions can guard against."
"Tut! tut!" cried Sherlock Holmes. "You must act, man, or you are lost. Nothing but energy can save you. This is no time for despair."
"I have seen the police."
"Ah!"
"But they listened to my story with a smile.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inspector has formed the opinion that the letters are all practical jokes, and that the deaths of my relations were really accidents, as the jury stated, and were not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 warnings."
Holmes shook his clenched hands in the air. "Incredible imbecility!" he cried.
"They have, however, allowed me a policeman, who may remain in the house with me."
"Has he come with you to-night?"
"No. His orders were to stay in the house."
Again Holmes raved in the air.
"Why did you come to me," he cried, "and, above all, why did you not come at once?"
"I did not know. It was only to-day that I spoke to Major Prendergast about my troubles and was advised by him to come to you."
"It is really two days since you had the letter. We should have acted before this. You have no further evidence, I suppose, than that which you have placed before us--no suggestive detail which might help us?"
"There is one thing," said John Openshaw. He rummaged in his coat pocket, and, drawing out a piece of discoloured, blue-tinted paper, he laid it out upon the table. "I have some remembrance," said he, "that on the day when my uncle burned the papers I observed that the small, unburned margins which lay amid the ashes were of this particular colour. I found this single sheet upon the floor of his room, and I am inclined to think that it may be one of the papers which has, perhaps, fluttered out from among the others, and in that way has escaped destruction. Beyond the mention of pips, I do not see that it helps us much. I think myself that it is a page from some private diary. The writing is undoubtedly my uncle's."
Holmes moved the lamp, and we both bent over the sheet of paper, which showed by its ragged edge that it had indeed been torn from a book. It was headed, "March, 1869," and beneath were the following enigmatical notices:
"4th. Hudson came. Same old platform.
"7th. Set the pips on McCauley, Paramore, and John Swain, of St. Augustine.
"9th. McCauley cleared.
"10th. John Swain cleared.
"12th. Visited Paramore. All well."
"Thank you!" said Holmes, folding up the paper and returning it to our visitor. "And now you must on no account lose another instant. We cannot spare time even to discuss what you have told me. You must get home instantly and act."
"What shall I do?"
"There is but one thing to do. It must be done at once. You must put this piece of paper which you have shown us into the brass box which you have described. You must also put in a note to say that all the other papers were burned by your uncle, and that this is the only one which remains. You must assert that in such words as will carry conviction with them. Having done this, you must at once put the box out upon the sundial, as directed. Do you understand?"
"Entirely."
"Do not think of revenge, or anything of the sort, at present. I think that we may gain that by means of the law; but we have our web to weave, while theirs is already woven. The first consideration is to remove the pressing danger which threatens you. The second is to clear up the mystery and to punish the guilty parties."
"I thank you," said the young man, rising and pulling on his overcoat. "You have given me fresh life and hope. I shall certainly do as you advise."
"Do not lose an instant. And, above all, take care of yourself in the meanwhile, for I do not think that there can be a doubt that you are threatened by a very real and imminent danger. How do you go back?"
"By train from Waterloo."
"It is not yet nine. The streets will be crowded, so I trust that you may be in safety. And yet you cannot guard yourself too closely."
"I am armed."
"That is well. To-morrow I shall set to work upon your case."
"I shall see you at Horsham, then?"
"No, your secret lies in London. It is there that I shall seek it."
"Then I shall call upon you in a day, or in two days, with news as to the box and the papers. I shall take your advice in every particular." He shook hands with us and took his leave. Outside the wind still screamed and the rain splashed and pattered against the windows. This strange, wild story seemed to have come to us from amid the mad elements--blown in upon us like a sheet of sea-weed in a gale--and now to have been reabsorbed by them once more.
Sherlock Holmes sat for some time in silence, with his head sunk forward and his eyes bent upon the red glow of the fire. Then he lit his pipe, and leaning back in his chair he watched the blue smoke-rings as they chased each other up to the ceiling.
"I think, Watson," he remarked at last, "that of all our cases we have had none more fantastic than this."
"Save, perhaps, the Sign of Four."
"Well, yes. Save, perhaps, that. And yet this John Openshaw seems to me to be walking amid even greater perils than did the Sholtos."
"But have you," I asked, "formed any definite conception as to what these perils are?"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as to their nature," he answered.
"Then what are they? Who is this K. K. K., and why does he pursue this unhappy family?"
Sherlock Holmes closed his eyes and placed his elbows upon the arms of his chair, with his finger-tips together. "The ideal reasoner," he remarked, "would, when he had once been shown a single fact in all its bearings, deduce from it not only all the chain of events which led up to it but also all the results which would follow from it. As Cuvier could correctly describe a whole animal by the contemplation of a single bone, so the observer who has thoroughly understood one link in a series of incidents should be able to accurately state all the other ones, both before and after. We have not yet grasped the results which the reason alone can attain to. Problems may be solved in the study which have baffled all those who have sought a solution by the aid of their senses. To carry the art, however, to its highest pitch,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reasoner should be able to utilise all the facts which have come to his knowledge; and this in itself implies, as you will readily see, a possession of all knowledge, which, even in these days of free education and encyclopaedias, is a somewhat rare accomplishment. It is not so impossible, however, that a man should possess all knowledge which is likely to be useful to him in his work, and this I have endeavoured in my case to do. If I remember rightly, you on one occas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our friendship, defined my limits in a very precise fashion."
"Yes," I answered, laughing. "It was a singular document. Philosophy, astronomy, and politics were marked at zero, I remember. Botany variable, geology profound as regards the mud-stains from any region within fifty miles of town, chemistry eccentric, anatomy unsystematic, sensational literature and crime records unique, violin-player, boxer, swordsman, lawyer, and self-poisoner by cocaine and tobacco. Those, I think, were the main points of my analysis."
Holmes grinned at the last item. "Well," he said, "I say now, as I said then, that a man should keep his little brain-attic stocked with all the furniture that he is likely to use, and the rest he can put away in the lumber-room of his library, where he can get it if he wants it. Now, for such a case as the one which has been submitted to us to-night, we need certainly to muster all our resources. Kindly hand me down the letter K of the 'American Encyclopaedia' which stands upon the shelf beside you. Thank you. Now let us consider the situation and see what may be deduced from it. In the first place, we may start with a strong presumption that Colonel Openshaw had some very strong reason for leaving America. Men at his time of life do not change all their habits and exchange willingly the charming climate of Florida for the lonely life of an English provincial town. His extreme love of solitude in England suggests the idea that he was in fear of someone or something, so we may assume as a working hypothesis that it was fear of someone or something which drove him from America. As to what it was he feared, we can only deduce that by considering the formidable letters which were received by himself and his successors. Did you remark the postmarks of those letters?"
"The first was from Pondicherry, the second from Dundee, and the third from London."
"From East London. What do you deduce from that?"
"They are all seaports. That the writer was on board of a ship."
"Excellent. We have already a clue.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probability--the strong probability--is that the writer was on board of a ship. And now let us consider another point. In the case of Pondicherry, seven weeks elapsed between the threat and its fulfilment, in Dundee it was only some three or four days. Does that suggest anything?"
"A greater distance to travel."
"But the letter had also a greater distance to come."
"Then I do not see the point."
"There is at least a presumption that the vessel in which the man or men are is a sailing-ship. It looks as if they always send their singular warning or token before them when starting upon their mission. You see how quickly the deed followed the sign when it came from Dundee. If they had come from Pondicherry in a steamer they would have arrived almost as soon as their letter.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seven weeks elapsed. I think that those seven weeks represent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il-boat which brought the letter and the sailing vessel which brought the writer."
"It is possible."
"More than that. It is probable. And now you see the deadly urgency of this new case, and why I urged young Openshaw to caution. The blow has always fallen at the end of the time which it would take the senders to travel the distance. But this one comes from London, and therefore we cannot count upon delay."
"Good God!" I cried. "What can it mean, this relentless persecution?"
"The papers which Openshaw carried are obviously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person or persons in the sailing-ship. I think that it is quite clear that there must be more than one of them. A single man could not have carried out two deaths in such a way as to deceive a coroner's jury. There must have been several in it, and they must have been men of resource and determination. Their papers they mean to have, be the holder of them who it may. In this way you see K. K. K. ceases to be the initials of an individual and becomes the badge of a society."
"But of what society?"
"Have you never--" said Sherlock Holmes, bending forward and sinking his voice--"have you never heard of the Ku Klux Klan?"
"I never have."
Holmes turned over the leaves of the book upon his knee. "Here it is," said he presently:
"'Ku Klux Klan. A name derived from the fanciful resemblance to the sound produced by cocking a rifle. This terrible secret society was formed by some ex-Confederate soldiers in the Southern states after the Civil War, and it rapidly formed local branch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notably in Tennessee, Louisiana, the Carolinas, Georgia, and Florida. Its power was used for political purposes, principally for the terrorising of the negro voters and the murdering and driving from the country of those who were opposed to its views. Its outrages were usually preceded by a warning sent to the marked man in some fantastic but generally recognised shape--a sprig of oak-leaves in some parts, melon seeds or orange pips in others. On receiving this the victim might either openly abjure his former ways, or might fly from the country. If he braved the matter out, death would unfailingly come upon him, and usually in some strange and unforeseen manner. So perfect was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society, and so systematic its methods, that there is hardly a case upon record where any man succeeded in braving it with impunity, or in which any of its outrages were traced home to the perpetrators. For some years the organisation flourished in spite of the effo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of the better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South. Eventually, in the year 1869, the movement rather suddenly collapsed,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sporadic outbreaks of the same sort since that date.'
"You will observe," said Holmes, laying down the volume, "that the sudden breaking up of the society was coincident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Openshaw from America with their papers. It may well have been cause and effect. It is no wonder that he and his family have some of the more implacable spirits upon their track.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this register and diary may implicate some of the first men in the South, and that there may be many who will not sleep easy at night until it is recovered."
"Then the page we have seen--"
"Is such as we might expect. It ran, if I remember right, 'sent the pips to A, B, and C'--that is, sent the society's warning to them. Then there are successive entries that A and B cleared, or left the country, and finally that C was visited, with, I fear, a sinister result for C. Well, I think, Doctor, that we may let some light into this dark place, and I believe that the only chance young Openshaw has in the meantime is to do what I have told him. There is nothing more to be said or to be done to-night, so hand me over my violin and let us try to forget for half an hour the miserable weather and the still more miserable ways of our fellow-men."
It had cleared in the morning, and the sun was shining with a subdued brightness through the dim veil which hangs over the great city. Sherlock Holmes was already at breakfast when I came down.
"You will excuse me for not waiting for you," said he; "I have, I foresee, a very busy day before me in looking into this case of young Openshaw's."
"What steps will you take?" I asked.
"It will very much depend upon the results of my first inquiries. I may have to go down to Horsham, after all."
"You will not go there first?"
"No, I shall commence with the City. Just ring the bell and the maid will bring up your coffee."
As I waited, I lifted the unopened newspaper from the table and glanced my eye over it. It rested upon a heading which sent a chill to my heart.
"Holmes," I cried, "you are too late."
"Ah!" said he, laying down his cup, "I feared as much. How was it done?" He spoke calmly, but I could see that he was deeply moved.
"My eye caught the name of Openshaw, and the heading 'Tragedy Near Waterloo Bridge.' Here is the account:
"Between nine and ten last night Police-Constable Cook, of the H Division, on duty near Waterloo Bridge, heard a cry for help and a splash in the water. The night, however, was extremely dark and stormy, so that, in spite of the help of several passers-by, it was quite impossible to effect a rescue. The alarm, however, was given, and, by the aid of the water-police, the body was eventually recovered. It proved to be that of a young gentleman whose name, as it appears from an envelope which was found in his pocket, was John Openshaw, and whose residence is near Horsham. It is conjectured that he may have been hurrying down to catch the last train from Waterloo Station, and that in his haste and the extreme darkness he missed his path and walked over the edge of one of the small landing-places for river steamboats. The body exhibited no traces of violence, and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deceased had been the victim of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which should have the effect of call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authorities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riverside landing-stages."
We sat in silence for some minutes, Holmes more depressed and shaken than I had ever seen him.
"That hurts my pride, Watson," he said at last. "It is a petty feeling, no doubt, but it hurts my pride. It becomes a personal matter with me now, and, if God sends me health, I shall set my hand upon this gang. That he should come to me for help, and that I should send him away to his death--!" He sprang from his chair and paced about the room in uncontrollable agitation, with a flush upon his sallow cheeks and a nervous clasping and unclasping of his long thin hands.
"They must be cunning devils," he exclaimed at last. "How could they have decoyed him down there? The Embankment is not on the direct line to the station. The bridge, no doubt, was too crowded, even on such a night, for their purpose. Well, Watson, we shall see who will win in the long run. I am going out now!"
"To the police?"
"No; I shall be my own police. When I have spun the web they may take the flies, but not before."
All day I was engaged in my professional work, and it was late in the evening before I returned to Baker Street. Sherlock Holmes had not come back yet. It was nearly ten o'clock before he entered, looking pale and worn. He walked up to the sideboard, and tearing a piece from the loaf he devoured it voraciously, washing it down with a long draught of water.
"You are hungry," I remarked.
"Starving. It had escaped my memory. I have had nothing since breakfast."
"Nothing?"
"Not a bite. I had no time to think of it."
"And how have you succeeded?"
"Well."
"You have a clue?"
"I have them in the hollow of my hand. Young Openshaw shall not long remain unavenged. Why, Watson, let us put their own devilish trade-mark upon them. It is well thought of!"
"What do you mean?"
He took an orange from the cupboard, and tearing it to pieces he squeezed out the pips upon the table. Of these he took five and thrust them into an envelope. On the inside of the flap he wrote "S. H. for J. O." Then he sealed it and addressed it to "Captain James Calhoun, Barque 'Lone Star,' Savannah, Georgia."
"That will await him when he enters port," said he, chuckling. "It may give him a sleepless night. He will find it as sure a precursor of his fate as Openshaw did before him."
"And who is this Captain Calhoun?"
"The leader of the gang. I shall have the others, but he first."
"How did you trace it, then?"
He took a large sheet of paper from his pocket, all covered with dates and names.
"I have spent the whole day," said he, "over Lloyd's registers and files of the old papers, following the future career of every vessel which touched at Pondicherry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in '83. There were thirty-six ships of fair tonnage which were reported there during those months. Of these, one, the 'Lone Star,' instantly attracted my attention, since, although it was reported as having cleared from London, the name is that which is given to one of the states of the Union."
"Texas, I think."
"I was not and am not sure which; but I knew that the ship must have an American origin."
"What then?"
"I searched the Dundee records, and when I found that the barque 'Lone Star' was there in January, '85, my suspicion became a certainty. I then inquired as to the vessels which lay at present in the port of London."
"Yes?"
"The 'Lone Star' had arrived here last week. I went down to the Albert Dock and found that she had been taken down the river by the early tide this morning, homeward bound to Savannah. I wired to Gravesend and learned that she had passed some time ago, and as the wind is easterly I have no doubt that she is now past the Goodwins and not very far from the Isle of Wight."
"What will you do, then?"
"Oh, I have my hand upon him. He and the two mates, are as I learn, the only native-born Americans in the ship. The others are Finns and Germans. I know, also, that they were all three away from the ship last night. I had it from the stevedore who has been loading their cargo. By the time that their sailing-ship reaches Savannah the mail-boat will have carried this letter, and the cable will have informed the police of Savannah that these three gentlemen are badly wanted here upon a charge of murder."
There is ever a flaw, however, in the best laid of human plans, and the murderers of John Openshaw were never to receive the orange pips which would show them that another, as cunning and as resolute as themselves, was upon their track. Very long and very severe were the equinoctial gales that year. We waited long for news of the "Lone Star" of Savannah, but none ever reached us. We did at last hear that somewhere far out in the Atlantic a shattered stern-post of a boat was seen swinging in the trough of a wave, with the letters "L. S." carved upon it, and that is all which we shall ever know of the fate of the "Lone Star."
一八八七年我们经手过一系列颇为有趣和趣味不大的案件，有关这些案件的记录，我都保留着。在这一年的十二个月的记录的标题中，有关于如下各案的记载："帕拉多尔大厦案"；“业余乞丐团案"，这个业余乞丐团在一个家具店库房的地下室拥有一个穷奢极侈的俱乐部；“美国帆船'索菲·安德森'号失事案"；“格赖斯·彼得森在乌法岛上的破案"；还有"坎伯韦尔放毒案"。记得在最后一案里，当歇洛克·福尔摩斯给死者的表上发条时，发现该表在两小时前曾被上紧了发条，从而证明在那段时间里死者业已上床就寝。这一推论对于廓清案情至关重要。所有这些案件，我有朝一日也许会略述其梗概，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案件比我现在就要执笔描述的有着一连串扑朔迷离的情节的案件更加怪诞不经。
那时正值九月下旬，秋分时节的暴风雨猛烈异常。一整天狂风怒号，苦雨击窗，甚至在这伟大的人类用双手建造起来的伦敦城内，我们在这时刻，也失去了从事日常工作的心情，而不得不承认伟大的自然界威力的存在。它犹如铁笼里未经驯服的猛兽，透过人类文明的栅栏向人类怒吼。随着夜幕的降临，暴风骤雨也更为猛烈。风时而大声呼啸，时而低沉饮泣，颇似从壁炉烟囱里发出来的婴儿哭泣声。福尔摩斯坐在壁炉的一端，心情忧郁，正在编制罪案记录互见索引；而我则坐在另一端，埋头于阅读一本克拉克·拉塞尔著的精采的有关海洋的小说。这时屋外狂风咆哮，瓢泼大雨渐渐变成海浪似的冲击，仿佛和小说的主题互相呼应，混成一体了。我的妻子那时正回娘家省亲，所以几天来我又成为我那贝克街故居的旧客了。
“嘿，"我说，抬头望了望我的同伴，“确实是门铃响。今夜谁还能来？也许是你的哪位朋友吧？”
“除了你，我哪里还有什么朋友？"他回答道。“我并不鼓励人们来访。”
“那末，是位委托人吧？”
“如果是委托人，案情一定很严重。如果不严重，此时此刻谁还肯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人更可能是咱们房东太太的亲密朋友。”
福尔摩斯猜错了，因为过道上响起了脚步声，接着有人在敲门。他伸出长臂把照亮他自己的那盏灯转向那张客人一定会在那里就座的空椅子一边，然后说：“进来吧。”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人，外貌大约二十二岁左右，穿着考究，服饰整洁，举止大方，彬彬有礼。他手中的雨伞水泄如注，身上的长雨衣闪烁发亮，这些都说明他一路上所经历的风吹雨打。他在灯光下焦急地向四周打量了一下。这时我看出他的脸色苍白，双目低垂。一个被某种巨大的忧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的神情往往如此。
“我应当向您道歉，"他边说边将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戴上。
"我希望我不致打扰您！我担心我已经把从暴风雨里带来的泥水玷污了您的整洁的房间。”
“把您的雨衣和伞都给我，"福尔摩斯说，“把它们挂在钩子上，一会儿就会干的。我看，您是从西南来的吧。”
“是的，从霍尔舍姆来的。”
“从粘在您鞋尖上混合在一起的粘土和白垩上，我就很清楚地看出您是从那里来的。”
“我是专诚来向您请求指教的。”
“这我很容易做到。”
“并且还要请您帮助哩。”
“那可就不总是那么容易了。”
“我已久闻大名，福尔摩斯先生。我听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说过，您是怎样把他从坦克维尔俱乐部丑闻案件中拯救出来的。”
“啊！不错。人家诬告他用假牌行骗。”
“他说您能解决任何问题。”
“他说得太过分了。”
“他还说您是常胜将军。”
“我曾失败过四次——三次败于几个男人，一次败于一个女人。”
“可是，这同您无数次的胜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错，一般地说，我还是成功的。”
“那么，对于我的事，您可能也会成功的。”
“请您把椅子挪近壁炉一些，讲一讲您这件案子的一些细节。”
“这决不是一个寻常的案子。”
“到我这里来谈的案子都是不寻常的。我这里成了最高上诉法院。”
“可是，先生，我想问您，在您的经验中，有没有听说过比我家族中所发生的一连串更为神秘、更难解释的事故？”
“您说的使我极感兴趣，"福尔摩斯说道。"请您首先告诉我们一些主要事实，我随后会把我认为最关紧要的细节提出来问您。”
那年轻人朝前挪动了一下椅子，把两只穿着潮湿鞋子的脚伸向炉火边。
他说：“我名叫约翰·奥彭肖。据我的理解，我自己本身同这一可怕的事件没有多大关系。那是上一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因此，为了使您对这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必须从这一事件的开端谈起。
“您要晓得，我的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的伯父伊莱亚斯和我的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康文特里开设一座小工厂，在发明自行车期间，他扩展了这个工厂，并享有奥彭肖防破车胎的专利权，因而生意十分兴隆，这就使他后来能够将工厂出让，而依靠一笔巨款过着富裕的退休生活。
“我的伯父伊莱亚斯年轻时侨居美国，成了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种植园主。据说他经营得很不错。南北战争期间，他在杰克逊麾下作战，后来隶属胡德部下，升任上校。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后，他解甲归田，重返他的种植园，在那里又住了三、四年。大约在一八六九或一八七○年，他回到欧洲，在苏塞克斯郡霍尔舍姆附近购置了一小块地产。他在美国曾发过大财，他之所以离美返英，是因为他厌恶黑人，也不喜欢共和党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政策。他是个很怪癖的人，凶狠急躁，发怒时言语粗鄙，性情极为孤僻。自从他定居霍尔舍姆以来的这些年月里，他深居简出，我不知道他曾否涉足城镇。他拥有一座花园，房子周围有两三块田地，他可以在那里锻炼身体，可是他却往往几个星期都一直足不出户。他狂饮白兰地酒，而且烟瘾极大，但他不喜欢社交，不要任何朋友，甚至和自己的胞弟也不相往来。
“他并不关心我；实际上，他还是喜欢我的，因为他初见我时，我不过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那是一八七八年，他已回国八、九年了。他央求我父亲让我同他一起住，他以他自己的方式来疼爱我。当他清醒不醉时，喜欢同我一起斗双陆、①玩象棋。他还让我代表他跟佣人和一些生意人打交道。所以到我十六岁时，已俨然成为一个小当家的了。我掌管所有的钥匙，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到我想去的任何地方，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只要不打扰他的隐居生活即可。不过，也有一个破特的例外，那就是，在阁楼那一层有着许多房间，而唯独其中一间堆存破旧杂物的房间，常年加锁，无论是我或其他任何人，他都严禁入内。我曾经怀着一个男孩子的好破心，从钥匙孔向屋内窥视。可是除了预料中在这样一间屋子里会堆存着的一大堆破旧箱笼和大小包袱之外，就别无其他了。
“有一天，那是在一八八三年三月，一封贴有外国邮票的信放在上校的餐盘前面。对他来说，一封来信却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因为他的帐单都用现款支付，他不管什么样的朋友都没有一个。‘从印度来的！'他一边拿起信来，一边诧异地说道，'本地治里的邮戳！这是怎么回事？'在他急忙拆开信封的时候，忽地蹦出五个又干又小的桔核嗒嗒地落在盘子里。我正待张嘴发笑，一看他的脸，我的笑容顿时从我的唇边消失了。只见他咧着嘴唇，双眼突出，面如死灰，直瞪瞪地瞧着颤抖的手中仍旧拿着的那个信封。'K．K．K．！'他尖叫了起来，接着喊道，‘天哪，天哪，罪孽难逃呀！'
“我叫道：‘伯伯，怎么啦？'
①又称十五子游戏，是一种双方各有十五枚棋子，掷骰子决定棋格数的游戏。——译者注
“‘死亡！'他说着，从桌旁站起身来，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剩下我在那里怕得心惊肉跳。我拿起了那信封，发现信封口盖的里层，也就是涂胶水的上端，有三个用红墨水潦草地写的Ｋ字。此外，除了那五个干瘪的桔核，别无他物。是什么原因使他吓得魂飞魄散呢？我离开那早餐的桌子上楼时，正好碰见他走下楼来，一手拿着一只旧得生了锈的钥匙——这一定是楼顶专用的了，另一手里却是一个象钱盒似的小黄铜匣。
“‘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我仍将战胜他们。'他发誓赌咒地说道，“叫玛丽今天给我房间里的壁炉升火，再派人去请霍尔舍姆的福德姆律师来！’
“我照他的吩咐办了。律师来到时，我被召唤到他的房间里。炉火熊熊，在壁炉的炉栅里有一堆黑色蓬松的纸灰烬。那黄铜箱匣放在一旁，敞着盖，里面空空如也。我瞧了那匣子一眼，大吃一惊，因为那匣子盖上印着我上午在信封上所见到的那样的三个Ｋ字。
“‘约翰，我希望你，'我伯父说道，‘作我的遗嘱见证人。我把我的产业，连带它的一切有利和不利之处，留给我的兄弟——也就是你的父亲。无疑以后从你父亲那里又会遗留给你的。如果你能平安无事地享有它们，自然是好；不过，如果你发觉不能，那末，孩子，我劝你把它留给你的死敌。我很遗憾给你留下这样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东西，但是我也真说不上事情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请你按照福德姆律师在遗嘱上指给你的地方签上你的名字吧。’
“我照律师所指之处签了名，律师就将遗嘱带走了。您可以想见，这件破特的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我反复思量，多方揣摩，还是无法明白其中奥秘。可是这件事留下来的模模糊糊的恐怖感觉却始终难于摆脱，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不安之感逐渐缓和，而且也没有发生任何干扰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尽管如此，我仍能看出我的伯父从此举止异常。他酗酒狂饮更甚于往日，并且更加不愿意置身于任何社交场所。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他自己的深室之内，而且室内门上还上了锁；但是他有时又象酒后发狂，从屋子里一冲而出，手握左轮手枪，在花园中狂奔乱跑，尖声叫喊，说什么他谁也不怕，还说不管是人是鬼，谁也不能把他象绵羊似地圈禁起来。等到这阵激烈的突然发作过去以后，他又心慌意乱地急急跑回房间里去，把门锁了起来，还插上门闩，好象一个内心深处渗透了恐惧的人，无颜再虚张声势地装下去那样。在这种时刻，我见到他的脸，即使在寒冬腊月，也是冷汗涔涔、湿漉漉的，似乎刚从洗脸盆里抬起头来。
“噢，福尔摩斯先生，现在说说此事的结局吧，不能再辜负您的耐性了。有一夜，他又撒了一回那样的酒疯，突然跑出去，可是这一回，却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去寻找他时，发现他面朝下摔跌在花园一端的一个泛着绿色的污水坑里。并未发现施行任何暴力的迹象，坑水也不过两英尺深，因此，陪审团鉴于他平日的古怪行径，断定为'自杀'事件。可是我素来知道他是个怕死的人，总觉得难于相信他竟会跑出去自寻短见。尽管如此，事过境迁。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地产，以及他存放在银行的大约一万四千镑存款。”
“等一等，"福尔摩斯插言道，“我预料您所说的这案情将是我所听到的一件最出破的案子。请把您的伯父接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的被信以为真的自杀日期告诉我。”
“收到来信的日期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日。他的死是在七个星期后的五月二日。”
“谢谢您。请说下去。”
“当我父亲接收了那座霍尔舍姆房产时，他应我的建议，仔细检查了长年累月挂上了锁的阁楼。我们发现那个黄铜匣子仍在那里，虽然匣内的东西已经被毁掉了。匣盖的里面有个纸标签写着ＫＫＫ．．．三个大写字母。下边还写有'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认为：这表明了奥彭肖上校所销毁的文件的性质。除了许多散乱的文件和记有我伯父在美洲的生活情况的笔记本外，顶楼上其余的东西都无关紧要。
这些散乱的东西，有些是关于战争时期的情况和他恪尽职守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记述；还有些是关于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大多与有关的记录，显然我伯父当时曾积极参加反对那些由北方派来的随身只带着一只旅行手提包进行搜刮的政客。
“唉，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时，正值一八八四年初，直到一八八五年元月，一切都称心如意。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我们大家围着桌子坐在一起吃早餐时，我的父亲忽然一声惊叫，只见他坐在那里，一手举着一个刚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手的五指伸开的掌心上有五个干瘪的桔核。他平日总嘲笑我所说伯父的遭遇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一旦他自己碰上了同样的事，却也吓得大惊失色，神志恍惚。
“‘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的心变成一块铅似地沉重。'这是ＫＫＫ．．．，'我说。
“他看看信封的内层。'不错，'他叫了起来，‘就是这几个字母。这上面又写着什么？’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从他肩膀背后望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道。
“‘花园里的日晷仪，别处没有，'我说，‘文件一定是被毁掉的那些。’
“‘呸！'他壮着胆子说。'我们这里是文明世界，不容许有这种蠢事发生！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从敦提来的，'我看了一下邮戳回答说。
“‘一个荒唐的恶作剧，'他说，‘我和日晷仪啦、文件啦，有什么关系？对这种无聊的事我不屑一顾。’
“‘要是我的话，就一定报告，'我说。
“‘这样，我痛苦，却让他们讥笑，我不干。’
“‘那末让我去报告吧？’
“‘不，也不许你去。我不愿为这种荒唐事庸人自扰。’
“与他争辩是徒劳的，因为他是个非常顽固的人。我只好走开，心里惴惴不安，充满大祸将临的预感。
“接到来信以后的第三天，我父亲离家去看望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他现在是朴次当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
我为他的出访而感到高兴，在我看来，仿佛他离开了家倒可避开危险。可是我想错了。他出门的第二天，我接到少校拍来一封电报，要我立即赶赴他那里。我父亲摔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这种矿坑在这附近地区是很多的。他摔碎了头骨，躺在里边不省人事。我急切地跑去看他，可是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从此与世长辞了。显而易见，他是在黄昏前从费尔哈姆回家，由于乡间道路不熟，白垩坑又无栏杆遮挡，验尸官便毫不迟疑地作出了'由于意外致死'的判断。我审慎地检查了每一与他死因有所关联的事情，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含有谋杀意图的事实。现场没有暴力行动的迹象，没有脚印，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关于看见路上有陌生人出现的记录。可是我不说您也知道，我的心情是非常不平静的。我几乎可以确定：一定有人在他的周围策划了某种卑鄙的阴谋。
“在这种不祥的情况下，我继承了遗产。您会问我为什么不把它卖掉。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深信，我们家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种意外事故所决定的，所以不管是在这所房子里，还是在另一所房子里，祸事必将同样紧平地威胁着我们。
“我父亲是在一八八五年一月惨遭不幸的，至今倏已两年八个月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在霍尔舍姆的生活还是幸福的。
我已开始抱着这种希望：灾祸业已远离我家，它已与我的上一代人一起告终了。谁知我这样的还为时过早。昨天早上，灾祸又临门了，情况和我父亲当年经历的一模一样。”
那年轻人从背心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了的信封，走向桌旁，他摇落在桌上五个又小又干的桔核。
“这就是那个信封，"他继续说道，“邮戳盖的是伦敦东区。
信封里还是我父亲接到的最后一封信里的几个字：'K.K．K'。
然后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您采取了什么措施没有？"福尔摩斯问道。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说实话，"他低下头去，用消瘦苍白的双手捂着脸，“我觉得毫无办法。我觉得自己象一只可怜的兔子面临着一条蜿蜒前来的毒蛇。我好象陷入一种不可抗拒和残酷无情的恶魔的魔爪之中，而这魔爪是任何预见、任何预防措施都无法防范的。”
“喷！喷！"福尔摩斯嚷道。"您一定要采取行动啊，先生。
否则，您可就完了！现在除了振作精神以外，没有别的什么能够挽救您的了。可没有唉声叹气的闲工夫啊！”
“我去找过了。”
“啊！”
“但是他们听我诉说以后，仅仅付之一笑。我相信那巡官已经形成固定的看法，认为那些信纯属恶作剧，我的两位亲人之死正如验尸官所说的，完全是出于意外，因此不必和那些前兆联系到一起。”
福尔摩斯挥舞着他紧握的双拳，喊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
“可是他们答应派一名，同我一起留在那房子里。”
“今晚同您一起出来了没有？”
“没有。他奉命只呆在房子里。”
福尔摩斯又愤怒得挥舞起拳头来。
“那么，为什么您来找我？"他叫道，“再说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您不一开始就来找我？”
“我不知道啊。只是到了今天，我向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谈了我的困境，他才劝我来找您的。”
“您接到了信已经整整过了两天。我们应当在此之前采取行动。我估计您除了那些已经向我提供的情节以外，没有更进一步的凭证——没有什么可以对我们有用的带有启发性的细节了吧。”
“有一件，"约翰·奥彭肖说。他在上衣口袋里翻找了一番以后，掏出了一张褪色的蓝纸，摊开放在桌上。“我有些记得，”他说，“那一天，我的伯父在焚烧文件的时候，我看见纸灰堆里有一些小的没有烧着的文件的纸边是这种特殊的颜色的。我在我伯父的屋子里的地板上发现这张纸。我倾向于这样的想法：它是从一叠纸里掉下来的，所以没被焚烧掉。纸上除了提到桔核之外，恐怕它对我们帮助不大。我想它也许是私人日记里的一页，字迹毫无疑问是我伯父的。”
福尔摩斯把灯移动了一下，我们两人弯来观看那张纸。纸边参差不齐，的确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上端写有"一八六九年三月"字样，下面是一些莫明其妙的记载，内容如下：四日：赫德森来。抱着同样的旧政见。
七日：把桔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和约翰·斯温。
九日：麦考利已清除。
十日：约翰·斯温已清除。
十二日：访问帕拉米诺。一切顺利。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同时把那张纸折叠起来还给了客人。"现在您连一分钟都不能再耽搁了。我们甚至没有时间来讨论您告诉我的情况。您必须马上回家，开始行动。”
“我应该怎么做呢？”
“只有一件事要做。而且一定要刻不容缓立即就办。您必须把给我们看过的这张纸放进您说过的那个黄铜匣子里去。
还要放进一张便条，说明所有其它文件都已被您的伯父烧掉了，这是仅剩的一张。您一定要用使他们能够确信无疑的措词。做完这一切以后，您必须马上就把黄铜匣子按信封上所说的放在日晷仪上。您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了。”
“现在不要想报仇之类的事。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来达到那目的。既然他们已经布下了罗网，我们也应该采取相应措施。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消除威胁您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其次才是揭穿秘密，惩处罪恶的集团。”
“谢谢您，"那年轻人说着站起身来，穿上雨衣，“您给了我新的生命和希望。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点去做。”
“您必须分秒必争。与此同时，您首先必须照顾好您自己，因为我认为，毫无疑问有一种非常现实和气近的危险正在威胁着您。您怎样回去呢？”
“从滑铁卢车站乘火车回去。”
“现在还不到九点钟。街上人还很多，所以我相信您也许能平安无事。不过，您无论怎样严加小心都不会过分。”
“我有武器在身。”
“那就好。明天我就开始办您这案子。”
“那末，我就在霍尔舍姆等着您？”
“不，您这案件的奥秘在伦敦。我将在伦敦寻找线索。”
“那末我过一天，或者两天，再来看您，告诉您关于那铜匣子和文件的消息。我将遵照您的指点逐一去办。"他和我们握手告别。门外狂风依旧呼啸不已。大雨瓢泼，簌簌不停地敲打着窗户。这个离破、凶险的故事似乎是随着狂风暴雨而来到我们这里的——它仿佛是强风中掉落在我们身上的一片落叶——现在又被暴风雨卷走了。
福尔摩斯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头向前倾，目光凝注在壁炉的红彤彤的火焰上。随后他点燃了烟斗，背靠坐椅，望着蓝色烟圈一个跟着一个地袅袅升向天花板。
“华生，我想我们经历的所有案件中没有一件比这个更为稀破古怪的了。"他终于做出了一个判断。
“除了'四签名'案外，也许是这样。”
“嗯，对了。除此之外，也许是这样。可是在我看来，这个约翰·奥彭肖似乎是正在面临着比舒尔托更大的危险。”
“但是，你对这是什么样的危险是否有了任何明确的看法？"我问道。
“它们的性质是没有疑问的了，"他回答说。
“那末，它们是怎么回事？谁是这个ＫＫＫ．．．？为什么他要一直纠缠着这个不幸的家庭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闭上了眼睛，两肘靠在椅子的扶手上，指尖合拢在一起，说道，“对于一个理想的推理家来说，一旦有人向他指明一个事实的一个方面以后，他就能从这一个方面不仅推断出导致这个事实的各个方面，而且能够推断出由此将会产生的一切后果。正如居维叶，经过深思默想就能根据①一块骨头准确地描绘出一头完整的动物一样。一个观察家，既已彻底了解一系列事件中的一环，就应能正确地说明前前后后的所有其它的环节。我们还没有掌握唯有理性才能获得的结果。问题只有通过研究才能获得解决，企图凭借直觉解决问题的人是会失败的。不过，要使这种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推理家就必须善于利用他已经掌握的所有事实，这是你不难理解的，其本身就意味着要掌握一切知识。而要做到这一点，即使在有了免费教育和百科全书的今天，多少也还是一种难得的成就。一个人要掌握对他工作可能有用的全部知识，倒也未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本身就一直在作此努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我们结交之初，你曾有一次十分精确地指出了我的局限性。”
“对，"我回答道，不禁笑了。"那是一张怪有趣的记录表。
我记得：哲学、天文学、学，打了零分；植物学，说不准；地质学，就伦敦五十英里以内任何地区的泥迹而言，算得造诣很深；化学，很独特；解剖学，没有系统；关于惊险文学和罪行记录是无与伦比的；是小提琴音乐家、拳击手、剑术运动员、律师；是服用可卡因和吸烟的自我毒害者。我想，那些都是我分析的要点。”
①ＧｅｏｒｇｅｓＣｕｖｉｅｒ，１７６９—１８３２，法国动物、古生物学家。——译者注
福尔摩斯听到最后一项，嘻嘻地笑了。"嗯，"他说，“就象我过去说的一样，我现在还是要说：一个人应当给他自己头脑的小小阁楼里装满他可能需要使用的一切。其余的东西可以放到他的藏书室里去，需要的时候，随时取用即可。现在，为了今晚我们接受的这样一桩案件，我们肯定需要把我们所有的资料都集中起来。劳驾把你身边书架上的美国百科全书里Ｋ字部的那一册递给我。谢谢你！让我们考虑一下形势，看看从中可能作出什么样的推论。首先，我们可以从一个有充分根据的假定开始——奥彭肖上校是由于某种有力的原因而离开美国的。到了他那样年纪的人是不会改变他全部的习惯的，他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佛罗里达的宜人的气候而回到英国来过乡镇的寂寥生活的。他对英国的孤独生活那样极为罕见的喜爱暗示着他心中惧怕某人、某事，因此我们不妨作出一个可用的假设，认为他是出于对某人、某事的恐惧离开美国的。
至于他所怕的是什么，我们只能其他和他的几个继承人所接到的那几次可怕的信件来推断。你注意到那几封信的邮戳了没有？”
“第一封是从本地治里寄出的，第二封是敦提，第三封是伦敦。”
“从伦敦东区寄出。你据此能推断出什么来呢？”
“那些地方都是海港。写信的人是在船上。”
“好极了，我们有了一条线索了。毫无疑问，很可能——极其可能——写信的人当时一定是在一条船上。现在我们再考虑第二点。就本地治里来说，从收到恐吓信起到出事时止，前后经过七个星期。至于敦提，仅仅经过大约三、四天。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前者路程较远。”
“可是信件也要经过较远的路程呀？”
“那我就不懂了。”
“至少可以这样假设：那个人或那一伙人乘坐的是一条帆船。看来好象他们破特的警告或信号总是在他们出发肇事以前发出的。你瞧，信号从敦提来后，紧接着事情就发生了，你说有多快。如果他们是从本地治里乘轮船来的，那他们会同那信同时到达。但是，事实上，过了七个星期才出事。我想那七个星期代表的是信件是由邮轮运来的，而写信的人是乘帆船来的这一时差。”
“大有可能。”
“不仅可能，而且大概就是这样。现在可以看出这桩新案子的极端紧迫性和为什么我极力告诫小奥彭肖要提高警惕。
灾祸总是在发信人旅程终了之后来临的。可是这一回是从伦敦来的，所以我们就刻不容缓了。”
“天哪！"我叫起来了。“这意味着什么？这种无情的！”
“奥彭肖所带的那个文件显然对于帆船里的一个人或一伙人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我想情况很清楚，他们一定不止一个人。单独一人不可能接连使得两人死于非命，而所用的手段则竟然瞒过了验尸陪审团。这里面必然有同伙数人，他们还一定是有勇有谋的人。他们非要把文件弄到手不可，不管是藏在谁那里。因此，你可以看出，．．．已不再是一个人的名ＫＫＫ字缩写，而是一个团体的标志。”
“是什么样团体的标志呢？”
“你没有——"福尔摩斯说道，一面俯身向前放低声音，"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三Ｋ党吗？”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福尔摩斯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放在他膝盖上的书。"瞧这儿，"随后他念道："克尤·克拉克斯·克兰，是一个名字。它来源于想①象中那种酷似扳起枪的击铁的声音。这个可怕的秘密团体是南方各州的前联邦士兵在南北战争以后组成的，并迅即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分会。其中在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卡罗来纳、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各州尤为引人注目。它的势力被用于实现其目的，主要是对黑人选民使用恐怖手段，谋杀或驱逐反对他们观点的人们出国。他们将施加暴行时通常是，先寄给受到敌视的人某种形状破怪但尚可辨的东西，例如，一小根带叶的橡树叶、几粒西瓜籽，或几个桔核，作为警告。受到敌视的人接到警告以后，可以公开宣布放平原有观点，或逃奔国外。如果置之不理，则必将遭受杀害，而且往往出于某种破怪的和意料不到的方式。那个团体的组织是如此严密，所使用的方法又是如此有系统，竟致在有案可稽的案件中，几乎从未见有哪个与之抗衡的人能够幸免于祸，也从未能追查到暴行的作案人。尽管美国政府和南方上层社会的努力阻止，这个团体在几年时间里还是到处蔓延滋长。最后，到了一八六九年，这个三Ｋ党运动竟突然垮台，虽然此后还不时发生这类暴行。”
福尔摩斯放下手中的书，说道：“你一定会看出，那个团体的突然垮台是和奥彭肖带着文件逃出美国同时发生的。两件事很可能互为因果。难怪奥彭肖和他的一家人，总有一些死对头在追踪他们。你一定能理解，这个记录和日记牵涉到美国南方的某些头面人物。再则，还会有不少人不重新找到这些东西是连觉都睡不踏实的。”
①即英文ＫｕＫｌｕｘＫｌａｎ——三Ｋ党。——译者注
“那末，我们看见过的那一页……”
“正如我们所料想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上面写着'送桔核给ＡＢ、和Ｃ。'那就是把团体的警告送给他们。然后，又接着写道：和ＡＢ已清除，或者已出国；最后还说访问过Ｃ；我担心这会给Ｃ带来不祥的后果。喂，医生，我想，我们可以让这个黑暗的地方获得一线光明，我相信，在这同一时间里，小奥彭肖的唯一机会就是按照我告诉他的去做。今天夜里，没有什么更多可说、更多可做的了。请你把小提琴递给我！让我们把这恼人的天气和我们同胞的不幸遭遇暂时置之脑后半个小时吧。”
清晨，天已放晴，太阳透过笼罩在这伟大城市上空的朦胧云雾闪耀着柔和的光芒。我下楼时，福尔摩斯已经在吃早餐了。
“你会原谅我没有等你吧，"他说，“我估计，我将要为小奥彭肖的案子忙碌一整天。”
“你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我问道。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初步调查的结果了。总之，我也许不得不去霍尔舍姆一趟。”
“你不先去那里吗？”
“不，我得从城里开始，只要拉拉铃，女佣人就会给你端杯咖啡来的。”
我在等待咖啡的时候，拿起了桌上还没有打开的报纸浏览了一下。我的目光停在一个标题上，心里打了一个冷战。
“福尔摩斯，"我叫了起来，“你晚了！”
“啊！"他放下了杯子答道，“我担心的正是这样。这是怎么搞的？"显然他说的时候很平静，但我已看出他内心很激动。
奥彭肖的名字和"滑铁卢桥畔的悲剧"这一标题吸引住了我的注意力。这个报道的内容如下：昨晚九时至十时之间，八班警士库克于滑铁卢桥附近值勤，忽闻有人呼救及落水之声。是夜伸手不见五指，又值狂风暴雨肆虐，故虽有过路者数人援助，亦无法营救。然而警报当即发出，经水上协同努力，终于捞获尸体一具。
验明该尸乃一名青年绅士。从其衣袋取出之信封，得知此人之姓名为约翰·奥彭肖，生前居住于霍尔舍姆附近。据推测，渠可能急于赶搭从滑铁卢车站开出之末班火车，匆忙间于一片漆黑中迷途，误踩一轮渡小码头之边缘而失足落水。尸体未见有任何暴力之痕迹。无疑死者乃因意外不幸而遇难，此事适足以唤起市政当局注意河滨码头之情况云云。
我们默默地坐了几分钟，福尔摩斯意气沮丧，深受震惊的神情是我从未见过的。
“这件事伤了我的自尊心，华生，"他终于开口说道，“虽然这是一种偏狭的感情，但它是伤了我的自尊心。现在这成为我个人的事了。如上帝假我以天年，我就要亲手解决这帮家伙。
他跑来向我求救，而我竟然把他打发走去送死……！"他从椅子里一跃而起，在房中踱来踱去，情绪激动，难以抑制。他深陷的双颊上浮现赧颜，两只瘦长的手不安地一会儿手指交叉着紧握在一起，一会儿又松开。
最后，他大声说道：“他们这帮魔鬼真是狡猾透了，他们怎么能够把他骗到那儿去的呢？那堤岸并不在直达车站的路线上呀！对于达到他们的目的来说，即使在这样一个黑夜，在那座桥上无疑也是人太多了。唉，华生，咱们瞧着吧，看谁最后取得胜利！我现在就要出去了！”
“去找吗？”
“不，我自己来当。等我结好了网，就可以来捕捉苍蝇了。可是要在结好网之后捕捉。”
这一整天我忙于我的医务工作，入暮很晚我才返回贝克街。福尔摩斯还没有回来。一直到快要十点钟了，他才面色苍白，精疲力尽地走了进来。他跑到碗柜旁边，撕下一大块面包，狼吞虎咽地嚼着，喝了一大杯水把它冲下去。
“你饿了，"我说。
“饿极啦！一直忘记吃东西了，早餐后就什么也没吃。”
“没吃东西？”
“一点也没吃，没功夫想到它。”
“进展如何？”
“不错。”
“有线索了吗？”
“他们在我的掌握之中了。小奥彭肖的仇不会报不了的。
嘿，华生，让咱们以仆人之道，还治仆人之身。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从碗柜里拿出一只桔子来，掰成几瓣儿，把桔核挤出来，放在桌上，从中选了五个，装到一个信封里面。在那信封口盖的反面，他写上"Ｓ．Ｈ．代Ｊ．Ｏ．"。①他封上信封，在上面写上"美国，佐治亚洲，萨凡纳，‘孤星号'三桅帆船，詹姆斯·卡尔霍恩船长收"等字样。
“当他进港时这封信已经在等着他了，"他得意地笑着说，"这封信会使他夜不安眠。他还会发觉这封信肯定是他死亡的预兆，正如奥彭肖从前所遭遇到的情况一样。”
“这个卡尔霍恩船长是什么人？”
“那帮家伙的头头。我还要搞其它几个人，不过先搞他。”
“那末，你怎样追查出来的呢？”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大张纸来，上面尽是些日期和姓名。
“我花了一整天的功夫，"他说，“用在查阅劳埃德船登记簿和旧文件的卷宗，追查一八八三年一、二月在本地治里港停靠过的每艘船在离港以后的航程。从登记上看，在这两个月里，到达那里吨位较大的船共有三十六艘。其中一艘叫做'孤星号'，它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这艘船虽然登记的是在伦敦结关的，但是却用了美国的一个州的名称来命名的。”
①即歇洛克·福尔摩斯（ＳｈｅｒｌｏｃｋＨｏｌｍｅｓ）代约翰·奥彭肖（ＪｏｈｎＯｐｅｎFｓｈａｗ）之意。——译者注“我想，是得克萨斯州。”
“是哪一州，我原来弄不清，现在也说不准；不过我知道它原先一定是艘美国船。”
“以后又怎样呢？”
“我查阅了敦提的记录。当我看到一八八五年一月三桅帆船'孤星号'抵达那里的记录时，我心里的猜想就变为确信无疑的了。我接着就对目前停泊在伦敦港内的船只的情况进行了查询。”
“结果呢？”
“那'孤星号'上星期到达这里。我跑到艾伯特船坞，查明这船今天早晨已趁着早潮顺流而下，返航萨瓦纳港去了。我发电报给格雷夫森德，得知这船已经在不久前驶过去了。由于风向是朝东的，我确信：这船此刻已开过古德温斯，离怀特岛不远。”
“那末，你想干什么呢？”
“我要去逮住他！他和那两个副手，据我所知，是那船上仅有的美国人。其余的是芬兰人和德国人。我还了解到他们三人昨晚曾离船上岸。这消息是当时正在给他们装货的码头工人说的。等到他们的这艘帆船到达萨瓦纳时，邮船也已经把这封信带到那地方了，同时海底电报则已经通知了萨瓦纳的，说明这三位先生是这里正在通缉中的被控犯有谋杀罪的人犯。”
然而，人谋布下的罗网纵极工巧，终不能没有丝毫漏洞。
谋杀约翰·奥彭肖的凶手竟然再也收不到那几个桔核了，而那几个桔核是会使他们知道世界上另外还有一个和他们同样狡猾、同样坚决的人正在追捕着他们。那年秋分时的暴风刮得久，刮得猛。我们等了很长时间，想得到萨瓦纳"孤星号"的消息，却一直杳无音信。终于我们听说：在远远的大西洋某处，有人看到在一次海浪的退潮中漂泊着一块破碎的船尾柱，上面刻着"Ｌ．Ｓ．"①两个字母，而我们所能知道的关于"孤星号"的命运仅此而已。
①"孤星号"原文为ｌｏｎｅＳｔａｒ，缩写为ＬＳ．．。——译者注
The year '87 furnished us with a long series of cases of greater or less interest, of which I retain the records. Among my headings under this one twelve months I find an account of the adventure of the Paradol Chamber, of the Amateur Mendicant Society, who held a luxurious club in the lower vault of a furniture warehouse, of the facts connected with the loss of the British barque "Sophy Anderson", of the singular adventures of the Grice Patersons in the island of Uffa, and finally of the Camberwell poisoning case. In the latter, as may be remembered, Sherlock Holmes was able, by winding up the dead man's watch, to prove that it had been wound up two hours before, and that therefore the deceased had gone to bed within that time--a deduction which was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in clearing up the case. All these I may sketch out at some future date, but none of them present such singular features as the strange train of circumstances which I have now taken up my pen to describe.
It was in the latter days of September, and the equinoctial gales had set in with exceptional violence. All day the wind had screamed and the rain had beaten against the windows, so that even here in the heart of great, hand-made London we were forced to raise our minds for the instant from the routine of life and to recognise the presence of those great elemental forces which shriek at mankind through the bars of his civilisation, like untamed beasts in a cage. As evening drew in, the storm grew higher and louder, and the wind cried and sobbed like a child in the chimney. Sherlock Holmes sat moodily at one side of the fireplace cross-indexing his records of crime, while I at the other was deep in one of Clark Russell's fine sea-stories until the howl of the gale from without seemed to blend with the text, and the splash of the rain to lengthen out into the long swash of the sea waves. My wife was on a visit to her mother's, and for a few days I was a dweller once more in my old quarters at Baker Street.
"Why," said I, glancing up at my companion, "that was surely the bell. Who could come to-night? Some friend of yours, perhaps?"
"Except yourself I have none," he answered. "I do not encourage visitors."
"A client, then?"
"If so, it is a serious case. Nothing less would bring a man out on such a day and at such an hour. But I take it that it is more likely to be some crony of the landlady's."
Sherlock Holmes was wrong in his conjecture, however, for there came a step in the passage and a tapping at the door. He stretched out his long arm to turn the lamp away from himself and towards the vacant chair upon which a newcomer must sit.
"Come in!" said he.
The man who entered was young, some two-and-twenty at the outside, well-groomed and trimly clad, with something of refinement and delicacy in his bearing. The streaming umbrella which he held in his hand, and his long shining waterproof told of the fierce weather through which he had come. He looked about him anxiously in the glare of the lamp, and I could see that his face was pale and his eyes heavy, like those of a man who is weighed down with some great anxiety.
"I owe you an apology," he said, raising his golden pince-nez to his eyes. "I trust that I am not intruding. I fear that I have brought some traces of the storm and rain into your snug chamber."
"Give me your coat and umbrella," said Holmes. "They may rest here on the hook and will be dry presently. You have come up from the south-west, I see."
"Yes, from Horsham."
"That clay and chalk mixture which I see upon your toe caps is quite distinctive."
"I have come for advice."
"That is easily got."
"And help."
"That is not always so easy."
"I have heard of you, Mr. Holmes. I heard from Major Prendergast how you saved him in the Tankerville Club scandal."
"Ah, of course. He was wrongfully accused of cheating at cards."
"He said that you could solve anything."
"He said too much."
"That you are never beaten."
"I have been beaten four times--three times by men, and once by a woman."
"But what i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number of your successes?"
"It is true that I have been generally successful."
"Then you may be so with me."
"I beg that you will draw your chair up to the fire and favour me with some details as to your case."
"It is no ordinary one."
"None of those which come to me are. I am the last court of appeal."
"And yet I question, sir, whether, in all your experience, you have ever listened to a more mysterious and inexplicable chain of events than those which have happened in my own family."
"You fill me with interest," said Holmes. "Pray give us the essential facts from the commencement, and I can afterwards question you as to those details which seem to me to be most important."
The young man pulled his chair up and pushed his wet feet out towards the blaze.
"My name," said he, "is John Openshaw, but my own affairs have, as far as I can understand, little to do with this awful business. It is a hereditary matter; so in order to give you an idea of the facts, I must go back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ffair.
"You must know that my grandfather had two sons--my uncle Elias and my father Joseph. My father had a small factory at Coventry, which he enlarged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 of bicycling. He was a patentee of the Openshaw unbreakable tire, and his business met with such success that he was able to sell it and to retire upon a handsome competence.
"My uncle Elias emigrated to America when he was a young man and became a planter in Florida, where he was reported to have done very well. At the time of the war he fought in Jackson's army, and afterwards under Hood, where he rose to be a colonel. When Lee laid down his arms my uncle returned to his plantation, where he remained for three or four years. About 1869 or 1870 he came back to Europe and took a small estate in Sussex, near Horsham. He had made a very considerable fortune in the States, and his reason for leaving them was his aversion to the negroes, and his dislike of the Republican policy in extending the franchise to them. He was a singular man, fierce and quick-tempered, very foul-mouthed when he was angry, and of a most retiring disposition. During all the years that he lived at Horsham, I doubt if ever he set foot in the town. He had a garden and two or three fields round his house, and there he would take his exercise, though very often for weeks on end he would never leave his room. He drank a great deal of brandy and smoked very heavily, but he would see no society and did not want any friends, not even his own brother.
"He didn't mind me; in fact, he took a fancy to me, for at the time when he saw me first I was a youngster of twelve or so. This would be in the year 1878, after he had been eight or nine years in England. He begged my father to let me live with him and he was very kind to me in his way. When he was sober he used to be fond of playing backgammon and draughts with me, and he would make me his representative both with the servants and with the tradespeople, so that by the time that I was sixteen I was quite master of the house. I kept all the keys and could go where I liked and do what I liked, so long as I did not disturb him in his privacy. There was one singular exception, however, for he had a single room, a lumber-room up among the attics, which was invariably locked, and which he would never permit either me or anyone else to enter. With a boy's curiosity I have peeped through the keyhole, but I was never able to see more than such a collection of old trunks and bundles as would be expected in such a room.
"One day--it was in March, 1883--a letter with a foreign stamp lay upon the table in front of the colonel's plate. It was not a common thing for him to receive letters, for his bills were all paid in ready money, and he had no friends of any sort. 'From India!' said he as he took it up, 'Pondicherry postmark! What can this be?' Opening it hurriedly, out there jumped five little dried orange pips, which pattered down upon his plate. I began to laugh at this, but the laugh was struck from my lips at the sight of his face. His lip had fallen, his eyes were protruding, his skin the colour of putty, and he glared at the envelope which he still held in his trembling hand, 'K. K. K.!' he shrieked, and then, 'My God, my God, my sins have overtaken me!'
"'What is it, uncle?' I cried.
"'Death,' said he, and rising from the table he retired to his room, leaving me palpitating with horror. I took up the envelope and saw scrawled in red ink upon the inner flap, just above the gum, the letter K three times repeated. There was nothing else save the five dried pips. What could be the reason of his overpowering terror? I left the breakfast-table, and as I ascended the stair I met him coming down with an old rusty key, which must have belonged to the attic, in one hand, and a small brass box, like a cashbox, in the other.
"'They may do what they like, but I'll checkmate them still,' said he with an oath. 'Tell Mary that I shall want a fire in my room to-day, and send down to Fordham, the Horsham lawyer.'
"I did as he ordered, and when the lawyer arrived I was asked to step up to the room. The fire was burning brightly, and in the grate there was a mass of black, fluffy ashes, as of burned paper, while the brass box stood open and empty beside it. As I glanced at the box I noticed, with a start, that upon the lid was printed the treble K which I had read in the morning upon the envelope.
"'I wish you, John,' said my uncle, 'to witness my will. I leave my estate, with all its advantages and all its disadvantages, to my brother, your father, whence it will, no doubt, descend to you. If you can enjoy it in peace, well and good! If you find you cannot, take my advice, my boy, and leave it to your deadliest enemy. I am sorry to give you such a two-edged thing, but I can't say what turn things are going to take. Kindly sign the paper where Mr. Fordham shows you.'
"I signed the paper as directed, and the lawyer took it away with him. The singular incident made, as you may think, the deepest impression upon me, and I pondered over it and turned it every way in my mind without being able to make anything of it. Yet I could not shake off the vague feeling of dread which it left behind, though the sensation grew less keen as the weeks passed and nothing happened to disturb the usual routine of our lives. I could see a change in my uncle, however. He drank more than ever, and he was less inclined for any sort of society. Most of his time he would spend in his room, with the door locked upon the inside, but sometimes he would emerge in a sort of drunken frenzy and would burst out of the house and tear about the garden with a revolver in his hand, screaming out that he was afraid of no man, and that he was not to be cooped up, like a sheep in a pen, by man or devil. When these hot fits were over, however, he would rush tumultuously in at the door and lock and bar it behind him, like a man who can brazen it out no longer against the terror which lies at the roots of his soul. At such times I have seen his face, even on a cold day, glisten with moisture, as though it were new raised from a basin.
"Well, to come to an end of the matter, Mr. Holmes, and not to abuse your patience, there came a night when he made one of those drunken sallies from which he never came back. We found him, when we went to search for him, face downward in a little green-scummed pool, which lay at the foot of the garden. There was no sign of any violence, and the water was but two feet deep, so that the jury, having regard to his known eccentricity, brought in a verdict of 'suicide.' But I, who knew how he winced from the very thought of death, had much ado to persuade myself that he had gone out of his way to meet it. The matter passed, however, and my father entered into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nd of some 14,000 pounds, which lay to his credit at the bank."
"One moment," Holmes interposed, "your statement is, I foresee,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to which I have ever listened. Let me have the date of the reception by your uncle of the letter, and the date of his supposed suicide."
"The letter arrived on March 10, 1883. His death was seven weeks later, upon the night of May 2nd."
"Thank you. Pray proceed."
"When my father took over the Horsham property, he, at my request, made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attic, which had been always locked up. We found the brass box there, although its contents had been destroyed. On the inside of the cover was a paper label, with the initials of K. K. K. repeated upon it, and 'Letters, memoranda, receipts, and a register' written beneath. These, we presume, indicated the nature of the papers which had been destroyed by Colonel Openshaw. For the rest, there was nothing of much importance in the attic save a great many scattered papers and note-books bearing upon my uncle's life in America. Some of them were of the war time and showed that he had done his duty well and had borne the repute of a brave soldier. Others were of a date dur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ern states, and were mostly concerned with politics, for he had evidently taken a strong part in opposing the carpet-bag politicians who had been sent down from the North.
"Well,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84 when my father came to live at Horsham, and all went as well as possible with us until the January of '85. On the fourth day after the new year I heard my father give a sharp cry of surprise as we sat together at the breakfast-table. There he was, sitting with a newly opened envelope in one hand and five dried orange pips in the outstretched palm of the other one. He had always laughed at what he called my cock-and-bull story about the colonel, but he looked very scared and puzzled now that the same thing had come upon himself.
"'Why, what on earth does this mean, John?' he stammered.
"My heart had turned to lead. 'It is K. K. K.,' said I.
"He looked inside the envelope. 'So it is,' he cried. 'Here are the very letters. But what is this written above them?'
"'Put the papers on the sundial,' I read, peeping over his shoulder.
"'What papers? What sundial?' he asked.
"'The sundial in the garden. There is no other,' said I; 'but the papers must be those that are destroyed.'
"'Pooh!' said he, gripping hard at his courage. 'We are in a civilised land here, and we can't have tomfoolery of this kind. Where does the thing come from?'
"'From Dundee,' I answered, glancing at the postmark.
"'Some preposterous practical joke,' said he. 'What have I to do with sundials and papers? I shall take no notice of such nonsense.'
"'I should certainly speak to the police,' I said.
"'And be laughed at for my pains. Nothing of the sort.'
"'Then let me do so?'
"'No, I forbid you. I won't have a fuss made about such nonsense.'
"It was in vain to argue with him, for he was a very obstinate man. I went about, however, with a heart which was full of forebodings.
"On the third day after the coming of the letter my father went from home to visit an old friend of his, Major Freebody, who is in command of one of the forts upon Portsdown Hill. I was glad that he should go, for it seemed to me that he was farther from danger when he was away from home. In that, however, I was in error. Upon the second day of his absence I received a telegram from the major, imploring me to come at once. My father had fallen over one of the deep chalk-pits which abound in the neighbourhood, and was lying senseless, with a shattered skull. I hurried to him, but he passed away without having ever recovered his consciousness. He had, as it appears, been returning from Fareham in the twilight, and as the country was unknown to him, and the chalk-pit unfenced, the jury had no hesitation in bringing in a verdict of 'death from accidental causes.' Carefully as I examined every fact connected with his death, I was unable to find anything which could suggest the idea of murder. There were no signs of violence, no footmarks, no robbery, no record of strangers having been seen upon the roads. And yet I need not tell you that my mind was far from at ease, and that I was well-nigh certain that some foul plot had been woven round him.
"In this sinister way I came into my inheritance. You will ask me why I did not dispose of it? I answer, because I was well convinced that our troubles were in some way dependent upon an incident in my uncle's life, and that the danger would be as pressing in one house as in another.
"It was in January, '85, that my poor father met his end, and two years and eight months have elapsed since then. During that time I have lived happily at Horsham, and I had begun to hope that this curse had passed away from the family, and that it had ended with the last generation. I had begun to take comfort too soon, however; yesterday morning the blow fell in the very shape in which it had come upon my father."
The young man took from his waistcoat a crumpled envelope, and turning to the table he shook out upon it five little dried orange pips.
"This is the envelope," he continued. "The postmark is London--eastern division. Within are the very words which were upon my father's last message: 'K. K. K.'; and then 'Put the papers on the sundial.'"
"What have you done?" asked Holmes.
"Nothing."
"Nothing?"
"To tell the truth"--he sank his face into his thin, white hands--"I have felt helpless. I have felt like one of those poor rabbits when the snake is writhing towards it. I seem to be in the grasp of some resistless, inexorable evil, which no foresight and no precautions can guard against."
"Tut! tut!" cried Sherlock Holmes. "You must act, man, or you are lost. Nothing but energy can save you. This is no time for despair."
"I have seen the police."
"Ah!"
"But they listened to my story with a smile.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inspector has formed the opinion that the letters are all practical jokes, and that the deaths of my relations were really accidents, as the jury stated, and were not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 warnings."
Holmes shook his clenched hands in the air. "Incredible imbecility!" he cried.
"They have, however, allowed me a policeman, who may remain in the house with me."
"Has he come with you to-night?"
"No. His orders were to stay in the house."
Again Holmes raved in the air.
"Why did you come to me," he cried, "and, above all, why did you not come at once?"
"I did not know. It was only to-day that I spoke to Major Prendergast about my troubles and was advised by him to come to you."
"It is really two days since you had the letter. We should have acted before this. You have no further evidence, I suppose, than that which you have placed before us--no suggestive detail which might help us?"
"There is one thing," said John Openshaw. He rummaged in his coat pocket, and, drawing out a piece of discoloured, blue-tinted paper, he laid it out upon the table. "I have some remembrance," said he, "that on the day when my uncle burned the papers I observed that the small, unburned margins which lay amid the ashes were of this particular colour. I found this single sheet upon the floor of his room, and I am inclined to think that it may be one of the papers which has, perhaps, fluttered out from among the others, and in that way has escaped destruction. Beyond the mention of pips, I do not see that it helps us much. I think myself that it is a page from some private diary. The writing is undoubtedly my uncle's."
Holmes moved the lamp, and we both bent over the sheet of paper, which showed by its ragged edge that it had indeed been torn from a book. It was headed, "March, 1869," and beneath were the following enigmatical notices:
"4th. Hudson came. Same old platform.
"7th. Set the pips on McCauley, Paramore, and John Swain, of St. Augustine.
"9th. McCauley cleared.
"10th. John Swain cleared.
"12th. Visited Paramore. All well."
"Thank you!" said Holmes, folding up the paper and returning it to our visitor. "And now you must on no account lose another instant. We cannot spare time even to discuss what you have told me. You must get home instantly and act."
"What shall I do?"
"There is but one thing to do. It must be done at once. You must put this piece of paper which you have shown us into the brass box which you have described. You must also put in a note to say that all the other papers were burned by your uncle, and that this is the only one which remains. You must assert that in such words as will carry conviction with them. Having done this, you must at once put the box out upon the sundial, as directed. Do you understand?"
"Entirely."
"Do not think of revenge, or anything of the sort, at present. I think that we may gain that by means of the law; but we have our web to weave, while theirs is already woven. The first consideration is to remove the pressing danger which threatens you. The second is to clear up the mystery and to punish the guilty parties."
"I thank you," said the young man, rising and pulling on his overcoat. "You have given me fresh life and hope. I shall certainly do as you advise."
"Do not lose an instant. And, above all, take care of yourself in the meanwhile, for I do not think that there can be a doubt that you are threatened by a very real and imminent danger. How do you go back?"
"By train from Waterloo."
"It is not yet nine. The streets will be crowded, so I trust that you may be in safety. And yet you cannot guard yourself too closely."
"I am armed."
"That is well. To-morrow I shall set to work upon your case."
"I shall see you at Horsham, then?"
"No, your secret lies in London. It is there that I shall seek it."
"Then I shall call upon you in a day, or in two days, with news as to the box and the papers. I shall take your advice in every particular." He shook hands with us and took his leave. Outside the wind still screamed and the rain splashed and pattered against the windows. This strange, wild story seemed to have come to us from amid the mad elements--blown in upon us like a sheet of sea-weed in a gale--and now to have been reabsorbed by them once more.
Sherlock Holmes sat for some time in silence, with his head sunk forward and his eyes bent upon the red glow of the fire. Then he lit his pipe, and leaning back in his chair he watched the blue smoke-rings as they chased each other up to the ceiling.
"I think, Watson," he remarked at last, "that of all our cases we have had none more fantastic than this."
"Save, perhaps, the Sign of Four."
"Well, yes. Save, perhaps, that. And yet this John Openshaw seems to me to be walking amid even greater perils than did the Sholtos."
"But have you," I asked, "formed any definite conception as to what these perils are?"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as to their nature," he answered.
"Then what are they? Who is this K. K. K., and why does he pursue this unhappy family?"
Sherlock Holmes closed his eyes and placed his elbows upon the arms of his chair, with his finger-tips together. "The ideal reasoner," he remarked, "would, when he had once been shown a single fact in all its bearings, deduce from it not only all the chain of events which led up to it but also all the results which would follow from it. As Cuvier could correctly describe a whole animal by the contemplation of a single bone, so the observer who has thoroughly understood one link in a series of incidents should be able to accurately state all the other ones, both before and after. We have not yet grasped the results which the reason alone can attain to. Problems may be solved in the study which have baffled all those who have sought a solution by the aid of their senses. To carry the art, however, to its highest pitch,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reasoner should be able to utilise all the facts which have come to his knowledge; and this in itself implies, as you will readily see, a possession of all knowledge, which, even in these days of free education and encyclopaedias, is a somewhat rare accomplishment. It is not so impossible, however, that a man should possess all knowledge which is likely to be useful to him in his work, and this I have endeavoured in my case to do. If I remember rightly, you on one occas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our friendship, defined my limits in a very precise fashion."
"Yes," I answered, laughing. "It was a singular document. Philosophy, astronomy, and politics were marked at zero, I remember. Botany variable, geology profound as regards the mud-stains from any region within fifty miles of town, chemistry eccentric, anatomy unsystematic, sensational literature and crime records unique, violin-player, boxer, swordsman, lawyer, and self-poisoner by cocaine and tobacco. Those, I think, were the main points of my analysis."
Holmes grinned at the last item. "Well," he said, "I say now, as I said then, that a man should keep his little brain-attic stocked with all the furniture that he is likely to use, and the rest he can put away in the lumber-room of his library, where he can get it if he wants it. Now, for such a case as the one which has been submitted to us to-night, we need certainly to muster all our resources. Kindly hand me down the letter K of the 'American Encyclopaedia' which stands upon the shelf beside you. Thank you. Now let us consider the situation and see what may be deduced from it. In the first place, we may start with a strong presumption that Colonel Openshaw had some very strong reason for leaving America. Men at his time of life do not change all their habits and exchange willingly the charming climate of Florida for the lonely life of an English provincial town. His extreme love of solitude in England suggests the idea that he was in fear of someone or something, so we may assume as a working hypothesis that it was fear of someone or something which drove him from America. As to what it was he feared, we can only deduce that by considering the formidable letters which were received by himself and his successors. Did you remark the postmarks of those letters?"
"The first was from Pondicherry, the second from Dundee, and the third from London."
"From East London. What do you deduce from that?"
"They are all seaports. That the writer was on board of a ship."
"Excellent. We have already a clue.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probability--the strong probability--is that the writer was on board of a ship. And now let us consider another point. In the case of Pondicherry, seven weeks elapsed between the threat and its fulfilment, in Dundee it was only some three or four days. Does that suggest anything?"
"A greater distance to travel."
"But the letter had also a greater distance to come."
"Then I do not see the point."
"There is at least a presumption that the vessel in which the man or men are is a sailing-ship. It looks as if they always send their singular warning or token before them when starting upon their mission. You see how quickly the deed followed the sign when it came from Dundee. If they had come from Pondicherry in a steamer they would have arrived almost as soon as their letter.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seven weeks elapsed. I think that those seven weeks represent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il-boat which brought the letter and the sailing vessel which brought the writer."
"It is possible."
"More than that. It is probable. And now you see the deadly urgency of this new case, and why I urged young Openshaw to caution. The blow has always fallen at the end of the time which it would take the senders to travel the distance. But this one comes from London, and therefore we cannot count upon delay."
"Good God!" I cried. "What can it mean, this relentless persecution?"
"The papers which Openshaw carried are obviously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person or persons in the sailing-ship. I think that it is quite clear that there must be more than one of them. A single man could not have carried out two deaths in such a way as to deceive a coroner's jury. There must have been several in it, and they must have been men of resource and determination. Their papers they mean to have, be the holder of them who it may. In this way you see K. K. K. ceases to be the initials of an individual and becomes the badge of a society."
"But of what society?"
"Have you never--" said Sherlock Holmes, bending forward and sinking his voice--"have you never heard of the Ku Klux Klan?"
"I never have."
Holmes turned over the leaves of the book upon his knee. "Here it is," said he presently:
"'Ku Klux Klan. A name derived from the fanciful resemblance to the sound produced by cocking a rifle. This terrible secret society was formed by some ex-Confederate soldiers in the Southern states after the Civil War, and it rapidly formed local branch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notably in Tennessee, Louisiana, the Carolinas, Georgia, and Florida. Its power was used for political purposes, principally for the terrorising of the negro voters and the murdering and driving from the country of those who were opposed to its views. Its outrages were usually preceded by a warning sent to the marked man in some fantastic but generally recognised shape--a sprig of oak-leaves in some parts, melon seeds or orange pips in others. On receiving this the victim might either openly abjure his former ways, or might fly from the country. If he braved the matter out, death would unfailingly come upon him, and usually in some strange and unforeseen manner. So perfect was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society, and so systematic its methods, that there is hardly a case upon record where any man succeeded in braving it with impunity, or in which any of its outrages were traced home to the perpetrators. For some years the organisation flourished in spite of the effo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of the better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South. Eventually, in the year 1869, the movement rather suddenly collapsed,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sporadic outbreaks of the same sort since that date.'
"You will observe," said Holmes, laying down the volume, "that the sudden breaking up of the society was coincident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Openshaw from America with their papers. It may well have been cause and effect. It is no wonder that he and his family have some of the more implacable spirits upon their track.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this register and diary may implicate some of the first men in the South, and that there may be many who will not sleep easy at night until it is recovered."
"Then the page we have seen--"
"Is such as we might expect. It ran, if I remember right, 'sent the pips to A, B, and C'--that is, sent the society's warning to them. Then there are successive entries that A and B cleared, or left the country, and finally that C was visited, with, I fear, a sinister result for C. Well, I think, Doctor, that we may let some light into this dark place, and I believe that the only chance young Openshaw has in the meantime is to do what I have told him. There is nothing more to be said or to be done to-night, so hand me over my violin and let us try to forget for half an hour the miserable weather and the still more miserable ways of our fellow-men."
It had cleared in the morning, and the sun was shining with a subdued brightness through the dim veil which hangs over the great city. Sherlock Holmes was already at breakfast when I came down.
"You will excuse me for not waiting for you," said he; "I have, I foresee, a very busy day before me in looking into this case of young Openshaw's."
"What steps will you take?" I asked.
"It will very much depend upon the results of my first inquiries. I may have to go down to Horsham, after all."
"You will not go there first?"
"No, I shall commence with the City. Just ring the bell and the maid will bring up your coffee."
As I waited, I lifted the unopened newspaper from the table and glanced my eye over it. It rested upon a heading which sent a chill to my heart.
"Holmes," I cried, "you are too late."
"Ah!" said he, laying down his cup, "I feared as much. How was it done?" He spoke calmly, but I could see that he was deeply moved.
"My eye caught the name of Openshaw, and the heading 'Tragedy Near Waterloo Bridge.' Here is the account:
"Between nine and ten last night Police-Constable Cook, of the H Division, on duty near Waterloo Bridge, heard a cry for help and a splash in the water. The night, however, was extremely dark and stormy, so that, in spite of the help of several passers-by, it was quite impossible to effect a rescue. The alarm, however, was given, and, by the aid of the water-police, the body was eventually recovered. It proved to be that of a young gentleman whose name, as it appears from an envelope which was found in his pocket, was John Openshaw, and whose residence is near Horsham. It is conjectured that he may have been hurrying down to catch the last train from Waterloo Station, and that in his haste and the extreme darkness he missed his path and walked over the edge of one of the small landing-places for river steamboats. The body exhibited no traces of violence, and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deceased had been the victim of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which should have the effect of call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authorities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riverside landing-stages."
We sat in silence for some minutes, Holmes more depressed and shaken than I had ever seen him.
"That hurts my pride, Watson," he said at last. "It is a petty feeling, no doubt, but it hurts my pride. It becomes a personal matter with me now, and, if God sends me health, I shall set my hand upon this gang. That he should come to me for help, and that I should send him away to his death--!" He sprang from his chair and paced about the room in uncontrollable agitation, with a flush upon his sallow cheeks and a nervous clasping and unclasping of his long thin hands.
"They must be cunning devils," he exclaimed at last. "How could they have decoyed him down there? The Embankment is not on the direct line to the station. The bridge, no doubt, was too crowded, even on such a night, for their purpose. Well, Watson, we shall see who will win in the long run. I am going out now!"
"To the police?"
"No; I shall be my own police. When I have spun the web they may take the flies, but not before."
All day I was engaged in my professional work, and it was late in the evening before I returned to Baker Street. Sherlock Holmes had not come back yet. It was nearly ten o'clock before he entered, looking pale and worn. He walked up to the sideboard, and tearing a piece from the loaf he devoured it voraciously, washing it down with a long draught of water.
"You are hungry," I remarked.
"Starving. It had escaped my memory. I have had nothing since breakfast."
"Nothing?"
"Not a bite. I had no time to think of it."
"And how have you succeeded?"
"Well."
"You have a clue?"
"I have them in the hollow of my hand. Young Openshaw shall not long remain unavenged. Why, Watson, let us put their own devilish trade-mark upon them. It is well thought of!"
"What do you mean?"
He took an orange from the cupboard, and tearing it to pieces he squeezed out the pips upon the table. Of these he took five and thrust them into an envelope. On the inside of the flap he wrote "S. H. for J. O." Then he sealed it and addressed it to "Captain James Calhoun, Barque 'Lone Star,' Savannah, Georgia."
"That will await him when he enters port," said he, chuckling. "It may give him a sleepless night. He will find it as sure a precursor of his fate as Openshaw did before him."
"And who is this Captain Calhoun?"
"The leader of the gang. I shall have the others, but he first."
"How did you trace it, then?"
He took a large sheet of paper from his pocket, all covered with dates and names.
"I have spent the whole day," said he, "over Lloyd's registers and files of the old papers, following the future career of every vessel which touched at Pondicherry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in '83. There were thirty-six ships of fair tonnage which were reported there during those months. Of these, one, the 'Lone Star,' instantly attracted my attention, since, although it was reported as having cleared from London, the name is that which is given to one of the states of the Union."
"Texas, I think."
"I was not and am not sure which; but I knew that the ship must have an American origin."
"What then?"
"I searched the Dundee records, and when I found that the barque 'Lone Star' was there in January, '85, my suspicion became a certainty. I then inquired as to the vessels which lay at present in the port of London."
"Yes?"
"The 'Lone Star' had arrived here last week. I went down to the Albert Dock and found that she had been taken down the river by the early tide this morning, homeward bound to Savannah. I wired to Gravesend and learned that she had passed some time ago, and as the wind is easterly I have no doubt that she is now past the Goodwins and not very far from the Isle of Wight."
"What will you do, then?"
"Oh, I have my hand upon him. He and the two mates, are as I learn, the only native-born Americans in the ship. The others are Finns and Germans. I know, also, that they were all three away from the ship last night. I had it from the stevedore who has been loading their cargo. By the time that their sailing-ship reaches Savannah the mail-boat will have carried this letter, and the cable will have informed the police of Savannah that these three gentlemen are badly wanted here upon a charge of murder."
There is ever a flaw, however, in the best laid of human plans, and the murderers of John Openshaw were never to receive the orange pips which would show them that another, as cunning and as resolute as themselves, was upon their track. Very long and very severe were the equinoctial gales that year. We waited long for news of the "Lone Star" of Savannah, but none ever reached us. We did at last hear that somewhere far out in the Atlantic a shattered stern-post of a boat was seen swinging in the trough of a wave, with the letters "L. S." carved upon it, and that is all which we shall ever know of the fate of the "Lone Star."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