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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诚
现代中国  (1934年2003年)

断代 division of history into periods《南明史》
《明末农民战争史》

阅读顾诚在历史大观的作品!!!
顾诚
  得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顾诚教授病重住院,正值北京非典型性肺炎高发时期,一直未能前去探望。非典疫情解除后,我和王春瑜先生约好在6月25日下午去北医三院看他。没想到当天中午接到电话,说顾诚先生已在十一点零五分去世,我们失去了在他生前再见一面的机会,心情极为沉痛。
  
  我认识顾诚先生,缘起于1981年西安召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听他发言,声音低沉平稳,不急不慢,像个老学究,但条分缕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会下交谈,觉得他书读的多,学识渊博,而又胸怀坦荡,为人正直,值得信赖。返京后,开始同他来往。当时我正研究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则研究明末的农民战争,涉及到明朝的一头一尾,有许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接触慢慢就多了起来,彼此互相熟悉,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顾诚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刻苦的治学精神。正如他所说的:“在学术问题上要取得真正的进展,需要经过研究者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 ”任何学者的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刻苦”二字。但顾诚先生的治学,不是一般的刻苦,而是长年累月、异乎寻常的刻苦。他曾同我谈起,说自己年轻时,白天经常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到城里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去看书、查资料。为了节省时间,中午啃个自带的干馒头充饥,直到闭馆才回家。不管是盛夏还是严冬,从未停止。寒冬腊月,有时朔风怒吼,雪花飞舞,握着车把的双手冻麻木了,就到街边商店里的火炉边烤烤。去的次数多了,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管理人员都认识他。到了晚上,他则在灯下整理抄回来的资料,或者撰写论著。干着干着就忘了钟点,常常是到了后半夜,周围的宿舍都早已灭灯,他才就寝。由于长期白天黑夜连轴转,脑子高度亢奋,很早就落下个失眠症,起初是要到夜里三四点钟才能人睡,后来则要待到东方发白才能人眠,而且还得服用安眠药才能睡着。久而久之,生物钟完全颠倒,形成了晚上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系里知道顾诚先生的这种习惯,把他的课都安排在下午或晚上来上,以免影响他的休息。开夜车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家常便饭,但一般是开到十二点或一、二点,长年累月地通宵开夜车,谁也受不了。记得有一次到香港大学参加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和顾诚先生同住一屋。第一个晚上我还能陪他聊到夜里四点,第二个晚上我只能陪他聊到夜里二点,第三个晚上聊到十二点我就睡着了,但他仍然在灯下看书,直到四点才熄灯就寝。
  
  顾诚先生治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学风极其严谨,富有朴学精神。不论研究什么课题,顾诚先生都力求将有关的资料搜集齐全,做到“竭泽而渔”,没有遗漏。他不仅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还利用各种机会到外地去搜寻资料,其足迹遍及于大江南北。为撰写《明末农民战争史》,他仅方志就查阅了近干部。他撰写的《南明史》,仅引用书目就达到579种,查阅而未征引的书目则是此数的几倍。所引之书,有不少是谢国桢先生《晚明史籍考》列为“未见之书”或未加记载,系由顾诚先生首先发现并首次征引的史籍。我几次拜访顾诚先生,在他书房见到桌子上摆着几大摞一尺多高的稿纸,他告诉我那都是从图书馆和档案馆摘抄下来的资料。他不用卡片抄资料,说卡片抄不了几个字,而是用稿纸抄,一张稿纸不够就再加一张二张,可以完整抄下一大段资料。想想看,这几大摞一尺多高的资料,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得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啊!也就因此,顾诚先生的论著不仅资料丰富、扎实,真正做到“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而且每每有新发掘的资料,和基于这些新资料而提出的新见解。但是,顾诚先生决不是个文抄公,他的论著也决不是资料长编。顾诚先生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特别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他并不满足于“言必有据”、“ 无一字无出处”,而是志在创新和突破,力求解开一个个历史谜团,探明历史事实之真相,阐述社会发展之规律。因此,他对搜集到的资料,都下功夫逐一进行认真的审核、辨析和考证,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然后以此为基础,运用唯物史观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进而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顾诚先生的笔下,许多史籍记载的讹误得到了订正,许多前人不曾解开的谜团被解开,许多流行的观点被否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条条确凿可靠的资料,清晰明朗的历史发展线索,独到新颖而又令人信服的观点。也就因此,顾诚先生的许多论著成为学术精品的典范,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荣获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他耗费十余年功夫的呕心沥血之作飞南明史》,更被誉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而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顾诚先生的史识和史才令人钦羡,他的史德更是令人敬佩。顾诚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专心治史,任凭商品大潮如何冲击,坐冷板凳的决心从不动摇。自从1981年我到他家拜访起,二十多年来他都住在校内那套只有七十多平方米的旧楼房里。那套住宅没有门厅,只有三间房子,其中一间小屋仅有六平方米,两间稍大点的各有十几平方米。他的书房是一间稍大点的房子,里面除了摆放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和一张短沙发之外,就没有多少空余的地方,靠墙的书柜和书架塞满了书,就连床上挨着墙边的地方法也摆了不少书。顾诚先生曾告诉我,说学校曾分给他校内一处较大的房子,他去看了,是处旧房,四壁斑驳,门窗破烂,要搬过去,得先花几万元进行装修;他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作罢。后来学校又分给他校外一处宽畅的新房子,但考虑到那里离学校较,一旦搬过去,就无法泡学校的图书馆,他还是放弃了。由于顾诚先生学识渊博,享有盛誉,海内外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邀请他去讲学。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名利双收的大好事,但他把名利看得很淡,都以生活习惯特殊为由婉言谢绝,继续埋头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以说,顾诚先生真是全身心地投入他所钟爱的史学研究之中,治史之外,别无所求。他这种清苦自持、安贫乐道、与书为伴、专心治史的精神,在当前人欲横流、风气浮躁的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在《南明史》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顾诚先生曾发表过《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明前期耕地数新探》、《谈明代的卫籍》、《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四篇重要论文,就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卫所制度和耕地面积、人口数字,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曾对我谈起,他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和南明史的过程中,曾从大量史籍、档案特别是地方志中,搜集到许多有关明代卫所的资料,涉及明代疆土管理体制的问题。而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正史和政书的记载却又含混不清,引起许多人的误解。有关明代的疆域、耕地面积和人口数字,学术界之所以看法不一,争论不休,皆与此有关。这是明史研究中不可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他的四篇论文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基本观点,准备先听听学术界的反映。待《南明史》付梓之后,将集中精力再写一部专著,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看法。但天不假年,长年累月的刻苦钻研,损害了顾诚先生的健康。他仅得中寿便与世长辞,未能实现完成第三部大作的愿望,实在令人痛感惋惜。
  
  人物档案
  
  顾诚(1934-2003年),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明史专家。1934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49年前,分别就读于江西省立吉安中学、南昌一中。早在建国初期,顾诚先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57年9月,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1年毕业留系任教,此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顾问,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
  
  顾诚先生刻苦治学,学风严谨,富有朴学精神。他兴趣广泛,既对中外历史多有涉猎,又学有专门,是我国享誉海内外的明清史专家。自1978年在《历史研究》发表《李岩质疑》一文之后,他写了多篇关于明清史研究方面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受到史学界的瞩目。他著有《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等专著,均为明清史研究领域最高学术水平的著作。《明末农民战争史》一出版,为农民战争史研究别开实证蹊径,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尤其是他所著的《南明史》一书,是他花去十多年时间的呕心沥血之作,是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在海内外已有广泛的影响,并荣获了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顾诚先生治学有两个特点。第一,研究问题与教学紧密结合。他很少去探讨那些比较偏僻的问题,所作大多是既利于科研的进展,又利于课堂教学这方面课题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历史教学的水平,诸如《明帝国的疆域管理体制》、《明前期耕地数新探》、《谈明代的卫籍》、《顺治十一年--明清相争关键的一年》等文章,所涉及到的明帝国的版图、明帝国对疆域的管理、明朝究竟有多少耕地、人口多少和人口的分布情况,以及明清易代等问题,都是在历史教学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二,研究问题,扎扎实实,在材料的收集上做到"竭泽而渔"。他为了写《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长期沉浸于图书馆的书海中,查阅的地方志,几达 1000多种,另外还包括很多正史、野史、文集、笔记、档案方面的资料。
  
  顾诚先生颇为重视史德。招收研究生,开门第一课,就是教学生坐冷板凳的功夫,于纯洁学风多所致意。他一直强调,做学问是一件苦事,非甘于寂寞,肯下苦功者不能为。他言传身教,常云自己过去经常出入图书馆,中午带一馒头充饥,直至闭馆收书才回家。冬天寒冷,骑自行车双手常被冻得麻木,为了不影响看书,就到附近商店的火炉烤火取暖。他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博士、硕士研究生,堪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楷模。
  
  回顾顾诚先生一生,道德文章,掷地有声。天不假年,仅得中寿,但其人其事当随其著作之长存而永驻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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