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智昌：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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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智昌：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


2007年08月05日 深圳商报


初闻“陆智昌”，这颇显老派的名字，暗想定是在京城文化熏染多年，方有如此功力。未料，这位拥有无数拥趸的装帧艺术家，不仅年轻而时尚，更加远离中原文化，他的成长与成熟都是从香港起步。

陆智昌是个奇妙的混合体。他的设计是从西方学来的，却偏偏在强烈的形式感、色彩感中注入中国式的写意和诗意。他是个标准的机器迷，手边有很多台苹果电脑，慢条斯理的腔调与文字中却流淌着一股老派文人的质朴之气。他是个众所周知的卡通迷，公开照不是与阿童木相伴，便是站在巨大的机器猫和大雄身旁，腼腆地微笑，然而，那一部部清秀雅致、简洁大气、率性拓落的封面装帧，却又昭示着他的丰厚学养。

老一代装帧艺术家吕敬人曾说，陆智昌的封面设计对中国出版影响巨大，“阿智带来一种语境、一种意境，清秀、安静”，给内地书装吹来一股清风，提高了书籍之“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近日，本报记者连线这位封面设计大腕，畅谈封面之“美”那说不尽的深意。

专访“一石文化”艺术总监、装帧艺术家陆智昌：

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本报记者刘悠扬

“一本书‘美’的核心是情感”

《文化广场》：书有形态，还有神态，形态吸引了眼睛，神态才让人动心。好的封面应该兼具形态与神态之美，这是我所理解的封面之美。您所理解的封面之“美”具

备哪些要

素？您觉得一本

书的“美”的核心是什么？

陆智昌：你说的可能是对“美”最标准的诠释了，也可算是基本的要素吧。关于一本书的“美”的核心，以我来看是情感吧。情之所在，形、神有时不一定那么重要。

《文化广场》：您对封面装帧设计的追求是什么？是否是您总提到的“润物无声”境界？一个完美的封面设计应该达到怎样的效果？

陆智昌：坦白说，真是无所求。“润物无声”不是单单能凭一己之力便能达到，它需要一个环境、一个时代的配合，到了某个机缘便有它生存的土壤。完美的封面设计……十多年前在巴黎的一间很小书店里，早上9时多的冬日洒满一角落的书桌，那时觉得书真美，至今难忘，这不知能不能解答这问题。

“心灵之美往往比物态之美更重要”

《文化广场》：在封面设计中，“美”与“丑”似乎也存在辩证关系。“美”是基本要求，但设计过程中不是将丑陋的筛出来、将美丽的堆积起来就能得到最好的一个，您的封面设计向来喜欢做减法，像我知道的《陈寅恪集》您读了很久才落笔设计，但最后出来的方案竟然极其简洁，封面上面一小块地方为出版者、作者和书名，下面一片开阔天地，只有两列文字，文字为陈寅恪撰文、林志均书丹的王国维墓志上的拓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些读者并不能体会这种洗尽铅华的“美”，能否借此谈谈封面设计中“美”与“丑”的关系？

陆智昌：有一个小秘密，有些很简单的设计是用加法加出来的……“美”与“丑”在正常情况下，本应有一个常人的标准，但总是难以说个明白，这人视之为美的可能之于他人是丑。买书的时候我好像也不太在乎封面设计中“美”与“丑”，我更在乎参与者是否尽心去做，心灵之美往往比物态之美更重要。那么说，我们应如何寻找真正的美才是重要的。

“不能否认有时艳俗中是有美态的”

《文化广场》：有研究证明，封面确实对读者的购买欲望产生影响。为此，有的设计者迎合市场，有的设计者仍然坚持设计的引导功能，不让读者永远停留在较低的审美层次里。在您的设计理念中，是怎样平衡这样两种倾向的？

陆智昌：封面对读者的购买欲望的关系肯定是有的，但会有一个临界点，亦即是说到了某一个数量，这关系不一定存在。

设计者与市场的问题，这是关于设计目的的问题，现代设计包含了很多层面，所要考虑的事情是不少的。迎合市场不一定等于不坚持设计的引导功能，亦不一定等于出现较低的审美层次，这只视乎设计者的水平和工作态度。在工作过程中，我确实是很少刻意纠缠于这个问题。时刻怀着平常心，会比较容易找到方向。另一方面来说，不能否认有时艳俗中是有美态的，关键是如何演绎。

影响最深刻的竟是《十万个为什么·天体卷》

《文化广场》：世界封面设计史上，您个人觉得最“美”的封面设计有哪几种？能否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它们“美”在哪里？

陆智昌：我很少用一个封面去看一本书是否“美”，这种抽离方式是没有多大意思的。我喜欢读的书有些是相貌平庸的，更极端的是影响我最深的一本“书”是十岁左右回乡时见到的一本只剩三分之二内页的《十万个为什么·天体卷》，至今我经常用这个体验去思考封面和书的关系。

《文化广场》：出版社各取所需，设计者也会有自己感兴趣的选题，有的设计名家不愿意给市场化很强的书做设计，你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书去作封面设计？

陆智昌：这问题好像包含了几个层次，首先要判断出版社所需要的对于他们来说是否恰当？设计者是否具备一定能力解决他们兴趣以外的选题？市场化很强的书是否一定没有发挥的空间？但这些都好像不是影响我个人选择的原因。挑书不如挑人，设计最大的环节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亦是最难的一个部分。

“我始终相信‘出版能救国’这些老调”

《文化广场》：您曾游学法国两年，并习版画于巴黎十七号版画室。那段经历对您的设计理念影响大吗？

陆智昌：影响是很大的，那里是一个很宽松的环境，有着各色人等。大家的法文都那么差，交谈起来更开心，真怀念那时大概下午4时左右大伙到隔壁那破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光，谈天说地，当中体会到的是不同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

《文化广场》：曾看到您说自己最珍爱的一本书《一个人的受难》，内有心仪的画家作品，更重要是有浓浓的鲁迅装帧风格。鲁迅是您喜爱的装帧设计家吗？或者说鲁迅那一代装帧设计大师，廖冰兄、钱君稥、叶灵凤、丰子恺等，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创造了首屈一指的图书设计，您的设计理念是否也浸染了中国装帧设计的深厚血缘，受到老一代大师的深刻影响？

陆智昌：鲁迅，当然是。关于血缘……这点我自己不太清楚了，反而对于书、出版，我的看法倒有点像老式出版人，我始终相信“出版能救国”这些老调。

“文化因思考而延续，不在于它表面形式的更迭”

《文化广场》：您设计的董桥自选集使用了与杜拉斯系列和陈寅恪文集相同的近于6：4的版面分割方法，其实，这种分割一般来说是有害的，因为它模棱两可，不过对于表现文化这种复杂的思想性题材，过于清晰与直白才是有害的。我想知道您的本意是否也是这样？

陆智昌：这世界确是有黄金比例的存在，依样画葫芦，效果不会太差的。规条以外是否还有别的方法，这是我经常想的问题，这个重点好像它不在于其复杂或简单、清晰或模糊，而在于曾否思考过。文化因思考而延续，不在于它表面形式的更迭。

《文化广场》：学术图书并不容易做出风格，更很难从这种图书的装帧上看出书籍的内容和风格，然而您本人策划的建筑专业书《作文本》却通过一张折叠起来的建筑设计图作为护封，制造出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创意，当初是怎么产生的？

陆智昌：这个是根据作者的要求而配合出来的做法，作者希望内文不加插图以强调内容的文本性。那么原有的

图片得要想个方法

处理，现在的模样是经过

无数次改动才定下来的，其中包括纸张上的工艺问题都做了不少的试验，原始的想法与这个成品有很大差别。

“我是一个迷恋机器的人，有很多台苹果电脑”

《文化广场》：普通的腰封设计有一弊病，大多腰封与封面及整体割裂，尤其是那种为广告而存在的腰封。您设计的书籍也喜用腰封，却增强了书籍的形式美感，让读者多了玩赏的余地，像《明月四十年》采用的大腰封，封面只露出3厘米，腰封与封面同样用心，颜色却形成巨大反差。您通常是应出版社要求设计腰封，还是根据书的内容、封面的整体需求添加呢？您设计腰封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陆智昌：腰封通常是我提出来才加上去的。加上去的内容大多是带有宣传的字句，目的很简单，将那些宣传字句搁在上面，封面会纯粹一点。这东西既然是书的一部分，当然就要考虑它与书的整体性结合的问题，当中同样要考虑的是去掉这东西后封面会是怎么的模样，这同样重要。

《文化广场》：现在的电脑技术给设计者带来了很大方便，等于把工厂搬到办公室来了，设计者可以控制它整个的质量。然而，设计能力是否也同样得到了提高？有观点认为，电脑的出现事实上降低了设计的门槛，封面设计还是要突出人的思维功能，您怎样认为？据说您在设计时也并不太依赖电脑，仍以手绘居多，是这样吗？

陆智昌：我是一个迷恋机器的人，手边有很多很多台苹果电脑，有时还会用十多年前的老式电脑做设计。它们确实是我可信任的朋友，每台机器都有它们不一样的脾性，早前坏了一台伴了多年的电脑，纳闷了几天。得明白我是手工时代便开始做设计，确实很怀念以往的手工作业的方式，但更享受现今科技带来的便利。电脑的好处和坏处只视乎用者之心。我是很少用手稿的人，所以没有什么笔记、手绘的东西，构想都在脑袋中完成，最后就用电脑完成制作。

行业的壮大不能只靠“精英”

《文化广场》：是否可以评价一下目前内地书设计发展的现状？与香港、台湾有什么不同？与世界装帧设计相比，是否还存在明显差距？

陆智昌：比起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进步不少，香港的情况我已不太清楚，与台湾的比较，内地的设计师好像更容易能将个人的特点展示出来。与世界装帧设计相比，明显是整体水平不够平均。

《文化广场》：就您所了解，中国书装设计发展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是否在于设计者们对书籍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陆智昌：这种水平不平均的现象，我想可能是中国书装帧设计发展的瓶颈，一个行业的壮大不能只靠一小部份“精英”。这问题只单单说成是设计者们对书籍的理解不够，太片面了。问题的出现，总会有方方面面的原因，尤其在中国内地。我想，不光是设计者，应该是所有人都去思考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

人物简介

陆智昌，香港出生，现居北京。1988年以甲等成绩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平面设计课程。曾于香港从事书籍装帧设计工作10年，其间曾游学巴黎两年，并习版画于巴黎17号版画室。他参与设计的书籍曾获奖达40多项，并获2004年第六届全国书籍装帧设计金奖“中国最美的书”。他设计的书包括：《我们仨》、《安徒生剪影》、《洛丽塔》、《作文本》、《创意市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杜拉斯作品系列、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奥尔罕·帕慕克作品系列等。最近由他设计的《雷锋（1940－1962）》受到普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