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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统治下的高卢
  
  高卢战争
  
   [罗马入侵前的高卢] 凯尔特人从公元前7世纪在今法国出现前,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原有居民的融合、交流,至公元前1世纪中,在高卢共分为三支,即中部的高卢人、北部的比尔及人和西南部的阿基坦人。高卢人是体质上较为纯粹的凯尔特人,居住在加龙河以北至塞纳河的广大地区。比尔及人是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的混合,他们于公元前3世纪从莱茵河以东迁来,定居在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阿基坦人在种族上具有凯尔特人与当地伊比利人混合的特征,分布于比利牛斯山与加龙河之间。这三支凯尔特人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特征,相似的风俗习惯,但讲不同的方言,体质形态上也有差异,他们分别组成约60多个邦。这种邦从组织形式上讲,是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它们拥有的人口和所占土地的多寡很不相同,人口多的可达数十万。如北部比尔及人中的俾洛瓦契邦,据恺撒记载,人口总数约近40万。比利牛斯山中的邦则不过数万人而已。每个邦下面又有几个部落区。各邦的氏族部落都有一定的领土和疆界。较大、较强的邦有森农内斯、爱杜依、塞广尼、林恭内斯、阿浮尔尼、别都里及斯、桑东尼、雷穆维契斯、庇克东内斯等。
  
  
  
  高卢辽阔的土地和丰饶的物产早就为古罗马人所睽视。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经过3次布匿战争,打败北非的迦太基,同时,先后征服巴尔干半岛、西班牙的一部分,并染指凯尔特人居住的地区。第2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不久,罗马征服山内高卢。此后经过几十年时断时续的战争,于公元前 118年占领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建立那榜高卢行省,确立了罗马对山外高卢的部分统治,控制了凯尔特人居住地区与地中海地区联系的交通要道。罗马征服山南高卢和那榜高卢后,对凯尔特人的语言、习惯、文化有较多了解,军队中吸收凯尔特士兵,从而获得一个补充兵员和进攻的基地。战略,装备, [恺撒远征高卢] 公元前1世纪中,罗马成为领有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奴隶制大国。原先以城邦为基础的共和制度已不适应奴隶制在各地的发展,难以对付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奴隶起义。罗马奴隶主统治阶级在镇压奴隶起义的过程中找到了军事独裁这一新的统治形式。一些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为夺取最高统治地位,时而结盟联合,时而明争暗斗,出现从共和制向帝制转变的过渡统治——前后两次“三头政治”。
  
  
  
  公元前58年,罗马政治家和著名军事统帅、“前三头”之一的恺撒出任山南高卢行省总督,后又兼理那榜高卢。他带着4个军团进驻山南高卢后,处心积虑地训练、培植、扩展一支忠于自己的强大部队,同时,伺机侵占尚未被罗马人征服的“蓬发”高卢①广大地区。当时高卢原始社会各邦各部落内部的阶级对立、冲突已很尖锐,私有制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化正在不断破坏氏族公有制,瓦解氏族的血缘关系,“不仅……每一个部落、每一个地区,并且几乎每一个家族,都分成党派”。中部的一些部族甚至已产生萌芽状态的国家权力机构。为掠取土地和财富,各族间战争连绵不断。较大的邦则争雄夺霸,全高卢各邦分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由爱杜依人领导,另一个由阿浮尼人掌握。高卢各邦内外矛盾激化、战事不断的动乱局面为恺撒插手他们的内部纷争,进而出兵入侵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公元前58年,居住在今瑞士境内凯尔特人的一支赫尔维特人出发向加龙河口迁徙。高卢中部的爱杜依邦面临赫尔维特人压境的局面,遂向罗马求援。恺撒率军进入山外高卢,在毕布拉克德附近击败赫尔维特人并迫使他们返回原住地。接着他以高卢人的“同盟和友邦”的名义击败奥维斯都斯领导的一支日耳曼人,使其退回莱茵河东岸。恺撒借出征的机会,在战役结束后将自己的军团和冬令营留在高卢,以镇压高卢人的反抗并欲夺取更多的领土。这引起高卢人的不满,北部比尔及人的各邦首先起来行动,他们相互串联,试图结成联盟把罗马人赶过阿尔卑斯山去。恺撒获悉后,先发制人,率军至比尔及,利用比尔及人与高卢人的矛盾及比尔及人联军在指挥上的不协调和失策,各个击败了势力较强的俾洛瓦契邦和苏威西翁内斯邦,接着在萨比斯河大败以纳尔维邦为首的比尔及联军。此后又相继征服南部的阿基坦人和布列塔尼半岛的文内几等邦。
  
   [高卢的失败]恺撒以军事手段征服了一些邦,又用许愿、结盟等方法笼络、分化瓦解了另一些邦,至公元前53年已占领高卢大部分地区。恺撒在各重镇和交通要冲驻军、建立冬令营,要求各邦提供人质、纳贡、听从军事调度和服从罗马的统治。
  
  
  
  高卢人民并不甘心臣服罗马,公元前52年爆发了几乎席卷全高卢的反对罗马占领者的起义。起义领导者是阿浮尔尼邦的维钦及托列克斯,他曾在罗马军队中服役过,具有军事指挥能力和联合盟邦的外交能力。他组织起一支由各邦战士参加的军队,联合对罗马作战,采取坚壁清野和破坏敌人辎重、给养的策略,与恺撒部队周旋。恺撒倚仗自己军队的高度机动性和丰富作战经验,企图一举扑灭起义。双方军队在及尔哥维亚短兵相接,激烈交战。高卢联军战士作战勇敢又善利用地形,重创了罗马军队。恺撒损失46个百夫长①和将近700名士兵。及尔哥维亚战役后,罗马在高卢的主要盟友爱杜依邦摆脱恺撒投向起义军方面。接着,除雷米人、林恭内斯人和德来维里人外的全高卢各邦,聚集于毕布拉克德,重申联合作战,摆脱罗马统治,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决心,共推维钦及托列克斯为高卢联军统帅。恺撒指挥军队步步为营,构筑大批工事、防堤和壁垒,把联军驻守的阿来西亚团团围住。阿德来巴得邦人康缪斯率军前去救援,两支部队奋勇作战,向罗马军队数次发起猛烈突击,战局几度成拉锯态势,但终因无法攻破恺撒的包围圈而没能会师。最后,联军主力为恺撒的骑兵所歼灭,维钦及托列克斯战败投降恺撒。一场声势浩大,几乎高卢各邦人民都参加的反罗马军事斗争,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被恺撒的10多个军团镇压。至公元前50年,高卢境内反罗马武装斗争基本平息。
  
  
  
  恺撒能在短短的几年间征服幅员比意大利半岛大,人口与罗马不相上下的高卢地区,有许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高卢各邦之间不团结,争战多年。当罗马军队压境,面临被征服的危机时,他们虽具有反侵略、反奴役的斗争性,能结成临时的同盟,共同对付罗马,但高卢各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单元,仍处于以氏族、部落、部族为单位的前国家发展阶段,氏族血缘关系纽带的影响仍深深存在。这种情况,不仅妨碍高卢各邦人民在反罗马斗争中的政治联合,也削弱了军事上集中指挥和协调行动的功能。从罗马方面讲,恺撒采用了软硬兼施的政策,他并不单纯依靠武力,而是把军事征服和分化瓦解巧妙地结合起来,审时度势,抓住高卢人内部的矛盾,或收买、或许愿、或安抚,又择时进行军事打击。这是罗马能征服高卢的第二个原因。第三、恺撒在征战高卢的数年中,培养、训练出一支绝对服从于他,纪律严明,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部队。这支部队擅打攻坚战、防御战,有高度的机动性。加之恺撒是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家,多谋善断,灵活多变,又具有与高卢人打交道的经验,几乎每次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有高卢人与之配合,所以罗马在军事上也处于优势。
  
  高卢被罗马征服初期,各邦所受待遇不同,他们分为联盟邦,即罗马的同盟,在接受罗马统治、罗马宪法的前提下,享有内部自治权;自由邦,即悔过邦,享有一定内部权利;以及缴纳贡赋的雇佣邦。
  
  ① “蓬发”高卢又名“长发”高卢,是罗马人对山外高卢的称呼,是与已罗马化的“托茄”高卢(即山南高卢)相对而言。
  ① 百夫长,罗马军队建制中基层军事单位百人队的指挥官。全军团有60个百夫长。
  
  
  
  高卢的罗马化
  
   [行省的建立]恺撒在高卢征战9年,约100万高卢人被杀,近100万人沦为奴隶。他以罗马士兵和高卢人民的鲜血确立了罗马奴隶主统治阶级对高卢的统治基础。从此,高卢纳入罗马国家的版图,开始了高卢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罗马化时代。
  
  
  
  恺撒征服高卢后,没来得及建立一套完整和有条理的政治行政制度,即被暗杀身死。公元前27年,他在政治上的继承人屋大维就任国家元首,成为没有君主称号的君主。这时罗马已是一个包括整个地中海地区,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为维护地中海地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保障罗马和各行省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屋大维实行独裁政体,着手建立帝国官僚制度。当时,各行省以其丰饶的资源、源源不断的税收和众多的人口在罗马帝国内处于重要地位。帝国初期, 3/4的人口居住在行省,岁收几乎全部来自海外。为此,屋大维整顿改革了行省统治制度,把行省分为元老院行省和元首行省。元老院行省由元老院任命执政官统治,元首行省直属屋大维统治。
  
  
  
  高卢紧靠意大利半岛,濒临地中海和大西洋,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每年向罗马交纳巨额赋税。还在恺撒统治时,高卢的贡税达每年4000万塞斯提斯,财政经济上对罗马具有重要意义。公元前27年,屋大维在那榜行省以外的高卢建立三个元首行省,即凯尔特行省、比尔及行省、阿基坦行省。元首任命的行政长官衔特使任总督,总督驻在地分别为卢格敦(今里昂)、兰斯和桑特(后为波尔多)。这三个行省连同受元老院治理的纳尔榜行省共辖90个左右的州,每州以一个中心城市为首府,包括几个城镇,一些村庄和庄园。地方政府仿照罗马的制度,选举任期一年的行政长官,或接受罗马派遣的官吏进行治理,向帝国交纳赋税,但在内部事务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罗马政府对高卢的上层人物实行拉拢收买的政策。高卢原有的氏族贵族在恺撒的征服战争期间发生变化,有的因反抗罗马而遭消灭,有的与罗马合作或投降而保持原来地位,并被罗马赐与土地和奴隶,成为新兴的奴隶主阶级。公元48年,克劳狄在位时授予高卢贵族以罗马公民权,以后又有选择地将一些贵族补充进罗马元老院。高卢爱杜依邦中某些上层分子是第一批成为罗马元老的外省人。罗马政府还培植高卢贵族,让他们担任行政机关的官员,在罗马的监督和帮助下管理地方事务,或担任由高卢人组成的罗马辅助部队的司令,高卢居民凡志愿加入罗马军团者,一入伍就取得罗马公民权,退役后能获得土地和养老金,成为当地显贵。公元73年,皇帝韦帕芗把高卢和西班牙的千余家显贵和奴隶主富户迁到罗马,将他们充实进元老院或列为骑士等级。允许他们在罗马正规部队中任军职和担任财务官、督察官等政府高级职务。
  
  
  
  罗马在政治上对高卢进行统治的同时,还竭力从文化上推行拉丁化。由于高卢人始终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这就为拉丁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拉丁文是官方使用的文字。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是全国的正式语言,政府官员、军人、商人都必须使用它,拉丁语也是与帝国境内其他各地通商、联系的用语。它先是被高卢上层人物接受,然后又变成一般人民的语言。高卢地区的拉丁语经过长期演变成为中世纪的罗曼语,后来逐渐发展为现代法语。
  
  
  
  罗马在宗教方面也进行了渗透。征服高卢后不久,在鲁格敦建造豪华的罗马女神祭坛,以罗马化的高卢贵族为祭司。高卢原有的多神自然崇拜与罗马的多神教逐渐混合,一些高卢神慢慢具有罗马神的性质。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在里昂召集高卢三行省64个邦的代表成立行省大会,进行崇拜罗马和奥古斯都的仪式,规定每年8月1日举行同样的集会表达对罗马的忠诚。虽然行省大会并不是行省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也无权干予行政事务,但它以宗教联盟和宗教活动的形式加强了帝国在高卢的统治体制,有助于调整各行省内部的关系,后来成为沟通行省与罗马政府、皇帝本人的联系渠道之一。
  
  罗马对高卢的统治和行省政策,在帝国初期曾受到包括一些贵族在内的高卢人的反抗。普通高卢人遭受本地贵族和罗马政府的双重压迫,不愿做被征服的“蛮族”,部分贵族也不甘屈从罗马的统治。他们常领导人民进行反罗马的斗争。公元21年,获得罗马公民权的高卢贵族朱利厄斯·弗洛勒斯和朱利厄斯·萨克罗弗分别带领德来维里邦和爱杜依邦起事,但起义很快为罗马所镇压。公元68年,担任行政长官和副将的高卢贵族尤利乌斯·文代克斯利用罗马皇帝尼禄统治不得人心,人民中普遍存在不堪忍受苛捐杂税的不满情绪,乘机聚集10万人的义勇队发动兵变,宣称要把国家从暴君手里解放出来,但不久即遭失败。公元1世纪高卢境内的反罗马斗争,具有被征服者与征服者矛盾的性质,有的兼有农民、城市贫民反抗新老贵族的性质,曾使罗马统治阶级惊慌失措。然而这些斗争在帝国境内毕竟只是局部的动乱,并没有动摇罗马对高卢的统治,却促使统治者更多采用怀柔绥抚手段,加速高卢贵族与罗马奴隶主阶级溶为一体的过程,以获取高卢奴隶主对帝国政权的支持。同时,罗马政府给高卢地方政府一些有限的自主权,授予全体高卢居民罗马公民权,以此缓和高卢人与罗马统治者的矛盾。通过这些措施,罗马扩大了在高卢的统治基础,在没有派遣大批驻军,没进行直接军事移民的条件下,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
  
  
  [奴隶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高卢地区在被征服的过程中进入阶级社会,形成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纳入罗马帝国的统治网络后,部族间纷争不息、动乱的局面基本结束。同时,罗马废除了与奴隶制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城邦共和制度。将近200年里,在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高卢经济和文化获得明显发展。
  
  
  
  为了镇压高卢境内的反抗斗争,便于调动驻扎军队,后来为对付东北边境上日耳曼人的进逼,罗马在高卢人原有的基础上修筑了较为完备的道路系统。公元前39年至公元16年建成以鲁格敦为中心,贯穿全境的4条干线。并把内河运输联系起来,形成以罗讷河和索恩河为干道,连结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水路运输网。坐落于罗讷河和索恩河汇合处及几条大路交叉点上的鲁格敦是高卢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一些港口和位于水陆交通要冲的内地城市成为贸易集散地。纵横成网的河道和大路,为加速高卢各部的政治统一及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罗马征服高卢后确立了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其地产形式,既有大土地所有制,也有中小土地所有制。罗马皇帝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皇室领地遍布高卢全境。臣服罗马的高卢原有部落贵族以及靠经营商业、手工业发财致富的外来移民也在高卢购置地产。大农庄一般由监工管理,役使整批奴隶劳动,或租给佃户(自由农、破产农民和被释奴隶)耕种。中小农庄主有退役老兵、致富后的小手工业者、商人。他们或自己经营,或由监工经营,役使奴隶和雇工劳动。农业生产从以前单一的种植谷物发展为多种经营。由于气候和土壤条件适宜,葡萄和橄榄树种植业迅速盛行起来。谷物、葡萄酒、橄榄油、火腿等农副产品远销至意大利各城市,甚至东方各行省。与农牧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的门类、产量也有很大发展,在罗马帝国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采矿、采石、冶金、制陶、毛纺织品等部门都处于当时领先地位。其它如木材、皮革、五金、服装、武器等生产也有较快发展。高卢有丰富的矿物资源,金、银、铜、铁、铅等种类矿藏皆具备。盛产花岗石、大理石、石灰、石膏、沙子等建筑材料。帝国时期,大量开采矿藏和建筑石料。石头建筑逐步取代高卢原有的泥皮草房。矿山和石坑大多属于皇帝和政府,由皇室奴隶和被释奴隶进行开采,或租给承包人经营开采。传统的金属冶炼业,尤其是冶铁和青铜冶炼在罗马统治期间成为手工业中最活跃的部门。大小铁匠作坊遍布全高卢,生产各种武器和工具,高卢制造的刀剑闻名意大利。制陶是仅次于金属冶炼的重要手工业部门。2至3世纪,高卢的制陶业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惊人发展。陶瓷产品在帝国市场上取代了意大利康帕尼亚的陶器,远销多瑙河下游。陶器大多饰以造型图案或几何图案,偶尔饰以绘画。高卢还是罗马最主要的毛麻织品制造地区。黑色毛外套、羊毛毯子和毛被等产品深受当时意大利居民欢迎。
  
  公元初几个世纪中,高卢的手工业生产以小型作坊为主,带有家庭工业的性质,规模较小,设备简陋。作坊主使用一两个奴隶或雇少量自由劳动者进行生产。仅制陶和纺织业中有少数使用数百奴隶和被释奴隶从事生产的大工场。丰富的天然资源、方便的交通网和广阔市场所提供的良好条件,使高卢进入奴隶社会后取代意大利成为罗马帝国西方诸行省中经济上最重要的地区。
  
  
  
  罗马征服高卢后,凯尔特人原有的寨堡部分已毁于战火,另一些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为城市。同时,陆续出现一批由外来移民建立的新城镇。高卢城镇在布局和建筑风格上吸收了罗马城市的特点。街道笔直、整齐,呈南北、东西走向。市中心为一大广场和包括政府机关、神庙、竞技场、大浴室在内的一批公共建筑。周围是店铺、作坊、民房和富有者的住宅。城市筑有围墙,城门坚固宏伟。至5世纪,全高卢有100多座城镇,为当地的行政中心或手工业生产中心。这些城市和建筑是古罗马和古高卢文化的结晶,炫耀着高卢——罗马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许多遗迹,如尼姆和阿尔的圆形竞技场、奥朗日的凯旋门、奥顿和特里夫斯的拱门等,都成为今日法国的文化名胜。
  
  
  
  三、罗马帝国晚期的高卢
  
  [罗马统治的危机]从2世纪末到3世纪末,罗马帝国出现了政治经济的全面混乱。城乡经济衰落、国库空虚、政局动荡、内战不断发生。罗马帝国这段时期的危机称为“三世纪危机”。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奴隶制经济的衰退。从2世纪中叶起,罗马帝国已无力发动大规模战争来掠夺奴隶,而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迫,又造成大量奴隶死亡。2世纪后叶,罗马奴隶人数减少奴隶价格上涨,广泛利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矿山和手工作坊已无利可图,难以维持下去。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枷锁。
  
  
  
  到3世纪,罗马社会经济急剧衰退。经济的倒退使赋税收入减少,加之宫廷奢侈糜费、官吏贪污成风、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大量铸造不足值的劣币,这又促成物价上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社会经济全面衰退的情况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化、政权不稳定。中央政府的力量越来越削弱,地方势力割据称雄。 192年,康茂德皇帝被杀后,近卫军和各行省的统帅纷纷拥兵自立为皇帝,相互间展开内战。253—268年,罗马帝国的中央政权几乎全部瘫痪。名义上虽然还有皇帝,但各行省的军队统帅都拥兵割据,成为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者。
  
  
  
  258年,高卢驻军司令官波斯特模率军脱离罗马,自立为皇帝,建立独立的“高卢帝国”,自设行政机关,自铸货币,统治范围除高卢外,还包括日耳曼、不列颠和西班牙。268年,波斯特模为士兵所杀,高卢分裂。南部拥立维克托里努斯为皇帝,北部以玛里乌斯为皇帝。不久维克托里努斯击败玛里乌斯,成为全高卢的统治者。高卢帝国是指挥官军事割据的产物,它并无牢固的社会阶级基础,从一开始就面临罗马皇帝的讨伐,驻扎在莱茵河畔长期效忠于中央政权的军团的敌视,与其它军事割据者斗争及内部各级指挥官的争权夺利。这一局面持续到273年,高卢皇帝泰特里克为镇压国内起义,向罗马求援,答应交出军队,高卢才重新归并罗马帝国。
  
  
  
  [巴高达运动] 罗马帝国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使人民遭受莫大的苦难。小农在重税、暴政、战乱的重压下,往往沦为隶农,处境和地位与奴隶越来越相近。城市的中下等阶层也日益贫困、没落。高卢地区的经济自2世纪末起呈现停滞,手工业生产出现衰落,商品行销范围缩小。破产的农民中间不满情绪加剧,被压迫者同压迫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尖锐。终于在269年爆发了奴隶、隶农的大起义——巴高达运动(高卢语巴高达是战斗者的意思)。起义者乘高卢脱离罗马,统治阶级力量薄弱之机,建立以农民为步兵、牧人为骑兵的军队。占领大片农村地区,夺取大庄园,杀死或赶跑庄园奴隶主,攻陷城镇,打击豪富贵族,剥夺其财产。攻占奥古斯托登城后许多同情起义的手工业者、国家武器工场的雇工及其他城市贫民加入义军。巴高达运动声势浩大,斗争席卷全高卢。在高卢皇帝泰特里克与罗马的联合镇压下,起义一度转入低潮,283年,斗争再度爆发,义军推举埃里安和阿芒德为皇帝,自铸钱币,管理地方事务。285年,罗马攻克马恩河与塞纳河汇合处巴高达运动的主要基地,以血腥的屠杀暂时平息了起义,在全高卢重建罗马的统治。巴高达运动是罗马帝国政治经济危机的产物,是高卢境内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与同时发生在埃及、西西里、阿菲利加等行省的起义一样,反映出帝国政府竭力维护、加强的奴隶制度已开始走向衰落。远离帝国政治中枢,充满着激烈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地区,成为罗马帝国奴隶制统治锁链上最薄弱的环节。这些地区奴隶、隶农和人民的斗争成为冲击、打碎西罗马帝国政权,促使西欧奴隶制度崩溃的催化剂。
  
  [民族融合和罗马统治的终结] 高卢从原始社会起,就是各民族交汇、融合,不同文化互相影响、渗透较为明显的地区。公元前1千年代前半期,凯尔特人在法国出现并同化当地居民,是高卢原始社会晚期最大的一次民族融合。这一持续数世纪的融合是通过凯尔特人诸部落联盟的迁徙、征战,与当地原有居民杂居而实现的。这一融合在文化上表现为凯尔特人的拉登铁器文化传遍全高卢,在体质形态上表现为形成凯尔特人与当地居民混合的高卢人、比尔及人、阿基坦人。
  
  
  
  高卢被征服并纳入罗马帝国版图后,开始了高卢历史上第二次较大的民族融合。这次融合是在政治统一的基础上,通过高卢人的原始文化与罗马奴隶制文化的撞击、相互吸收而实现的。它表现为在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讲拉丁语的高卢——罗马人。尽管在广大农村,民间拉丁语和高卢语曾长期并用,但拉丁语以其使用者的文明优势逐渐融合了高卢语,同时,具有相当文明程度的高卢人在接受拉丁语时,也以自己的语言对拉丁语施加影响,使高卢拉丁语不同于意大利语族中其它古代方言。
  
  
  3至4 世纪游牧世界中的民族大迁徙,引起高卢境内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帝国初期,日耳曼诸部落是高卢境外最大的一支“蛮族”。公元1世纪,日耳曼人的社会和经济还处于原始发展阶段。他们中有的部落住在高卢东部边境地区,作为罗马的盟友向罗马交纳贡税,为辅助部队提供兵员。有的则敌视罗马。罗马三大军事集团之一,大多由高卢人组成的莱茵军8个军团主要驻屯在莱茵河边界上防御日耳曼人。公元83年,罗马皇帝图密善曾亲征莱茵地区,在长约300公里的边境上构筑工事,封闭日耳曼人可能侵入高卢的通路。3世纪时,日耳曼人的原始公社制度进一步解体,在向外征战中形成法兰克、勃艮第、阿勒曼等强大的部落联盟。在欧亚大陆民族迁徙的影响下,日耳曼人诸部落相继掀起一阵又一阵入侵罗马的浪潮。3世纪危机爆发后边境上驻军逐渐减少,大批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阿勒曼人,乘机从莱茵河右岸进入高卢东北部,占领农村地区。罗马无力防御,只得让他们以罗马同盟者的身份定居。不少人深入内地,有的被招至军中,罗马军队中的日耳曼雇佣军,尤其是骑兵越来越多;有的沦为奴隶和隶农。5世纪初,罗马为对付西哥特人入侵意大利半岛,调莱茵驻军保卫罗马城,高卢东北部已无兵可守,边界洞开,日耳曼人各支再次涌入高卢。早已在高卢定居的“蛮族”因处处受压迫,随时可能被变卖为奴而乐意投靠入侵的同族人。与此同时,巴高达运动余焰重燃,斗争遍及全高卢。这种形势下,入侵的“蛮族”相继站稳脚跟,摧毁罗马的统治,在高卢的土地上建立起几个王国。419年,西哥特人以图卢兹为中心建立第一个蛮族国家。457年①,勃艮第人在罗讷河和索恩河流域以里昂为中心建立勃艮第王国。486年,法兰克人在高卢北部击溃残存的罗马帝国军事政治势力,建立法兰克王国,并于5世纪末征服高全卢。
  
  
  
  罗马对高卢500年左右的统治,在奴隶、隶农和人民的暴动起义及蛮族侵入的打击下被摧毁。高卢的奴隶制随之瓦解,日耳曼人解体的公社制因素与高卢内部萌芽的封建因素结合,逐渐演变为中世纪的封建制度。
  
   [基督教开始传播]高卢并入罗马以后,罗马政府对产生于原始社会的特罗依德教,并没有打击或取缔,而是采取利用的方针,把特罗依德教崇拜的神祗搬到罗马神庙中,使其从属于罗马的大神,并奉罗马皇帝为最高祭司。罗马宗教中虽已有主神丘必特,但多神自然崇拜的观念仍长期存在,各地各行业都有自己的守护神。因此,特罗依德的多神崇拜与罗马泛神的一神宗教具有某些共同的信仰特点,在高卢罗马化的过程中,这两种宗教很自然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宗教形态。它既保留了特罗依德教对自然力量崇拜的观念以及在葬俗等方面的宗教仪式,又吸收了罗马宗教中的因素。特罗依德教崇拜的神灵,其造型原先往往为某种动物,与罗马宗教结合后,神灵都具有人的性质,造型也采取拟人的形象。特罗依德教的神庙原先多为木结构方形、圆形或多边形的小型建筑,后来则采用罗马的万神殿作为供奉神祗的庙堂。无论特罗依德教还是罗马宗教都脱胎于原始社会,带有浓重的原始宗教色彩,信仰基础都还没完全摆脱一城一邦,或某一行业的狭隘范围。罗马进入阶级社会的历史只有几百年,其宗教还没有来得及吸收奴隶社会中哲学、文化意识等方面的精华。特罗依德教是由口传下来的实践和信仰构成的,无完整教义,无宗教典籍,也无宗教教育。与罗马统治以前相比,高卢的特罗依德教除崇拜罗马帝国和罗马君主外,其宗教形态并无实质性变化。当罗马征服高卢和地中海沿岸各国后,摧毁了旧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产生古代宗教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也随之消失。这时,需要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横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帝国的需要。这一新的宗教就是基督教。
  
  
  
  公元1世纪初,基督教产生在西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中。这一地区长时期中饱受战祸和民族动乱。原始基督教是被压迫者、奴隶、下层人民的宗教,在它产生和传播的过程中,通过犹太民族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交流,吸收了希腊文化和哲学的内容。基督教信仰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宣称上帝对各民族信徒同等看待,宣扬“信徒因基督的牺牲而得救”。这些教义对于当时在政治、经济、法律上都处于无权地位,只能追求精神寄托来摆脱绝望处境的下层人民,具有很大吸引力。加之简化的宗教仪式,使基督教在下层民众和失意的上层分子中迅速传播并战胜其它宗教。
  
  
  
  早期基督教认为崇拜上帝与效忠皇帝难以调和,不敬罗马的神,不承认罗马皇帝是神,因而罗马帝国政府视基督徒为“叛逆”,进行迫害。对基督教实行一面打击、镇压,一面争取的政策。基督教在传播中,随着中上层人士入教并取得领导权,政治上早期反罗马的态度转为力求与统治者妥协,罗马政府对基督教也从迫害改为宽容、怀柔、利用。
  
  基督教约在2世纪后期传入高卢,由基督教的一支孟他努派从西亚传至高卢。土耳其出生的教士伊里奈乌于公元160年到里昂传教,177—178年任里昂主教。与罗马帝国其它行省情况不同,基督教被奉为罗马国教以前,高卢的基督徒大多是讲希腊语的外来移民,教士多来自东方,传播范围局限于一些城市内。长期以来,罗马皇帝残酷迫害基督教徒,高卢地区大批教徒被处死。直到 4世纪初,才停止迫害。 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标志着帝国从迫害改为利用基督教的开始。接着,帝国政权大力扶持基督教会,发还教会产业,允许教会经营工商业,享受免税特权。375年,罗马政府禁止向罗马传统崇拜的神庙献祭,皇帝不再是这些神庙的大祭司。392年进而命令关闭一切非基督教的神庙,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国教,从此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宗教,教会势力迅速增长。罗马政府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又对教会加以控制,各种特权只给皇帝支持的正统教会,使教会成为维护罗马奴隶制帝国的精神支柱。在高卢,政府强迫人民信奉基督教,停止信奉其它宗教。同时建立正式的基督教会组织,教徒从早期的移民扩至统治阶级上层人士。公元300年至400年,高卢的教区从26个增加为70个,主教通常由高卢——罗马贵族担任。皇帝、贵族和社会上层人士捐赠的大量土地、房产、财宝,使教会财富急剧增加。在帝国晚期动荡不定的形势中,中下层居民宁肯以自己有限的产业献给教会,托庇求靠教会特权,以期保障生活。5世纪时,基督教已把城市异教根除,其势力由城市伸入农村。教会凭借拥有许多庄园、领地,以及众多的奴隶和隶农,与信奉基督教的世俗大庄园主勾结,依赖统治阶级的暴力在农村传播基督教。基督教最终取代罗马化的特罗依德教成为高卢唯一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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