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指冯友兰——引者注)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摘自冯友兰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15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　　教祺毛泽东——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冯友兰小传

　　冯友兰(1895—1990年)，字芝生，汉族，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其父字台异，字树候，清光绪戊戌科进士。冯友兰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1919年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读研究生，从师新实在论者孟太格，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回中国。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28年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主任，其间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教的同时，冯友兰于1926年出版了《人生哲学》一书，193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有英文、日文译本。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总共写了六部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1947年，他用英文写成《中国哲学小史》，这本书有法文、意大利文、南斯拉夫文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共2册。1990年7月，他以95岁高龄完成了7卷本150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同年11月与世长辞。　　幼年时，冯友兰在家里的私塾读书，其间接触了一些新东西，还阅读了诸如《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刊。1912年，冯友兰考取上海的中国公学。当时学校无论开设什么课，都采用英文原书，有一门课程是逻辑，所用的课本，是耶芳斯的《逻辑要义》，先来的一位先生，公开地把这本书当一本英文读本来教。从此，冯友兰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钻研，做习题，由此又引发了他对哲学的兴趣。正是这个兴趣使冯友兰在1915年8月投考了北京大学学哲学，毕业后又回到开封，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执教。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冯友兰与几位好友也在河南宣传新文化，响应五四运动，他们办了一个刊物《心声》，冯友兰任编辑。他在起草的发刊词中写道：“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进进步。”　　1919年，冯友兰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当研究生，从师新实在论者孟太格。在学习中，他发现中国与西方交战，打了败仗，中国落后了，落后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近代科学；而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不是因为中国人愚昧，“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中国的传统哲学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力求理智的满足；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为最终目的。中西方哲学的两种理想、两种追求造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在中西文化交战中屡战屡败。以此观点，冯友兰用英文写成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用英文原文出版)。后又用中文写出来，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生哲学》教科书，于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就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文本，只有最后两章是附加上去的。这最后两章是他于1923年写的一篇讲演稿。商务印书馆先已将这两篇文章列于他们出版的《小百科全书》，题名为《一个新人生观》。《人生哲学》是冯友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著作。　　冯友兰于1923年在美国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回中国，任中州大学文科主任。1925年到广东大学执教，不久又转至燕京大学。为什么要去广州?实际上，冯友兰主要是想到广州看看这个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人心都倾向广州，好像在抗战时期倾向延安那样。那时候，孙中山先生已去世了。广东一省，又为本省的几个军阀所割据。所谓革命中心的国民政府的权力，只能及于广州这个城市。冯友兰离开开封以前，碰见于右任，便问他：“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于右任回答他：“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友兰当然是想当一个革命的人，就决定去了。在燕京大学时，北京的教育界非常困难，为数不多的教育经费，也被军阀们挪用了。学校往往只发几成的工资。有一个教授，同时在四个大学教课，到了年节，四个大学都发不出工资，当时称为“四大皆空”。那时教育界人所羡慕的有两个大学：一个是清华大学，一个是燕京大学。这两个大学都是每月工资照发。冯友兰在燕京大学占了一个地位，在当时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但他又总觉得燕京不是“安身立命之地”。冯友兰这一段的哲学思想转变过程，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他在《一个新人生观》一文中，将不同的哲学学说揉合在一起，扼要地论述了宇宙观、认识论、人生观等哲学问题，内容芜杂，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体系。其中有些思想观点后来被纳入新理学体系，成为新理学的因素并得到发展，有些思想观念后来被冯友兰放弃了。　　1928年，冯友兰离开燕京大学到清华大学执教，任哲学教授，后担任文学院院长。这一段时期他讲授的是中国哲学，通过多年积累，至1934年，冯友兰完成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此书的出版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这本书后来由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迄今它仍是西方人系统地了解中国哲学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