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诗变——从韩东《大雁塔》到于坚《长安行》及《回归论坛》--野航 (deleted by accident)

[博弈]

姜耕玉 (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世界华文诗歌研究所所长)




西安（长安），作为資深的历史文化名城，已成了传统的隐喻，却也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诗歌的演变和发展过程的见证。
1983年韩东在西安写下了《有关大雁塔》，20年后于坚去西安又写下了《长安行》（组诗中亦有《大雁塔》）。乍看这两位诗人表现“西安”意象的诗意相悖反，实则又相合一。与其说于坚的《大雁塔》及《长安行》是对韩东《大雁塔》的背反，不如说是“反叛”20年诗歌过程（有成功也有失败）的必然或归宿，是第三代诗歌20年的叛离与回归的实现，具有世纪之交诗歌的终结与开始的意味。
这一“诗变”，发生在文化全球化与民族诗歌传统危机的背景下，标举九十年代先锋诗歌队伍的分化和重组，也标举着中国诗歌先锋精神的转移。
考察一首诗，不可离开特定时代的语境和背景。否则，就没有诗和文学史。韩东《有关大雁塔》，正因为与北岛等朦胧诗一样，表现了对八十年代初封闭已久的中国 “左”的僵化传统势力的冲击力，才富有诗的生命力和价值。我并不否认这首诗所包涵的平民意识的恒久意义，但现时读来就失去了当年的铮铮锋芒，并露出了反传统、反文化的极端主义倾向。然而，这一负面因素在当年却也是构成这首诗的在场意义的积极因素。如同当年韩东对中国诗人扮演“卓越的政治动物”、“稀有的文化动物”、“深刻的历史动物”的批判，一旦诗人摆脱了这种世俗的角色，批判也就失去了意义。一首诗、一种理论观点，并不以是否具有恆久性而认同其价值，它们的在场意义，更多的表现在诗史价值方面。尽管后来韩东告别了〈〈有关大雁塔〉〉式的写作，旨趣于“诗到语言为止”的探索，但这首诗还是成了他的诗歌生涯中没有逾越的置高点。没有八十年代诗歌的思想文化批判，就没有九十年代诗歌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没有海子和“他们”等诗群在生命关怀中对传统的叛离，今日于坚们的回归也毫无意义。
八十年代诗歌的先锋精神是直接切入社会现实的个体自由精神。而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则以对生命意识的张扬为基本精神。诗歌归于人自身，归于生命，无疑是二十世纪新诗的本质性的突进。八十年代中后期，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涌入中国诗坛的背景下，海子以自身对生命痛苦体验的深刻，把诗引入整个人类的生命形象。他创造的麦子意象，表明“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并非“一无所有”、“两手空空”（《答复》），仍可看出他所具备的诗人的主体意识。后来诗社迭起，消解了诗人主体，把个体生命存在的人类化推向极端，导致生命体验的狭隘化与对原型意象的大量复制。尽管九十年代先锋诗人的极端主义表现也为诗歌普遍向生命突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一旦诗歌抵达了生命家园，诗人的国别和文化身份就成了不可绕开的问题。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形成的诗风，一直保持和延续至今，仍奉为新诗写作时尚，实则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并由于它沿袭和张扬了“五四”新诗传统的负面因素，致使新诗语言弊端暴露无遗。沈奇对此已作过批评：“这是个惟时尚是问的时代，看似个性张扬，实是无性仿生。”他提出当前新诗写作，要“回归个体人格和自由心性，并重新认领诗的美学元素，以求在守护中拓进的良性发展”。（《告别时尚写作》，2002。3《诗刊》下半月刊）当下重新确认诗人的文化身份，焦点在于：是单单沿着新诗的现代性轨道一意孤行，还是对现代汉语诗人与汉诗构成的美学元素的认领,坚持现代性与汉语性相统一的诗歌探索？只要从这一背景意义上考察，就会认为于坚的《长安行》而引起的“诗变”，具有不可低估的诗学价值。
于坚在1979年地下诗歌集会上朗诵诗歌，接着写下了《罗家生》这一开口语化叙述先河的优秀作品，也有像《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切入生存状态的真实的深刻的力作。他和韩东是《他们》诗社的领衔人物。《长安行》可以视为于坚多年来日渐滋长的回归母语、回归汉诗传统的成果。他在《致伊沙》中表白：“今年7月27 日，我第三次来到西安，我终于看到了长安，我是有福之人啊，我不是喝狼奶长大的，我外祖母是一个文盲而知道敬畏李白的人。”于坚在这一次“看见了长安”，显然是因为“长安”因为传统文化在他心目中有了地位，乃至“有回家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出于这位48岁的汉语诗人的內需，正如他在《大雁塔》中所写：
感到自己的肉太轻 /一向恐惧的那些 /太轻 一向重视的那些 /太轻不足为凭 /收起乖 戾 的羽毛 / 我跟着古代的老百姓 /跟着黄帝 /跟着僧人和使者 /跟着李白 /跟着长安 /默默地跪下来
据陪游的伊沙说，于坚把自己的大光头抵在大雁塔夕阳色的砖上。诗抒写的情绪是真实的，在富于跳跃的节奏中，闪现着一种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永恒的建筑的亲和力。“我们钻进雁塔/要看看大唐朝的肚子里/凌空高蹈的都是什么”。诗人与古人对话，褒中带刺，亲昵中有讥诮。尤其是他和他的外祖母所敬畏的李白，在几首诗中屡屡出现，乃至幻觉中见到李白，“我流下热泪/两行”。李白是具有酒精神的大诗人，他的诗亮开了封建王国中最大的自由空间。从“李白”意象中，不难感受到于坚回归传统的尺度和位置。
于坚这组诗在2002年8月6日《诗江湖》网站上发表之后，引起不小的争论。这种“诗变”而引发的争论，虽然发生在民间诗社中，但应是对整个先锋诗歌队伍而言。即是说，这位执意“像三十年前那样，一个人，一意孤行”的先锋诗人，所表现的揭竿而起时的那种勇气和几分壮烈，更能引证这一诗歌反叛或回归的必要性和震撼力。实际上九十年代中后期，“他们”诗社中就弥生了“回归”情绪，1995年杜马兰发出《我们是否在失去汉语？》（《他们》第九辑1995）的诘问，2001年小海与野航、欧阳建华,唐棣等发起成立《回归论坛》网站。《回归》第4期（2002年8月）卷首语中对回归內涵，作了8点阐述，这里不妨列举前4点：“1、有别于诗歌语言的洋化和异化，对汉语本位的回归；2、有别于诗歌界的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国诗歌传统的回归；3、有别于矫情，玄怪，抽象，对诗歌的自然品格的回归；4、有别于学院写作，对诗歌源泉的回归；…… ”从中不难看出“回归”诗人们的动意及其不可遏制的趋势，也反映了世纪初诗壇普遍滋生的一种情绪。由此看来，于坚并非“孤行”，《长安行》正凸现了诗坛世纪初情绪。因而，于坚的反叛或回归，是先锋诗歌演变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
中国现代诗回到汉语本位，毫无削减或消解诗的现代性的意味。只要不把对汉诗传统的叛离与回归引向二元对立，找回和修复现代与传统之间相连的精脉，就会获得新诗的现代性与汉语性双重递增的可能。中国诗歌无法脱离汉语的文化传承。引进外来诗体，效法西方“现代”、“后现代”，倘若不能切入汉诗创造的艺术轨迹，不能发挥汉字、词所特有的活力和诗意，甚至模糊或抹去其文化踪迹，怎能展示现代汉诗的个性和优势？这个伴随新诗诞生就出现的问题，今天变得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既然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仍是以对汉语传统的叛离和决裂，而抵达全球化的生命家园，那么找回诗人的国别与诗人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就不能不成为当务之急。这大概也是“汉语诗人”与“国际诗人”的分歧所在。所谓回归，首先标举诗人对母语和汉诗传统的尊重和认领，是诗人的自我检视和完善，寻求和构筑一个坚实丰厚的基点，展开21世纪汉诗创造的翅膀。于坚深以自己如今是“一个汉语诗人”、“汉语的……容器”而自慰，这恰是点击了使他的诗歌发生重要变化的两个关键词。“汉语诗人”标示国别性，新诗对母语的回归；“容器”标举诗人的文化身份，“熊掌”与“鱼”兼而得之的融通的文化胸怀。这对于长期以来背离传统走得愈来愈远的诗歌状态，岂不语中肯綮？而对于于坚的创作而言，则是一种清醒，是反观20年诗歌经验的自觉，是进入成熟期的表现。
现代诗人的这种汉语精神，岂不可以理解为振兴21世纪汉诗亟待高扬的先锋精神？从这一意义上说，“回归”并不一定告别“先锋”。于坚也不必认为“终于把 ‘先锋’这顶欧洲礼帽从我头上甩掉了”。去年12月，我与台湾一位著名现代诗人交谈，他似乎也不乐意我尊称他为“先锋”。如果“先锋”这个褒义词由于被人染指成了贬义，那么，我们就认真地洗去污迹而恢复其本色。譬如，“后现代”、“后后现代”（“先锋们”）总是以极端主义的暴戾姿态出现，似乎非如是就不足以“建功立业”，独领风骚于诗坛。这岂不正落入于坚所深恶痛绝的“1966年那段历史培养起来的文化习气”，以“非黑即白”或“打倒一切”的“造反”为荣的先锋意识？这倘若还影响着我们，应当从骨髓里清洗掉。而对于西方的先锋，只要不是照搬照套，而是用其精神，并转嫁或移植到汉诗之中，就应该挺直腰杆“先锋”。
中国诗坛亦如球场，不可缺少前锋（先锋），惟如是，方能保持多元竟存的诗歌格局的生态平衡，保持新诗创造的蓬勃生机。
诗歌“西安”，最古老也最现代。我们走得再远，背后仍是“长安”。21世纪汉诗的鴿子正在大雁塔上空盘旋，祝愿鸽子们早日飞向蔚蓝的天空。
注：文中有关于坚引言和作品，均出自《作家》杂志2002年第10期。 2003．1．28初稿 7．13又改于南京望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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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有林

2006-11-26 22:40:02
相对于散文小说来说，可能诗歌更能回到“汉语”。走过漫长的Ｄ文化，可以这么说，汉语的表达是退化了。退到失语时，也便是他的表达时了。浪子有种感觉，许多诗人写出的东西，只能说是适合于需要的东西。于自身，于写作者自身来说，表达一次，恰好远离自身一分。




井冽寒泉

2006-11-28 18:47:50
边上看不见，各位朋友可以粘下看。




小寒

2006-12-05 17:12:51
文章看不全啊!先锋也好,不先锋也好,是诗就成.但一定要是诗啊!这是起码的.除此之处要多先锋都行.




[匿名] 尘埃一子

2006-12-06 08:42:41
拜读,谢谢转载,偶尔来一下,能读到这么一篇文章,也不白走一趟了.问好.




木勺把

2006-12-11 04:16:49
我在西安工作多年,很厚重的城市,每一块砖都比诗丰富.学习了,问好!




安徽李皓

2006-12-18 17:01:24
问好您，学习了，好文！
圣诞快乐！





安徽李皓

2006-12-18 17:23:39
学习




[匿名] 胡桑

2006-12-25 10:55:20
曾在西安待过四年。读来亲切。
只是于坚西安行，也成“诗变”未免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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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ingdao]

看来《回归》是一个很早的努力,可惜没能坚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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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航]

[白水]

[博弈]

适逢最近正琢磨，先摘三点我在不同帖里提到的

1.文字与文化的 承载与包含关系 的演变

2.罗兰?巴特的五个语码（选择语码、意素语码、
文化语码、阐释语码、象征语码）不失为解读新诗的一个起点。

3。“一般来说，越有民族性的作品，也就越有国际性。“
这点我倒是渐持不同看法。还要整理我的想法（需要一点时间）

本帖中亦取一段相关的
。。。
《回归》第4期（2002年8月）卷首语中对回归內涵，作了8点阐述，这里不妨列举前4点：“1、有别于诗歌语言的洋化和异化，对汉语本位的回归；2、有别于诗歌界的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国诗歌传统的回归；3、有别于矫情，玄怪，抽象，对诗歌的自然品格的回归；4、有别于学院写作，对诗歌源泉的回归；…… ”

有一个重点是易被疏忽的：
今日不同旧世界的是，不同语言、文化的相互传播影响，文化语码与语言的老关系已被淡化，模糊化，甚至解放；诗的环境是一个个异同时空Zeitgeist（且翻做时代精神，见下）的交互渗透，不如古时‘纯’。中国文明自初始以来的独立发展是世界文明史的一个异数(取自“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故中国汉诗的现代进程异常艰辛，充分回归不会是一个顺应时代精神的语言进化。要解析上述 ‘1 ‘才会有发展之道。海外汉语诗人的边缘化论其实是过度 多数人文 本位的视角，不了解 ‘1’。揭开了 1，往下的 2，3 就容易了。要放一个大胆的假设，甚至是汉字导致中国(相对于其他文明)的退步的可能大于因文化的因素。例证，所谓边缘文化的华人并未退步，文化未弃，语言不同有以致之。韩日亦然。这会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论点。交流。北美枫上有世界各地的华人来交流，极端一点来说，从不看两相厌到相看两不厌需要诗人先去主关承载。堪与诗人苦，诗人不应做文化上禁欲的苦行僧。

没想到越打越长，打住。

Zeitgeist；
The spirit of the time; the taste and outlook characteristic of a period or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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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ingdao]

我现在很喜欢王小妮的诗歌，感觉她做到了：
用时代的语言，写具有民族特色的自我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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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航]

[野航]

[杨光]

诗歌在不断探索中进步,从西安'诗变——从韩东《大雁塔》到于坚《长安行》及《回归论坛》--野航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新诗发展的某些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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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航]

[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